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樂智慧》基於隱士角度之比較研究
《福樂智慧》由優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在喀拉汗王朝時期寫成，時間點上大約相當於北宋年間，與王安石（1021－1086）同時代。它是維吾爾族古典文學作品的最傑出代表，既是一部敘事長詩，也是一部雙行體的詩劇，甚至可以說是維吾爾族最早的詩體小說。作品從入世和出世兩個角度對君臣治國及人生價值的廣泛而深入討論，並成功塑造了四個人物——國王日出，大臣月圓，大臣之子賢明和隱士覺醒。這四個人物的形象都是類型化的，具有象徵性，比如日出象徵公正法度，月圓象徵快樂幸福，賢明象徵智慧價值，覺醒象徵來世，塑造的都非常成功。其中覺醒這個人物很特別，他是宗教隱修士，與漢族中的隱士形象很像，具有可比性。下面是筆者據此進行的一些思考：
一、《福樂智慧》與漢族隱士傳統之比較
根據信仰的不同，隱士可分為兩種，即自然隱士和宗教隱士。維吾爾族因為伊斯蘭教蘇菲主義信仰的原因，大都是宗教隱士，追求的是神的憐愛，因此苦修者比較多，而漢族因為沒有明晰而獨一的宗教信仰，大都是自然隱士，極少宗教苦修者，但是，不管是自然隱士還是宗教隱士，都屬於神秘主義的一種隱修，具有可比性。《福樂智慧》是維吾爾族隱士文化的代表作，《桃花源記》是漢族隱士文化的代表作，據此可進行維漢兩族隱士文化之比較。
1、維漢隱士傳統之比較
漢族具有悠久的隱士傳統，至少兩千多年的歷史，最早是傳說中舜帝時期的許由。當時舜帝想禪給他，他卻拒不接受，洗耳明志。這種志氣後來被道家所繼承，老子的「小國寡民」理想就是這類精神追求。老子之後是戰國時期的莊子（前369-前286），他不追求功名利祿，拒絕做高官，而寧願甘於貧寒，擺尾於塗中，為後世的隱士立下了榜樣，贏得後人的效仿。莊子之後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181－234），不過諸葛亮隱修的目的跟莊子不同，而是與周朝開國宰相姜子牙一樣，是以退為進，為了釣君王，從而實現從政輔佐明君的追求，算是一種假隱士。自此，中國的隱士道路便分化成兩條，一條是莊子式的真隱士道路，後來被宗教信徒吸收，發展為隱居山林和寺廟的模式，至今依然保持著氣節；還有一條就是諸葛亮式的假隱士道路，後來演化為退一步追求名利仕途的「終南捷徑」，最終被有識之士看穿而失去了信譽。兩千年來，這兩派都產生了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漢代以後，晉代隱士最著名的便是陶淵明（352-427），其代表作有《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等。唐代隱士代表則是田園詩派的王維（701-761）和孟浩然（689—740），不過他們做隱士的最初動機已經不純。首先王維是晚年才隱居的，他隱居的原因是因為曾經在安史之亂時曾經迫不得已做過安祿山的偽官。在輿論壓力下，他只好縱情于山水，以詩明志，通過寫作為自己辯護，並在自然中尋求精神的解脫和釋放。然後是孟浩然，他則始終沒能擺脫「終南捷徑」的污染，雖然一開始是真的要做隱士，但後來耐不住寂寞，開始以隱謀官，可惜其動機已經被同時代的帝王及旁人看穿，一輩子沒能實現願望，還給後人留下的嘲弄的話柄。宋代隱士最著名的是「梅妻鶴子」的林逋（967一1028），他隱居於杭州西湖，淡泊名利，而且比陶淵明更進一步，連妻兒都不要。明代隱士最著名的是唐寅（1470-1524），他隱居於蘇州桃花庵，賣畫為生，同時救濟窮苦人。清代隱士最著名的是揚州八怪，他們跟唐寅類似，走的是藝術隱居的道路。
相比之下，維吾爾族隱士傳統因為民族形成比漢族晚，其隱士傳統也就沒有那麼久遠和複雜，但是因為全民宗教信仰的緣故，也別具特色。維吾爾族隱士沒有純粹的自然隱士，主要是宗教隱士。宗教是一種關乎正義與愛的終極關懷，主張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底層人士可藉此追求與上層人士精神上的平等，甚至是良心和虔誠上的優越性。這便是上層人士與底層人士的相互作用，前者高尚則能引導後者，獲得後者的皈依，但是後者皈依以後，前者若是腐敗，則會引起後者的不滿，從而追求改革，並最終會影響上層人士。伊斯蘭教中的蘇菲主義就是這樣產生的，維吾爾族也不會例外。《福樂智慧》中的覺醒就是這樣一種蘇菲主義隱士的形象。總的來說，在對內心高潔的追求、對自我尊嚴的維護、對腐敗現實生活的反抗等方面，維漢隱士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
2、維漢真隱士混雜狀況之比較
