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火燒趙家樓的真相 我是一個被憤青冤枉了的好人

01

1919年5月4日，一場註定要名垂青史的愛國運動轟轟烈烈展開，而「火燒趙家樓」無疑是這場運動的最高潮。

這把火，燒出了一個狼狽不堪的漢奸賣國賊，他從此聲明掃地，仕途斷盡，遺臭至今；

這把火，也燒出了一個威風凜凜的愛國好青年，他從此聲名遠播，步步高升，風光無限。

那個賣國賊叫曹汝霖，那個好青年叫梅思平。

曹汝霖

在洶湧愛國浪潮中被燒成灰燼的趙家樓，是當時任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的曹汝霖的住所。

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中國從德國手中收回青島的正義要求遭到拒絕，「二十一條」不但沒有取消，竟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

消息傳來，國內輿論嘩然，更激起民眾的仇日情緒。作為親日派官員的曹汝霖、陸宗輿與章宗祥自然首當其衝，遭到了愛國民眾的猛烈抨擊。

02

曹汝霖字潤田，清光緒二年出生於上海一個書香門第。他先是像眾多舊式讀書人那樣進私塾，苦讀四書五經，並在18歲那年中了秀才。但很快他就拋棄了所謂的功名，轉到經元善創辦的新式學堂求學。

當時西風東漸，特別有錢人家的少爺小姐都去歐美留洋了，一般有錢人家的小少爺小小姐則跑到了日本留學（那時去日本留學要比去歐美便宜許多），曹汝霖很顯然屬於後者，他先入早稻田，後改入東京法學院，成了法律系的高材生。

曹汝霖後來回憶，「日本人愛國心重，寧買日本粗品，不用舶來精品，無論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國貨。我以為日本富強之源，即由於人人有愛國心也。」

清末，列強逐浪而來，中國江河日下，冉冉新升的日本的確最容易讓那時的中國人產生親切感，成為學習的榜樣。曹汝霖的親日情結，正是由此而來。

曹汝霖學成歸國後，就職於新成立不久的商部，後被調入外務部，他因參與中國和日本的東三省會議而結識袁世凱，受袁提拔快速飛升，做到了外務部左侍郎。

滿清高官沒當多久，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以猝不及防的姿態退出歷史舞台，袁世凱粉墨登場。

袁世凱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式進入袁世凱政府班子之前，曹汝霖這位留日歸來的法學高材生拿到了民國第一個律師證，是中國建立律師制度之後第一位本土的執業律師。

曹汝霖做起了律師，很多親朋好友對此都表示不理解。就連十分賞識曹汝霖的袁世凱，都曾問他：「何必做律師，律師不是等於以前的訟師嗎？」

就連袁世凱這樣在清末憲政中改革創新、後來做過民國總統的人物，對於律師的理解尚是停留在訟師的階段，可見當時的國民與民國，距離真正理解現代法治的精神與理念，仍然相差甚遠。

03

律師的行當沒當多久，袁世凱先是委任他為議員，旋即又任命他為外交部次長。袁世凱死後，曹汝霖在段祺瑞政府任交通總長、財政總長。

如果不是突如其來的五四運動，曹汝霖的仕途將會繼續一帆風順下去。

「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這是五四運動的口號之一，國賊有三：章宗祥、陸宗輿、曹汝霖。

章宗祥

曹汝霖一直以來負責對日外交，「二十一條」也正是由曹汝霖親自負責將其送至日本公使館的。

學生們揮舞著大旗雲集天安門，金水橋邊高懸著橫幅：「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學生們原定的是示威遊行，但群情激奮之下，局勢漸不可控。遊行中，有人忽然提出「找曹汝霖算賬去」。遊行組織者之一的北大學生傅斯年不同意，他說：「為什麼不按計划進行？ 一旦群情激憤到了曹宅，出了意外，我負不了這個責任。」

但傅斯年的話無濟於事，遊行隊伍很快到了趙家樓曹汝霖宅第。

學生們撞開門，曹汝霖趕緊躲了起來，當時恰好的曹宅喝茶的章宗祥躲避不及，被人從鍋爐房中拖了出來一頓爆捶，全身受傷達五六十處。之後學生們又找來煤油縱火，把曹家的一排西式房屋燒成廢墟。

這一把火，燒出了五四運動里看似正義實則無恥的一幕戲。

放火的學生明知道曹汝霖不在屋裡，而他的小妾和幼子當時正在屋內，當那個無助的女人和懵懂的孩子從濃煙中九死一生跑出來時，他們不但沒有半分羞愧，反而大加辱罵。

事件過後，曹汝霖被免職，他先在醫院躲了兩天，後來又搬到北海團城暫住，從此足不出戶，再未登上政治舞台。

這個臭名昭著的「漢奸」在民眾愛國浪潮下被拉下馬，從此再無東山再起之可能，而愛國青年們把這場運動擴散到全國，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迫於輿論壓力，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勝利，漢奸走狗遭到貶斥，皆大歡喜。

