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物行止錄（四）
百年人物行止錄（四）
陳遠 輯
據馮友蘭回憶，黃侃「在堂上講書，講到一個要緊的地方，就說，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還有一次黃侃有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恰巧那天黃侃也在隔壁請客，聽到老師說話，學生趕緊過去打招呼，黃侃一見便對他批評起來。學生請的客人都到齊了，黃侃還不放他走，學生情急之下，便把飯店的人叫來，說今天黃先生在這裡請客的錢全都記到我的賬上。黃侃聽了大樂，便對學生說，好了，你現在可以走了。
在北大執教時，黃侃曾借住在吳承仕家，二人既是章門弟子，又是朋友。黃侃恃才傲物，在課堂上經常放言無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吳承仕那裡。吳知道黃的脾氣，委婉地請他注意，一言不合，兩人便鬧翻了。不幸的是，這年七月，黃侃在北大讀書的長子念華突然病逝，念華年僅19，「性行和厚，能讀父書」，黃侃悲痛欲絕，「思避地以殺其悲」（黃焯語）。也許因為悲傷過度，黃從吳宅搬走時，不僅不付房租，還在白色牆壁上用毛筆寫滿了許多帶鬼字旁的大字，畫了許多黑色叉叉，並在房樑上寫下「天下第一凶宅」幾個大字。吳向他索要房租時，他不僅拒不支付，還理直氣壯地說，再要房租，須還我兒來！吳只得作罷。
鄭奠是黃侃最喜愛的學生，黃去教室上課時，常常讓鄭奠替他拿著皮包。鄭奠畢業之後，也留在北大任教，與黃侃由師生而同事，但對黃侃還是很尊敬。
有一天，國文門教授黃節在家裡請同事吃飯。黃侃和鄭奠師生二人都前去赴宴。鄭奠那天穿了新買的一件皮袍。黃侃見了，大為不悅，便說：「我還沒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
鄭奠心想：你管得著嗎？就回了一句：「我有穿皮袍的權力！」
黃侃聽了很生氣，從此再也不理會鄭奠了。
蔣夢麟
蔣夢麟初到北大時，與陳獨秀氣味相投，他倆都一個相同的習慣，就是在參加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就喜歡把冷盤或者第一、二道菜盡量地吃，等到好菜上來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吃飯了，所以大家都說他們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
1924年10月，魯迅寫了一首詩《我的失戀》寄給了當時的《晨報副刊》。魯迅的好朋友、編輯孫伏園隨即編髮，但是在見報的頭天晚上，孫伏園到報社看大樣，發現魯迅的詩被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撤掉了。孫伏園一看就按捺不住火氣，加上劉勉己又跑過去說那首詩實在要不得，然而又說不出任何「要不得」的理由，孫伏園一時氣急，順手就打了劉一個嘴巴，還追著他大罵一頓。第二天，孫伏園就辭職了。
1925年東南大學風潮中，柳詒徵遭人攻訐，說他想做文學院院長，又說他想做江蘇教育廳長，柳也不分辯，只是馬上辭了東南大學的教職，遠走東北，應了東北大學之聘。直到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東南大學改為第四中山大學，柳先生才回來任該校教授兼籌備委員。當時實行的是大學區制，全省的專門學校和中學校，都歸這個大學管轄。國民中央政府規定，指撥江蘇田賦180萬，充教育專款。而省財政廳長說，江蘇預算已經制定，田賦收入並無餘款可以指撥。校長和財政廳長商量不通，派柳先生和另外兩三個籌備委員去仍是不通。隔了一天，校長再派柳先生等兩人去。財政廳長說，已說過一個錢也沒有，何必又來說空話。柳先生說，這次不是來說空話，只是商量一個具體的辦法。接下來說：我曉得財政家都有個秘訣，收入是以多報少，支出是以少報多。財政廳長一聽立即站起來說，哪有這樣的情形，若是這樣，你來當廳長我去教書好了。柳先生說，請您莫動氣，我若是不明了江蘇財政的實際情形，也不敢亂說，我是讀書人，已從《賦役全書》上看到了最近全省的各種統計數字。