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候大家都怎麼議論諾貝爾獎？

2017 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於昨日揭曉，頒給了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國內各媒體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報道與評論，他的代表作品《長日留痕》《別讓我走》等原先已有中譯本，獲獎後想必會掀起再版的浪潮。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可以說是很受關注了，但你是否知道，這份關注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開始？

穿越回將近一百年前，當時的中國文人在沒有互聯網、資訊不太發達的情況下，仍努力維持與世界的聯繫。他們都怎麼看待諾貝爾文學獎？為什麼錢鍾書會說諾貝爾文學獎的危害比諾貝爾發明的炸藥還大？今天，我們想和大家講講民國時期譯介諾貝爾文學獎的那些事兒。

民國時期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關注和譯介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引起了海內外媒體的轟動，也帶動了他的小說結集重新出版，成為暢銷書，甚至說連同時期與他成名的其他小說家，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很多沉寂數年的小說家（余華、葉兆言、蘇童、馬原、阿來等）都隨即宣布要出版自己的新作了。這可以說是諾貝爾獎帶來的文壇效應。其實，這些年早已形成一個模式，每次公布獲獎作家之後，很多報刊記者會打電話諮詢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者，請他們就其人做番深度全面的介紹與評價，而同時出版社會組織翻譯家及時譯出相關的代表作。

最近一次配合獲獎活動的報道最成功的譯作出版，當屬於世紀文景公司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紅》，此書中譯本於 2006 年 8 月出版，10 月帕慕克獲獎。於是有一個話題可以拿出來討論，就是這種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的關注，在民國時期是怎麼樣的，有無可以參照的意義。翻查民國時期報刊裡面的翻譯文學的材料，得到了相關的一些資料，雖不足完備，但亦頗有規模，可以由此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希望可以拋磚引玉，產生出更有價值的討論。

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這份年表（表一），是初步在民國期刊雜誌里統計有關中文刊物報道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由於信息傳達的滯後，起初大多都是隔年才有介紹，19 世紀 20 年代末開始逐漸能夠同年報道了。表中的「著譯者」是指報道消息或介紹作家的中文文章的著作者或翻譯者，其中有不少是雜誌的編者，後來也有特邀的外國文學專家。這份表格沒有統計報紙的刊載情況，期刊雜誌和每日發行的報紙不同：報紙刊載新聞消息可能更及時，但期刊上可以有較為長篇和深度的介紹，從而體現出當時文壇與輿論的關注程度。

從年表中看，最早得到報道的獲獎作家是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 ）。他在 1913 年獲獎（前一年其《吉檀迦利》走紅歐洲）。是年早些時候，《東方雜誌》第 10 卷第 4 期刊載了錢智修的一篇文章《台莪爾氏之人生觀》，僅論及其道德哲學思想。1915 年，陳獨秀翻譯他的四首小詩《讚歌》，發表於《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2 期，結尾的介紹中特別提到了獲獎的事：

但陳獨秀說泰戈爾獲得的是和平獎。有讀者注意到了，就來信查問，《青年雜誌》次年改題為《新青年》，1916 年 10 月第 2 卷第 2 期的通信欄目，在胡適關於「八事」之通信後就刊載此信，陳獨秀做了詳細解釋，譯作「諾倍爾」，並報道說 1914 年（此年未嘗頒獎）獲文學獎的有羅曼· 羅蘭（ Romain Rolland，1866—1944 。其實是 1915 年得主，1916 年受獎）和瑞典的海頓斯塔姆（ Carl Gustaf Vernervon Heidenstam，1859—1940 。1916 年獲獎，稍晚於此）、丹麥的朋托皮丹（ HenrikPontoppidan，1857—1943 。1917 年獲獎）兩個小說家。

至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陳獨秀對他改觀了，再著文提及，便多是諷刺的話。而在 1917 年《婦女雜誌》、1919 年的《小說月報》，都有人翻譯了幾篇泰戈爾的小說，還有 1918 年劉半農在《新青年》翻譯泰戈爾的小詩，這些譯者都不曾提及諾貝爾文學獎的事情。1923 年《文學旬報》上有篇瞿世英（署名「菊農」）的講演稿《太谷兒的思想及其詩》，還有 1924 年周瘦鵑在《紫蘭花片》第 15 期的介紹，才對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了準確的介紹。周瘦鵑將諾貝爾獎譯作「羅貝爾獎金八萬圓」，可知譯名在接受層上這時尚未得到廣泛統一。

泰戈爾訪華時與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等人合影

1921 年《小說月報》改版，沈雁冰接手出任主編，第 1 期後面附「海外文壇消息」，首一則就是「腦威文豪哈姆生獲得19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1922 年第2 期，沈雁冰又在該欄中補充報道法朗士獲獎的消息（此前的篇幅著重於介紹去年年底去世的蘇俄作家布洛克）。這年年底，比較及時地報道了西班牙作家貝納文特（ Jacinto Benavente y Martínez，1866—1954 ）的獲獎消息。

