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以寬失天下？不是法律寬鬆，而是治理太混亂

明太祖說「元以寬失天下」，其實是個誤會。這裡的寬並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寬厚意義上的寬，而是說法律不夠嚴密，對違反社會秩序的事情的整治不夠嚴苛，從而導致整個社會都處於秩序比較混亂的狀態。

元朝在興起的時候，還是純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不斷流動、遷徙的，並不需要在特定地理空間之內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和政治體系，不需要非常複雜、精密的法律體系和社會管控體系。

但農耕社會是定居社會，是需要比較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哪怕是比較不合情理的法律，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維護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作用。所以，傳統上漢人王朝對外擴張的動力並不強，而是更傾向於在和平、安定、有序的環境里繁衍生息。

也就是說，農耕社會比游牧社會更渴望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也更需要完整、規範的法律來維護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

這和之前的契丹、西夏、女真很不同。相比之下，契丹、西夏和女真都是有一定的統治農耕地區的統治經驗的，而且都是早早就稱帝，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官僚體系，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

大體來說，契丹建立的遼國和女真建立的金國，在統治漢地的時候，都因地制宜地採用了漢人的傳統習慣和法律，而沒有完全沿用自己游牧時代的法律和社會治理體系。

但蒙古在擊潰金朝的時候，還是比較純粹的游牧民族，沒有統治農耕地區的經驗，整個政治制度也還保留著草原游牧民族的部落聯盟形式，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官僚體系。

其實，沒有經驗也不算什麼特別大的問題，不懂就問，不會就學，也沒有問題。只要承認自己在文化和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上的落後現狀，低下頭來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學習，也可以很快就學會。

可是蒙古不是這樣的民族。整個蒙古帝國就是一個對外擴張的戰爭機器，他們所征服的地區、人民都服務於他們更大範圍內的征服戰爭。一旦對外擴張戰爭停止，就要爆發內戰，為了瓜分地盤而進行各種各樣的內戰。

傳統上的說法，馬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天下。但蒙古跟這個邏輯剛好相反，蒙古始終在馬上，根本沒有下過馬，蒙古統治者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學習農耕地區的社會治理經驗和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他們唯一感興趣的就是征服和掠奪，還有屠殺。

所以，蒙古即便是已經消滅了金朝，統治了整個江淮以北地區，也並沒有建立自己治理農耕地區的政治制度，反而是用自己落後的游牧社會的方式繼續統治漢族農耕地區。

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到進入漢族地區時，蒙古還沒有形成嚴密的繼承製度，幾乎每一次大汗去世，都會因為爭奪汗位而爆發內戰，而且都會造成蒙古內部一定程度的分裂。

第二個，遼國、金國在征服漢族地區之後，都會在一定時間之後儘快恢復社會秩序，恢復農業生產，以此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但蒙古不同，蒙古在幾乎每一個新征服的地區，都要把一部分好好的農田破壞，變成自己的馬場。蒙古這種做法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第三個，在農耕時代，人口就是生產力，人口越多，經濟越繁榮，國家越富強，這是自然之理。所以，一般的少數民族在征服和搶掠漢族地區的時候，都會乘機擄掠一部分漢族人口，強迫遷回自己國內。蒙古則不同，蒙古征江南的第一功臣伯顏，後來曾任元朝丞相，居然提出一個建議，殺光張王劉李四大姓的漢人。

為什麼要殺四大姓的漢人呢？伯顏的理由其實很簡單，漢人這麼多，我們蒙古人又不會管理，將來肯定是要出亂子的。與其如此，不如現在大肆殺戮，減少漢族人口，就可以降低治理難度了。

這就是蒙古人的思維異乎尋常之處。遇到困難不是通過自身的學習、提高去解決問題，而是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以避免麻煩。

所以，元朝時期蒙古人對整個國家的統治極其混亂。因為蒙古人對漢人始終不夠信任，所以經常任用從中亞、西亞來的人擔任中央重要職務。在地方上，則是沿用了自己落後的政治模式，在各地廣設萬戶府來進行統治，實際上是半軍事化的管理。

行省制度算是元朝少有的留給後來的中國的一項政治制度建設的遺產。但實際上，行省制度的出現是為了應付戰爭的需要，而且最早採用這個名義的也不是元朝，而是金朝晚期。

因為金朝晚期總是讓丞相等人率軍出征，朝廷的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御史台主官經常在出征的時候帶走下屬的相當一部分官僚，朝廷不得不在中央另外建立一套班子來應付日常行政事務。而被主官帶走的各省的官員，則被稱之為行省。

蒙古從金朝的統治之下崛起，在與金朝的戰爭中也接受了金朝的這種名義。但所謂行中書省的名義就意味著，在戰爭結束之後，主官回到朝廷，行中書省的名義就不復存在了。而蒙古則在戰爭中大肆給予中高級將領丞相、平章之類的名義。習以為常，就沒有進行政治制度的整頓和改革，自然延續下來了。

所以說，元朝不是社會管理上政策比較寬鬆，而是他根本就沒有完整的社會治理體系，始終處於比較混亂的狀態，從而導致各種犯罪都無法用法律進行制裁，所以才會給人以寬的印象。其實元朝對漢族地區的統治不但不寬，而且非常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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