這份條約允許華工留洋，表面促進國際貿易，實際卻將華工推向火坑

文 | 江隱龍

後世歷史學家在審視晚清開華工出洋之禁時，大多以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為肇始。這兩份《北京條約》均簽訂於咸豐十年（1860年）十月，其實在幾個月前，時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便已經出具了一份《准許各國招工出洋照會》，同意歐美列強在廣州城內外設公所招華工出洋，一個月後，又將招工地區拓展到了潮州。在潮州發布告示時，勞崇光也說明了開放招工的緣由：

「惟本部堂所屬潮州府汕頭媽嶼一帶地方，查得內地拐匪甚多，誘騙良民，私行販賣。亦有外國船隻，接受被拐華民，私運出洋之事。潮州現已經開港貿易，所有稅餉，已派稅務司在彼幫同辦理……」

不難看出，勞崇光開放招工並非源於對海外貿易的肯定與支持，而是面對「內地拐匪甚多，誘騙良民，私行販賣」現象的無奈之舉。既然無力制止私招華工，那便不如將其合法化並通過律法加以限制。曾經居於宗藩體系金字塔頂端的天朝，曾經寧可放棄海外華工也不願意開放海禁的清帝國，曾經雄踞整個西太平洋海域的華人海盜，在勞崇光做出這一份照會之時都已經成過眼雲煙——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來，中華文明的衰落已經不可避免，而「華工」一詞也勢必在這一衰落的進程中被推向人類食物鏈的最底層。

大航海與工業革命極大刺激了歐美列強對於工農業勞動力的需求，然而自1833年大英帝國解放了其領土中大部分黑奴以來，奴隸制在世界範圍內的消亡使得歐美列強能夠支配的勞動力越來越少，於是其眼光自然而然投射到了人口稠密而又落後遲鈍的東方。早在嘉慶十五年（1810年），葡萄牙人便曾強擄了一百名清朝茶工至巴西做奴工，相似的事件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已不算罕見。然而，強擄華工畢竟是海盜行徑，一方面每次行動均需頂著違法甚至與清帝國開戰的壓力，另一方面僅依靠強擄也遠遠不能滿足列強對勞動力的需求，於是列強均期望清帝國能從法律層面開放華工出洋的禁令，以實現其招工的合法化與常態化。

有需求便有市場。一方面是列強對廉價勞動力的巨大剛需，另一方面大量生活貧苦的華人也的確希望通過出洋打工求得生存，於是在雙向需求的動作下，出現了勞崇光所言「內有拐匪誘騙、外有洋船私運」的殘酷現實。

其實在勞崇光所處的時代，華工出洋現象雖然仍然為大清律法所禁止，但其規模已非嘉慶年間可比，而且多披上了「契約」的外衣。拐匪與洋商先以半強迫半欺騙的方式令華工簽下契約，一經出洋之後這些華工便會遭受到不亞於奴隸的壓榨。更為可悲的是，這裡的「拐匪」其實包括一些清朝的地方大臣，比如勞崇光的前任兩廣總督柏貴早在咸豐九年（1859年）便私自賦予了英國招工公所招收華工的權利。同年，柏貴病逝於廣州，勞崇光隨即繼任，並於翌年最終以通過照會的形式認可了列強招工的合法性——這個照會，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就在《准許各國招工出洋照會》做出的同年，清帝國分別與英國、法國簽訂了《北京條約》，正式以朝廷的名義取消了華工出洋的禁令，由此正式開啟了晚清華工出洋的血色浪潮。這兩份《北京條約》的相應條款如下：中英《北京條約》第五款：「戊午年定約互換以後，大清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併赴通商各口，下英國船隻，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英欽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會定章程，為保全前項華工之意。」

中法《北京條約》第九款：「戊午年定約互換以後，大清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法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法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家眷，一併赴通商各口，下法國船隻，毫憑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法欽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會定章程，為保全前項華工之意。」

兩份條約，兩個條款，除國名外居然一字不差。可嘆的是，條款中的「戊午年定約」所分別指向的兩份文件也有著相同的名字，那便是咸豐八年（1858年）清帝國被迫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而簽訂條約的另一方，同樣是英國與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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