到 1923 年鄭振鐸擔任執行主編，葉芝（ WilliamButler Yeats，1865—1939 ）得獎，《小說月報》不再置於「海外文壇消息」，而是以隆重的方式，出現一組專欄，有鄭振鐸的《評傳》以及相關的《年表》和其他介紹。1924 年波蘭作家雷蒙特（W?adys?aw Stanis?aw Reymont，1867—1925 ）得獎，也是出專文介紹（作者署名「孚」，即另一位編輯徐調孚）。此後《小說月報》似乎又開始忽略諾貝爾獎了，1926 年第一期最後的「文壇雜訊」說 1925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者，居然不是蕭伯納（ GeorgeBernard Shaw，1856—1950），而是挪威女作家「安達西」，指溫塞特（ Sigrid Undset，1882—1949 ），她獲獎在 1928 年。於是中國的報刊歪打正著地又一次預言了諾獎得主。等這年最後一期的「文壇雜訊」，因為之前做了蕭伯納七十壽辰紀念號，方提到他才是1925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並報道其將獎金捐出的消息。

獲得192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蕭伯納

1927 年《小說月報》由葉聖陶代主編，有所恢復，第 12 期，趙景深翻譯了1926年得獎者德萊達（GraziaDeledda，1871—1936 ）一篇小說，並做了詳細介紹。趙景深對於這位義大利女作家似乎特有好感，意猶未盡，在第二年《小說月報》和《文學周報》上繼續發文介紹。1929年第1 期《小說月報》又補上了此前兩年得獎的情況（柏格森和溫塞特），年底又有趙景深對托馬斯·曼（ Thomas Mann，1875—1955）的得獎的介紹。1930 年底有趙景深對劉易斯（ HarrySinclair Lewis，1885—1951）得獎的介紹。至 1931 年，末代的《小說月報》第 12 期的目錄上尚有海外文壇消息的細目，第一條便是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報道，但雜誌正文中卻不見報道的蹤影。

1921 年《東方雜誌》第 2 期，刊載了諾貝爾獎金最近消息，這應該是該雜誌第一次介紹諾貝爾獎，其中提到「韓生」（即漢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 ）獲文學獎的事情。1922年第1 期，刊載胡愈之關於法朗士（ Anatole France，1844—1924。1921 年獲獎）的文章，較有深度地談到諾貝爾文學獎方針的改變。現在我們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早期（ 1901—1912 ）標榜獎勵的是一種所謂的「健全的理想主義」 ( a lofty and sound idealism ) ，一戰期間又鼓吹作家的中立政治觀，對於批判現實問題的文學被冷落一旁，哈代、易卜生、左拉、馬克·吐溫不能獲獎，起初的評委又有反蘇俄傾向，於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也遭到排除。但後來有人提出批評，說諾貝爾本人的文學主張不是這些評審所想像的那麼狹隘，於是開始逐漸改變（參看 Espmark, K.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 A Study of the Criteria behind the Choices , G. K. Hall & Co , Boston 1991 ）。胡愈之認為法朗士的獲獎代表著轉向的成功。此後《東方雜誌》也成為每年例行關注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雜誌刊物。

民國時期的《東方雜誌》

僅由「表一」所見進行統計，三個獲獎事件被報道得最多的作家，分別是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1867—1936 。1934 年獲獎）、劉易斯（ 1930 年得獎）和西蘭帕（ Frans Eemil Sillanp??，1888—1964 。1939 年得獎）。皮蘭德婁，同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一樣，都是曾和墨索里尼走得很近，鄧南遮的文才我們今天看似乎還勝過皮蘭德婁的，但他太明顯地跟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攪和在一起了；皮蘭德婁其實只是個歷史問題，曾受墨索里尼資助，以及某個階段作品有法西斯主義思想（ UmbertoEco 的《密涅瓦火柴盒》中有篇文章《清一色右派》，以為將皮蘭德婁當成法西斯分子是對其思想的侮辱）。所以報道中往往提及此事，小做文章。但我覺得更主要的是皮蘭德婁在30年代前期這幾位獲獎作家裡面算是藝術手法比較有革新價值的一位，主要是說他的怪誕劇 ( grotesque ) 成就，這可能在30 年代中期氣氛活躍的現代文壇比較容易引發大家的討論。