隱士因為行為的高潔，被人們發現後，常常會受到推崇和廣泛讚譽。隨著名聲的傳播，便會漸漸地受到政府的注意，從而被當做道德的楷模和賢能之人，被挖掘出來參與政治。漢族如此，維吾爾族也是如此。維吾爾族蘇菲主義的隱修士隨著修為境界的提高，也會慢慢地受到百姓和掌權者的愛戴和崇拜，從而獲得宗教權力和行政權力。於是漸漸地便形成了一種誤解，以為隱士就是治世之能臣，其實並非每個隱士都那樣睿智。隱者不一定就是智者，也不一定是聖徒，更不一定能治國，他們只是精於內心修養之事，卻未必精於人事和國事。更何況，因為隱修之道能夠帶來實際的現實收穫，還出現了一些沽名釣譽之徒混雜其中，也就是所謂的假隱士。假隱士在漢族中表現的代表是「終南捷徑」，在維吾爾族中表現的代表是偽宗教人士，其最大的特點是作秀謀利，而內心並不虔誠，最終損壞了隱士的形象。因此對待隱士，必須給以長期的考察，品評其言行，確定其真偽。《福樂智慧》中的覺醒以其實際行為表明了自己是真正的隱士。他不貪仕途，而且明白自己遠離人群太久，已經不擅長人際交往，也不適合管理政事，不適合做賢臣。因此雖然他像諸葛亮一樣三次被帝王求見，卻始終不願意答應從政。但是他最終挨不過人情，還是與帝王見了面。由此可見，因為現實的原因，有時候隱士的言行也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便早就了其多種多樣的形式，有真隱和假隱，有前隱和後隱，有小隱和大隱，歷史對此有詳細的顯示。其中小隱和大隱最值得探討，在漢族文化中有相關的深刻哲學討論，即「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在這種理論中，陶淵明辭官歸隱，屬於小隱；鄭板橋半官半隱，屬於大隱。相應地，《福樂智慧》中的覺醒一心隱修，屬於小隱；賢明主張做官為民，屬於大隱，他們兩人還就此進行了相關辯論。
二、《福樂智慧》與《理想國》之比較
對理想世界的追求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共同願望，在神話、宗教、哲學和文學中多有反映，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隱士的追求也屬於對理想世界追求的一種，他們有的藉助於宗教，有的逃避於自然，有的則希望能勸諭現實社會。西方世界的《理想國》和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就是此類代表作，可以相互進行比較。
1、兩部作品相互影響的可能性
《理想國》產生於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福樂智慧》產生於一千多年前的喀拉汗王朝，都有上千年的歷史。那時雖然已經有世界性的宗教傳播，但是真正的世界文學還沒有形成，相互之間的文學影響大都局限於文化的內部，而兩部作品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間的空間距離又十分遙遠，所以相互的影響似乎不可能。但事實證明，它們中確實有的作品影響到了另外的作品，其中《福樂智慧》明顯受到了《理想國》影響。這點可以通過史料來驗證，因為古希臘的哲學思想曾經對伊斯蘭教哲學產生過深刻影響，其中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影響最大，號稱是伊斯蘭世界的第一導師，而柏拉圖（前427-前347）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自然也會有所影響。號稱「伊斯蘭世界第二導師」的法拉比（870-950），就曾經受到過柏拉圖名著《理想國》的影響，因而有了「美德城邦」的提法，寫下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美德城居民階層分析》等幾部作品。然後法拉比做為突厥語伊斯蘭世界最著名的哲學家，又影響了之後幾乎所有的突厥語作家，其中就包括在他之後的優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福樂智慧》是對《理想國》的繼承，是突厥民族的《理想國》。
2、寫作目的的異同
兩部作品貌似有著不同的寫作目的，但本質上都是在追求理想國。柏拉圖《理想國》是顯性追求理想國的作品，直接了當地對理想國進行了設計，並主張以篩選教育的方式來區分人們的社會階層，讓哲學王來做統治者，啟發了後世的烏托邦試驗甚至社會主義，屬於革命派。相比之下，《福樂智慧》是隱性追求的理想主義作品，其寫作目的實為了勸諭國王和大臣們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為神行正道，為百姓謀福利，從而讓社會達到理想國的境界，屬於改良派。正如它的序言中提到的那樣，本書有不同的名字和稱號，「秦人稱它為《帝王禮范》，馬秦人稱它為《治國指南》，東方人稱它為《君王美飾》，伊朗人稱它為《突厥語諸王書》，還有人稱它為《喻帝箴言》，突朗人則稱它為《福樂智慧》」，這些書名就顯示了這本書的勸諭性和對理想世界的願望。
3、寄希望實現理想方式的異同
兩部作品寄希望實現理想的方式是不同的，因為其所立足的宗教信仰和社會文化背景不同。柏拉圖生活在古希臘最民主和智慧的時期，嚮往雅利安印度人式的種姓制度，《理想國》是其思想的體現，他希望自己能著手進行理想國的打造，顯示出無比的自信。而優素甫·哈斯·哈吉甫更多寄希望於當權者來實現自己內心的理想國，因為他是虔誠的穆斯林，順從於政教合一的國王，這點在《福樂智慧》的開篇中就可以看出來。其開篇遵循伊斯蘭文學的慣例，首先讚頌了獨一無二的真主、真主的僕人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的四同伴，然後讚頌現任國王，然後才開始正文。正文內容主要是在勸諭當權該怎麼做，對當權者寄予了最大的幻想。
