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為什麼極優秀的中國學子到國外脫穎而出的非常少?
導語:9月9日,清華大學副校長,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獲得「2017年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獎金高達100萬美元。9月16日晚,施一公在中國首檔青年電視公開課《開講啦》,分享了他的成長曆程與選擇,以及他對卓越人才的期望與思考。
以下是他的演講精編:
父親意外去世,
我的世界觀、價值觀崩潰了
我很幸運,被保送去了清華大學,入學的時候懵懵懂懂,但從學校出來,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把這個世界看得很明白了。在清華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對我影響非常大,那是大三剛入學的時候,我的父親突然離我而去。
在9月21日上午最後一節課下課之前,我們班突然進來一位傳達室的大爺,他問,在座的有沒有叫施一公的。我說我就是。他說你家裡出事了,趕快出來。我當時心裡一凜,不知道什麼事。我大姐給我發來電報,7個字:父病危,速歸速歸。我拿著書包,直接奔往火車站跑,十二點跳上了第一班去鄭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淚,但是在火車上,我一直忍不住流淚。晚上9點多到鄭州,我等不及等公共汽車,從火車站跑回家裡,希望能夠見我父親一眼。跑到家,我看到家裡的花圈,看到父親的輓聯。我很崩潰,無法抑制感情。
原來我的父親兩天前,在下班的路上被疲勞的計程車司機撞倒了。那位司機把我父親送到醫院急診室的時候,他還只是昏迷,我們事後看記錄,當時的血壓是130/80,脈搏62,都是正常的。如果正常施救,我父親會看到我今天。
當時急診室里有一條規定,要先交500塊押金才能施救。1987年500塊錢比現在的50萬還難湊。那位司機開車花了4個半小時,湊足了500塊錢,趕回醫院急救室後,我父親脈搏已經沒有了,血壓沒有了。
我難以想像,為什麼這事會發生在我們家,為什麼要我承受這一切?大學三年級的我價值觀、世界觀崩潰了。多次我會半夜兩三點跑到圓明園,讓自己的體力在狂奔中消耗為盡,大哭一場,凌晨回到宿舍,開始一天正常的生活。
我父親去世以後,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懵懵懂懂地、簡單地繼續學業。我想了很多,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改變社會。當時我想從政,因為我覺得,從政可以最直接地給一個城市、一個鄉村、一個省、一個行業帶來福祉。80年代的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在衝擊我們。我從政的想法,兩年之後,就放棄了。
我提前一年畢業,迫不及待走上社會,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香港經商,合同都簽了,但還沒履行,合同又失效了。沒有就業就失業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華大學生宿舍7號樓的3樓,決定出國留學。
不要輕易被金錢論英雄價值觀牽引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很迷茫,我曾經想轉行,轉計算機,轉經管。我覺得我一定要好好撫養我的母親,想掙錢,想了很多,但沒有想到,一旦進入實驗室以後,發現在科學研究這個殿堂,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像。
1995年,我在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學位,儘管覺得自己已經基本上板上釘釘,會去做學問了。我仍然去面試了幾個位置,期望不讓自己留遺憾。我拿到了一個保險公司中國首席代表的位置。當時面試我的一位面試官跟我說,小施,中國保險法剛剛放開,你加盟我們,我們進軍中國市場,轉眼間你就能拿到6位數字的收入,你會是中國市場的開拓者。我聽了,覺得這很好玩,但不夠浪漫。
我去面試的主要目的,是說服自己,做學問、做科學是最浪漫的事情。當你真正憑自己的興趣走一條路,要堅定地走下去,不要輕易被周圍的人和事物打動。對於我而言,從事科學研究是一條正路,我不會為周圍的東西所打動。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同學,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輕易地被周圍的價值觀牽引,尤其是不要輕易被以金錢論英雄的價值觀所牽引。
我一直在想,我父親對我的期盼。我們這一代學生,一度以為美國是一個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國家,實際上到了美國之後,我的夢幻破滅了。我在美國被搶過一次,我的車被偷過一次。在美國前兩三年的經歷,讓我開始能夠比較客觀地審視周圍的環境和世界,我的世界觀重新穩定下來,甚至回到了我的父母對我期盼的一種世界觀的這個尺度里來。
1995年博士畢業,我就想回國。我愛人仁濱問我,你回國能幹啥,中國不缺你這樣的人。我說回國,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我可以去我的中學去當英文老師,去當數學老師;如果中學不要我,說我沒有做老師的資質,我可以去做導遊,我喜歡旅遊,我可以中英文講解;如果還不行,開計程車。北京街頭計程車司機有多酷,侃大山,多豪爽,我也喜歡開車。
但我還有點不甘心,真要回來,我還想讓自己往前走一步。在我看來,用自己的才智為社會創造財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動社會前進,是一種浪漫,我又讀了博士後。從1995年,一直到現在,我從事相對比較獨立的科學研究,整整22年。這是最讓我內心得到平靜和滿足的一份職業,我會在自己空閑的時候,給我的爸爸寫幾句話,告訴他我在學術上取得了什麼成就,我的成就將來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應用,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價值。做學術讓我內心重新得到寧靜,得到很多滿足。
為什麼極其優秀的中國學生到國外
脫穎而出的非常少?