劉易斯是第一個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當時關於他得獎非議很多，幾篇中文報道多多少少都談到了這方面的內容，比如引述英美文學批評家的話，談劉易斯小說的不足，或是提出一個匹敵劉易斯的美國作家來，認為更有價值，諸如此類。西蘭帕受到關注，可能是前幾年因為戰爭原因，大家淡忘了諾貝爾文學獎，加之中文世界對這個芬蘭作家非常陌生，所以報道得特別多，馮至看到有些報道篇幅太短，還特意寫了一篇專文介紹其小說未經人道出的優長。

獲得諾貝尓獎的芬蘭作家西蘭帕

得獎消息受到冷落的幾個作家，有以下幾位：1937 年，法國小說家杜·迦爾（ 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 ）得獎，很可能是戰爭原因，我沒有找得到相關的報道，而且《蒂博一家》的這位作者在民國時期似乎也不怎麼受到關注，他在中國為人所熟知要等到20世紀80 年代。1938 年，賽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 ）得獎的報道目前在雜誌上也找不到，可能也是非常時期的緣故，但此前大家對她一直很注意。幾年之後便又開始有些文章補充介紹她得了諾貝爾獎。還有就是黑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1946 年得獎），民國時期對他非常缺乏認識，《東方雜誌》關於他得獎的消息，是1947年底長文介紹當年獲獎作家安德烈· 紀德（ 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 ）之後用了幾行小字補充提到的。1936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部《青春是美好的》，收入了兩篇黑塞的小說《青春是美好的》和《大旋風》。其他的信息就很少了。

此外，像高爾斯華綏（JohnGalsworthy，1867—1933 。1932 年得獎），在中國成名很久，得獎後，有的刊物會發表其作品的翻譯，或是西方學者的評傳的譯文，或提到或不曾提到諾貝爾獎的事情。這可能是因為高爾斯華綏在獲獎後不久即去世，時在1933年1 月31 日，於是中文的報道多屬於紀念性的文章而不是當作新聞盛事來關注了。蕭伯納（ 1925 年得獎，未領獎，將獎金捐出），也是在中國德高望重的，雜誌上就沒有此前類似的那種報道介紹，不過《學衡》是年10 月號刊載了他一幅肖像。《學衡》是不參與現代文學的介紹的，他們對大多數諾貝爾文學獎的結果都不感興趣（除了還發過法朗士的肖像），由此反可以看作是對蕭伯納一種特別的致意。

補充一個有趣的例子，若論民國時代的中國文學家翻譯家，誰最有慧眼，能夠早早地提前發現後來獲諾貝爾獎的作家呢？答案竟然是林紓。他早在1912年翻譯了一部丘吉爾青年時代寫的政治小說《沙烏拉：羅蘭尼亞革命記》( Savrola : A Tale of theRevolution in Laurania，1899 ) ，題為《殘蟬曳聲錄》（ 1912 年連載於《小說月報》，191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我們知道丘吉爾獲諾貝爾文學獎在 1953 年，林紓提前了 41 年就翻譯他的文學作品。

丘吉爾

20 世紀中國文學一直非常重視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和學習，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報道，是民國時期中國文壇對於世界文學現狀進行了解的窗口之一，19 世紀 20 年代以後，諾貝爾文學家評委所秉持的新標準，比如 20 年代的「宏大風格」、30 年代的「普世關懷」、二戰之後的「先鋒姿態」，這推動了我們對外國文學更全面的認知。20 世紀30 年代的義大利文學熱，就是和皮蘭德婁獲獎分不開的。

讀者們得知文學獎的頒發消息，也自然希望可以讀到獲獎作家的作品。像《清華周刊》1923 年第 297 期刊載的《得諾貝爾獎金者及其傑作》，列舉歷年獲獎作家及其代表作，卻只是介紹各自的原著或英譯本，一般人恐怕當時都做不到。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出版周刊》1934年第 116 期的一篇文章，題為《商務印書館譯印諾貝爾文學獎金獲獎人著作》。提到了 13 位作家的著作中譯本，其中泰戈爾的最多，其次是蕭伯納和柏格森。這些書籍並不是有意識的湊出來要搞成諾貝爾文學獎叢書的，否則商業利益驅使下的急就章也許反而會特別糟糕。這些譯作分別屬於商務印書館的幾個叢書，比如文學研究會叢書，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世界叢書、通俗戲劇文學叢書，還有萬有文庫以及尚志學會叢書等等。