04

但曹汝霖真的是漢奸嗎？

誠然，他是知日派，因為早年的留學經歷，因為回國以後一直擔任對日外交職務，但親日就一定是賣國賊嗎？

日本這個小鄰居自明治維新之後，迅速國富民強走向世界，國內有識之士無不以日本為榜樣，立志變法圖強拯救中國。

彼時不僅曹汝霖親日，即便秋瑾、孫中山、黃興等名士，都有著程度不一的親日情結。若因此就給他扣上漢奸帽子，豈非有失公允？

曹汝霖被罵為大漢奸，是從1915年的「二十一條」開始的，其主要經手人為時任外交部次長曹汝霖和時任駐日公使陸宗輿。

關於「二十一條」的爭議歷來很多，且先不論袁世凱根本沒有全盤接受二十一條，且曹汝霖還曾代表中方外交官就條約問題與日方進行過艱難談判，段祺瑞甚至主張不惜和日本一戰。

在喪權辱國的條約簽訂上，曹汝霖等人僅僅是書面簽訂者，弱國無外交，當事人能做的，無非就是把傷害降到最低，當曹汝霖親自把條款送到日本公使館時，他「心感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但輿論依然把曹汝霖與二十一條炒成了舉國皆知的賣國事件。

有意思的是，二十一條對中國的危害遠大於巴黎和會將德國利益轉給日本，但二十一條卻沒有爆發民眾運動。

巴黎和會召開時，曹汝霖的職務為交通總長，與外交以及巴黎和會沒有半毛錢關係，只是因為他「賣國」的名氣大，一向親日，才成了學生們的出氣筒。

05

事實上，即便沒有五四運動，中方代表也幾乎不可能在條約上簽字，反觀五四運動的一些細節，卻耐人尋味。

北大預科學生郭欽光，患有嚴重的肺病。五四遊行那天，同學們勸他不必參與，但郭欽光堅持要去，結果第二天便吐血而死。學生們此時正為燒了曹宅打了章宗祥而忐忑，狄君武等人靈機一動，統一宣傳口徑，一口咬定郭欽光是「五四」那天被曹汝霖家的傭人打死的。

一面成功地嫁禍曹汝霖——既然曹汝霖是漢奸賣國賊，嫁禍於他也就不是什麼不公之舉，而是咎由自取罷了；一面又把郭欽光塑造成為國捐軀的烈士，通知上海和天津等地與北京同時召開追悼大會，藉此再造革命聲勢。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而現實卻是，五四之後，學生中開始出現更多負面現象，有人認為學生萬能，視法律如無物，動輒掀起學生運動，甚至自選教員，對哪位教員不滿便罷課要挾。查毓瑛在給胡適的信中提到，北大學生熱衷於開會，每年大小會不下千次，而「關係學術的恐怕不能佔百分之一」。有的學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發名片炫耀自己。

06

五四運動發生時，曹汝霖只有四十二歲，正是仕途通達、人脈豐厚的上升期，此節過後，他卻像是完全對政治失去了興趣一般，再未擔任政府公職，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夫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夫，便雇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衚衕，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夫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曹家還經常向人施捨棺木。

此外，曹汝霖還發起建立了一所慈善性質的中央醫院，窮人看病一概不收分文。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十餘年，從未拿過薪水，只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醫院，曹汝霖上下遊說活動保下醫院，收容了大批不願為日軍賣命的愛國醫生。

抗戰爆發後，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日軍將曹汝霖看做華北偽政權的理想人選，給他掛上「最高顧問」、「委員長」的虛銜，他堅辭不就，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親日派」之稱的曹汝霖在大義面前沒有淪為漢奸，而當年的北大學生，在火燒趙家樓事件中沖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戰期間卻墮落為一個大漢奸，出任過汪偽政權的組織部長、內政部長、浙江省長等要職。

梅思平

梅思平13歲的女兒梅愛文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我不願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與其斷絕關係。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憤青在關鍵時刻往往最容易質變成漢奸。曾經人人喊打的漢奸竟然堅貞不屈，而當年高舉義旗的愛國者卻成了賣國賊。真是「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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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有句話，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而是歷經風霜後洞若觀火的猥瑣大叔。

抗戰勝利後，曹汝霖因親日而遭軍統監視居住，但幾天後，蔣介石獲知此事，即下令解除監視，戴笠還為此事親往曹家致歉。這雖然並不足以說明曹就完全清白，但至少他與日本人的交往，並未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什麼災難。

民族情緒如同星火，輕易狂歡，輕易煽動，輕易燎原。民眾在此類事件面前僅僅需要一個出氣筒，至於曹汝霖是真漢奸還是偽賣國並不重要。

1898年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斬首的時候，民眾們喊著「清奸」向他們仍爛菜葉子臭雞蛋。

人類歷史數千年，從來不缺乏起鬨的「愛國賊」，明朝時他們吃過袁崇煥的肉，清朝時他們飲過革命黨的血，和平年代他們大喊著打倒賣國賊，抗戰時他們向侵略者投懷送抱。

火燒趙家樓的灰燼餘溫尚在，「梅思平」們從未改變，在清朝時揮舞著手裡的爛菜葉，在民國時揮舞著手裡的彩旗，在今天揮舞著手裡的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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