三、《福樂智慧》覺醒與其他三大人物之比較
《福樂智慧》中最著名的隱士形象是覺醒，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隱士的形象，不追求心外之物。然後是賢明，他具有大隱的性質，但是並不明顯。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還是覺醒。覺醒是其他三個人物的反面，與日出比，一個是世俗的王，一個是信仰的王；與月圓比，一個入世，一個出世；與賢明比，一個大隱，一個小隱。以下是具體分析：
1、覺醒不同於日出
覺醒是日出的反面，日出是世俗的君王，覺醒是信仰上的君王。他不是務實主義者，而是務虛主義者。在他心中，只有對真主的信仰最重要，權利、財富和愛情等都不重要，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此生的，短暫而虛無。而真主則能給虔誠的信徒以幸福美滿的來世。今生與來世之辯，覺醒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雖然他沒有權利，沒有財富，也沒有妻子，但是他有信仰，有對神的虔誠，在本質上與國王是平等的，因此對君王的召見並不熱衷。他明白內心富足，乞丐是君王；內心醜陋，國王是乞丐。覺醒在道德上具有優越感，使得國王必須尊敬他，給以極大的禮遇，才有可能請他出山。在維吾爾族蘇菲主義教上，很多蘇菲隱士就是通過隱修的功德而成為帝王的宗教導師，對帝王擁有了調教的權利。要知道蘇菲主義中，教徒對於宗教導師是要絕對順從的甚至人身依附的，就像對待真主的使者一般，做導師的僕從。
2、覺醒不同於月圓
覺醒是月圓的反面，月圓時積極入世的人，月圓時積極出世的人。月圓看中此生的理想實現，在入世的態度上很像諸葛亮，「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他聽說國王日出是明君，便主動投靠，盡心儘力地協助日出管理王國，同時也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相比之下，諸葛亮雖然沒有主動投靠，但是在三顧茅廬之後也出山了，之後便積極輔佐劉備爭奪天下。而覺醒是追求出世的人，在出世態度上與莊子很像，在於他對於世俗權力沒有興趣，更不屑於當君王的僕從。雖然被國王日出和大臣之子賢明看中屢次邀請，卻始終不情願出山。在《福樂智慧》中，覺醒是月圓的親戚，與賢明同輩，可以推斷說覺醒的隱修選擇及堅定，跟對月圓積極入世卻不幸染病而亡的人生借鑒是相關的。不過，最終覺醒的結局卻跟月圓一樣，也是染病而亡。由此可見，人生之無常，無論選擇此生還是來世，都要用心經營。
3、覺醒不同於賢明
覺醒是賢明的反面，賢明後來成為大隱，覺醒則一直都是小隱。賢明和父親月圓一樣，是積極的入世者，他欽佩覺醒，但對其不作為卻是不認同的。認為覺醒沒有拯救世人的擔當，他只考慮自己，對他人不感興趣，是「自了漢」，屬於佛教中所說的「小乘」境界。而他所要做的是兩世都要抓。但是，並非因此就說覺醒沒有賢明境界高。實際上，覺醒是《福樂智慧》作者花費心血最多的一個人物，他代表了作者對現實的一種態度，是反向思考的角度。即如果沒有日出那樣的國王和月圓、賢明那樣的大臣，世界充滿了壓迫和腐敗，一個普通人該怎麼辦？作者當時便面臨著這種情況。他便只能以覺醒為寄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以自己精神的修為來與現實作鬥爭，並以此來勸諭那些腐敗的當權者，告誡他們其追求都是虛幻的，在神的眼裡一錢不值，要多為人民多好事，多做真主喜悅的事情。
四、結語
綜上所述，經過與東西方隱士文化的比較，我們可知《福樂智慧》中除了包含了豐富的入世智慧，也包含了豐富的出世智慧。覺醒做為其中出世智慧的代表，跟日出、月圓和賢明一樣，對當今的世人來說是另一種路，同樣可以使人們達到福樂。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背景下，研究《福樂智慧》中的隱士形象，對於當下維吾爾族中的三股勢力所宣傳的宗教極端思想也具有消解的作用。要知道，維吾爾族是一個具有絢麗多彩世俗文化的民族，人們在平和的社會環境中自然會興高采烈，充滿著福樂的智慧，而不是像極端宗教勢力所宣揚的那樣緊張刻板。研究這點，對於維吾爾族發掘自身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建立心中的思想盾牌也具有比較強的現實意義。
※《瑪納斯》第一部與《聖經·出埃及記》基於史詩視角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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