當然，很多著名外國作家是毋庸由諾貝爾獎才使我們得知其價值的。比如顯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1846—1916 。1905 年獲獎），他是第一位獲諾獎的長篇小說家（此前折桂者分別是三位詩人、一位戲劇家、一位歷史學家）。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第一冊（ 1909 ）譯其《樂人楊珂》，第二冊（1909）有其《天使》、《燈台守》。《燈台守》這篇，此前還有吳檮的譯文，題為《燈台卒》，發表於《繡像小說》1906年第68、69 期，作者譯作「星科伊梯」。周作人當時又譯過他的《炭畫》，於 1914 年由文明書局出版，以及《酋長》，1918 年發表於《新青年》。五四以後，顯克微支作品譯介得就非常多了。周氏兄弟（其實就是周作人）對顯克微支的注意，與諾貝爾獎並無關係，主要是看到丹麥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1842—1927）的稱許。諾貝爾獎頒獎的理由是強調其歷史小說，而勃蘭兌斯則素輕視這個方面，以為歷史小說不過與大仲馬並肩較量。後來周作人對於顯克微支的評價便從不提諾貝爾文學獎的事。而吳檮是從日文譯本轉譯出來的，他也許不知道諾貝爾獎。

周氏兄弟編譯的《域外小說集》

還有像高爾斯華綏（ 1932 年得獎）、尤金· 奧尼爾（ Eugene Gladstone O』Neill，1888—1953 。1936 年得獎），中文世界對之譯介俱遠早於諾獎之年。高爾斯華綏的戲劇小說都很傑出，但是在得獎前，中國的文學家主要重視其戲劇成就，鄧演存、郭沫若等人在20年代就翻譯了他好幾個劇本，偶有短篇小說被翻譯發表在雜誌上，但他的中長篇小說出版單行本的，目前可以尋見的，都是在得獎之後。《有產業的人》，有兩個譯本：王實味譯的《資本家》和羅稷南譯的《有產者》。《蘋果樹》也有林棲和端木蕻良兩個譯本）。此外再如40年代末安德烈· 紀德（1947 年得獎）、 T. S. 艾略特（1948 年得獎），聲名早播於中土，影響到現代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和作家，其獲獎與否，實已無關緊要。這或可說明，諾貝爾文學獎在民國時期的黃金時代已經逝去了，中國人對外國當代文學的認知業已成熟。

民國時期中文報刊媒體對諾貝爾文學獎的報道和介紹，已經類似當今商業社會為我們熟悉的這套運作模式了，從報道消息，介紹作家和代表作，刊載肖像，到翻譯其作品，刊發相關評論，緊鑼密鼓，提供給當時的中國文壇一股世界文學之共時性的氣氛。很多外國作家因獲獎而受到關注，在此後的各種文學刊物的海外文壇消息、作家最新動態之類的報道中就常常看到這些得獎者的近事與近作。另一方面，這時期其實已經有所謂中國文學的諾貝爾情結的萌生。比如有的文章會抱怨歐美作家太多、評獎中有黑幕和政治交易等等，當時也就流傳了一些現代作家獲得提名的消息。

1949 年以後國內報刊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報道明顯減少，所見的是不多的幾條 50 年代的報道，起初尚言詞溫和，後來對於帕斯捷爾納克（ 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1890—1960 ）於1958 年獲獎一事反應則比較激烈，這是因為《日瓦戈醫生》充滿了「對蘇維埃制度的批評」，當時的國內報刊上還轉載了瑞典共產黨雜誌的文章，揭露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內幕，說「值得當選的候選人並不少」，但很多文學大師都未得獎，「授獎帕斯捷爾納克也是陰謀之一」。至 20 世紀 60 年代，則偶見一篇關於薩特拒受獎的消息。當然這部分統計不算全面，但大體應該就是這個情況。70 年代的報刊中，則會在授獎的時節，「應景」地重刊魯迅曾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批評言論，而文革後，又忍不住地傳言，茅盾或是巴金將有可能獲獎……

薩特獲得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但拒絕領獎

後來錢鍾書在 20 世紀 80 年代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曾論及諾貝爾文學獎，提醒我們也不必太重視這個獎。他博覽西方文學，隨手舉出了其不以為然的四個獲獎作家，即1926 年獲獎的德萊達、1910 年獲獎的保羅· 海澤（ Paul Johann Ludwig vonHeyse，1830—1914 ）、1908 年獲獎的德國哲學家倭鏗（ Rudolf Christoph Eucken，1846—1926 ），以及 1938 年獲獎的賽珍珠。錢鍾書認為文學獎的設立實在是二桃殺三士的效果，引出種種是非不說，還時常選出些不好的作家，比諾貝爾發明的炸藥危害還大（見林湄：《「瓮中捉鱉」記——速寫錢鍾書》，《明珠》，1986 年 6 月20 — 22 日）。這種理性的聲音，至今也許還不能成為普遍的共識，在社會一般文學愛好者的心目中得到共鳴。諾貝爾獎由於廣遠的名聲和豐厚的獎金，其文學價值的指標早已被商業的利益追求所取代。從這個意義上說，民國時期曾經有過的諾貝爾文學獎熱，雖與如今的宣傳和追捧有形式的類似之處，但其中對世界文學潮流的真誠關注，也許是早已被淡忘了的。

（文/張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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