如果你問我,十年前回國有什麼目的?我想影響一批青年人,我想培養最優秀的創新型青年才俊。雖然回國的念頭產生於1995年,但一直到2007年,我才在清華培養第一個博士生。我花了12年做準備。
我常常心裡不平衡。什麼不平衡呢?我這一屆,清華有2251位本科生,畢業後,有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國,現在大部分還待在美國,我沒有準確統計數字。我們這麼多極其優秀的中國學生到了國外,能脫穎而出的非常少。
我在普林斯頓當助理教授的時候,去跨國製藥公司參觀,接待我、和我交談的都是白人,而在這個公司打工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中國人,他們是北大、清華、復旦、交大國內一流名校的學生,他們的智力、能力、學識遠遠高於他們的老闆,他們老闆的老闆。可是他們很滿足,這是件非常遺憾的事。
我們的文化里,有個觀點——知足常樂。知足常樂用在對生活,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上沒錯,但是我們這些其實接受了大學文化教育的、得到一些特殊教育資源的中國人知足常樂,這就有大問題。所以我心裡一直不平衡,這就是為什麼我自己想回清華。
我有時候想,清華強則中國強。我剛回國的時候,曾信誓旦旦,要改變三分之一的清華學生,讓三分之一的清華學生不再為柴米油鹽發愁。如果做成,這就會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會讓中國變得更加美好。
清華每年3000學生,如果他們沒有在滿足小我的同時能夠把大我、把這個社會放在心上,沒有這種心懷社會的浪漫情懷,這就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有種觀點,叫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真是不理解,我很小的時候,隱隱約約覺得是我的父母、我的老師希望我長大成才,能夠做大事。小學的政治老師告訴我,施一公,你長大了,要為駐馬店人爭光。這話我記到現在。在我最崩潰的時候,我會寫日記,會拍拍胸脯,鼓勵我自己,別忘了你是施一公,別忘了,你要做大事。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大事是什麼事。
在我看來,無論做什麼,最後看能不能作為一個人實現自己的價值,能不能給社會帶來價值。當你不能給社會帶來價值的時候,作為個人價值的實現是有問題的。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想一想,有自己獨立的判斷。生命只有一回,要把生命體驗到極致。
中國的大學生,
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
我一直在思考,創新如何鼓勵?中國的大學生,我們的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我們不喜歡大家標新立異,我們喜歡大家都循規蹈矩,走路、坐姿、衣服、髮型,都盡量統一,這種情況下培養的學生,思維方式也受禁錮,會阻礙創新。
我在中國長大,又在美國待了十幾年,我總在比較其中的優劣。美國教育的公平由公立大學保障,但這個社會科技的卓越,基本上由私立大學保障,從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東海岸的普林斯頓、哈佛、耶魯,超一流的這些學校都是私立的。
而作為一個國家,它的實力體現、國家安全保障靠卓越,而這個卓越一定要靠特殊方式來保障。怎麼做到呢?比如,在美麗的西子湖畔,在杭州,創辦了第一所現代化的、世界級的、研究型的民辦大學——西湖大學。我希望民辦大學和公立大學交相呼應,民辦大學成為公立大學的補充,他們共同為國家為社會培養高精尖的人才。
過三十年,五十年,我們的後代能夠對世界說,我們中國人做出了跟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歷史相配的貢獻,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而這一點要達到,需要創新,這種創新需要全社會一起努力。
來源:正和島
作者: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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