我們江蘇的老百姓向來不敢拖欠國稅，但是每年秋勘之後，徵收總不足額，那是各縣知縣和胥吏舞弊，名為民欠，其實都可追繳。所以每年的預算，都有帶徵積欠一項。前天廳長讓我們看的本年預算，田賦收入項下，既與征額之數不符，又和前幾年實征之數不符，又未載明帶徵積年的欠款，這不明明是以多報少嗎？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將我寫的一篇賬請你細看。廳長無語。柳先生又給對方出主意，說，你既已在省府會議上說過沒錢，再開會時，也不必說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只說教育經費至關重要，教育界諸位逼迫太甚，我沒有辦法只好承認了，各位就不必問這筆錢的來路，你看這樣說好不好？這話若可行，就一言為定，180萬照撥，你若不以為然，我就將我所寫的，在各報上公布，請莫見怪。「這位廳長，真正漂亮，聽我一席話，滿口應承」。
1926年，魯迅在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任研究教授時，校長林文慶召集研究院的負責人和教授們開會，說明「學校經費困難」，提出削減研究院一半經費的計劃。教授們紛紛表示反對，說：「研究院的經費本來就少，連研究成果的印刷費都付不出，絕對不能再減了。」
林文慶無奈，只好使出撒手鐧：「關於這事，不能聽你們的。學校的經費是有錢人拿出來的，只有有錢人，才有發言權。」
他的話音剛落，魯迅立即站起來，從口袋裡摸出兩個銀幣，「啪」的一聲，扣在桌子上，說：「我有錢，我也有發言權。」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與陸小曼在北京北海漪瀾堂舉行婚禮，徐陸都是梁啟超的受業門人，在此之前聯袂去請梁啟超證婚。梁不加推辭，並對徐陸說：「我當場要訓話的——要不客氣地訓話的。」徐陸以為證婚人訓話是婚禮儀節上的例行公事，何況能得到老師的訓話，更屬榮幸之事，當然表示歡迎。婚禮當天，新郎新娘交換飾物之後，司儀人讀至「證婚人訓辭」時，梁啟超便於鼓樂喧天賓朋雲集聲中，上台致訓，他當真履行了他「不客氣的訓辭」，一開頭就說：「志摩，小曼，均是我的得意門人，學術能力，胥高出常人萬萬，誠是國家的柱石，社會的中堅，他倆的結合，可稱璧合珠聯，異常美滿的了。可是徐曾與××結婚，離婚，……結婚，離婚，陸曾與××結婚，離婚……結婚，離婚……雖婚姻奮鬥各有自由，畢竟離合錯綜，顯足增益人生無窮的創痛。我以先生和證婚人的雙重資格來訓勉你倆，卻要『同偕到老』，不必用應付前此『離婚者』的辦法，再顯身手。否則便對不起你倆自己，對不起參加盛典的各位來賓，尤其對不起證婚的我——梁啟超。」梁啟超所說的話都是事實，但是在那樣的場合，誰也不願記憶起那些舊事，在場賓客均為當時名流，一時為之默然，徐志摩陸小曼也為之變色，最後徐志摩只好哀求梁啟超：「老師，給學生留一點面子吧！」梁才作罷。梁「畢竟離合錯綜，顯足增益人生無窮的創痛」之語，應指徐志摩介入其子梁思成之家庭，所以才有此不客氣的訓辭。
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時，和教育系教授高仁山是莫逆之交。1927年10月，高仁山以參加政黨、有反對北京政府之嫌，遭張作霖下令逮捕，不久被槍決。
高仁山死後，蔣夢麟對其妻陶曾榖照顧備至。當蔣夢麟的妻子病故後，他便與陶曾榖結為夫婦。婚禮上，蔣夢麟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
孫傳芳自任東南五省聯軍統帥時，駐紮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去拜訪馬一浮。馬一浮不肯接見。家人鑒於孫傳芳當時的權勢，便打圓場說：「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斷然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孫傳芳只好悻悻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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