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

作者：梁小民

來源：《東方早報》

勃列日涅夫1964年上台，成了當年《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到底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呢？最近讀了幾本勃列日涅夫的傳記，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十八年》，深覺為蘇聯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蘇聯滅亡的罪魁禍首。

蘇聯崩潰已經二十年了。有關蘇聯崩潰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既有蘇聯人自己寫的，也有中國人和西方人寫的。書有這麼多，見解更是眾說紛紜，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蘇聯不是亡於西方的「和平演變」，而是亡於其自身內部原因。但究竟什麼是蘇聯崩潰的罪魁禍首？這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蘇聯崩潰的第一負責人，當然應該首推斯大林。他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與科學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模式，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為了讓所有人生活得更幸福，但斯大林模式呢，既沒有給人民以麵包，又沒有給人民以自由。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可是斯大林模式卻在很多方面名不符實。人類歷史上，無論有多少逆流，最終要回到人間正道，正如大江大河，無論有多少迴轉、險灘，終究要流入大海一樣。所以說，最終使蘇聯滅亡的，還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建立者。

不過，斯大林模式的錯誤不一定要以蘇聯的滅亡為代價來糾正。如果斯大林以後的歷任接班人能夠走上改革之路，以漸進的方式來改變斯大林模式，那麼蘇共和蘇聯仍然可以存活下去，而且活得更有活力、更好。人民對誰來領導、叫什麼名字，並不在意，只關心他們的生活是否幸福。「盜泉」的水，如果甘甜的話，人民為什麼不喝呢？所以，蘇聯的掘墓人還要從斯大林之後的接班人中去找。

馬林科夫是浮雲，安德羅波夫等病夫也是浮雲。在蘇聯真正起過作用的後斯大林領導人還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些人中，赫魯曉夫認識到了一點斯大林的錯誤。無論如何，他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解釋並批判了斯大林「個人迷信」和大屠殺，還第一次揭開了蘇聯暗流涌動的蓋子，開啟了改革的啟蒙運動「解凍」。儘管他把這一切歸咎於斯大林的「個人品質」，沒有從制度上認識到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弊病，把「斯大林」和「模式」分裂開來，只批斯大林而不批模式，而且改革的目標不明確，不從根本上否定這種模式，卻企圖修補這個模式，改革的方法又太任意，談不上有什麼整體方案，但赫魯曉夫仍然是一個功過參半的人物，正如一位藝術家為他塑的半黑半白的塑像一樣。他畢竟開啟了改革的大門，這一歷史功績不容抹殺。

現在，人們更多把蘇聯的崩潰歸罪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許多人至今對戈爾巴喬夫依然心懷恨意，認為他的「公開化」披露了蘇共在歷史上的許多罪過，如卡廷森林事件等，敗壞了蘇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為蘇共和蘇聯的崩潰埋下了禍根。我以為，戈爾巴喬夫不過是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皇帝的確沒穿衣服，天真無邪的孩子說的無非是人所不敢言的事實，他有什麼錯呢？孩子的真誠應該得到肯定，戈爾巴喬夫也是如此。蘇共所存在的問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即使沒有戈爾巴喬夫，又還能掩蓋多久？其實戈爾巴喬夫的原意還是想推動改革的，不過斯大林模式實在太根深蒂固了，他也沒辦法，只好「無可奈何花落去」了。蘇聯崩潰的墓穴並不是他挖好的，他的公開化無非是把蘇聯向這座墓又推進了一步，而且是推到了墓的邊緣。這時無論什麼人都無法挽救蘇聯的崩潰了。至於葉利欽，他只是把蘇聯推入這座墓的人。這時的蘇聯已經進入垂死階段，垂死的鐘聲一次次響起，斯大林模式被推入墓中，正是水到渠成的事。葉利欽是蘇聯的送葬者，決不是掘墓人。如果沒人先挖好墓，他也不會以埋葬斯大林模式而名垂青史。

到底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呢？最近讀了幾本勃列日涅夫的傳記，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18年》，深覺為蘇聯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蘇聯滅亡的罪魁禍首。他以宮廷政變的方式奪取了赫魯曉夫的權力，但並沒有把改革推進到一個新時期，而是力圖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現斯大林的個人集權。這就加劇了蘇聯社會固有的矛盾。當蘇聯人民無法忍受這種制度時，墓也就挖好了，何時下葬只是時間問題，誰來埋葬也不過是歷史的偶然。他當政十八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斷努力地將墓掘深。當他離世時，經過十八年的不懈努力，這個墓已經挖好了，面對這樣一個大墓，任何天才的繼任者都無法挽救蘇聯滅亡的命運，無法再尋求漸進的方式來挽救蘇聯。戈爾巴喬夫認識到了這一點，葉利欽最後只能把蘇聯推入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墓中，開啟俄羅斯的新時代。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任何一個制度的崩潰都植根於它的經濟制度和由這種制度所決定的經濟狀況。一種制度或者模式，無論政治如何集權，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員如何腐敗，只要人民生活滿意，它就可以維持下去。當然，這只是一種不現實的「假設」，如果政治上集權，文化上管制，官員腐敗，經濟上也不會使人民過上滿意日子。 政治與經濟是密不可分的，這樣的發展模式也不會有好的市場經濟制度，也不會有良好的經濟狀況。這樣的「假設」，無非是為了說明經濟的重要性。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計劃經濟體制。它的政治集權、文化管制、官員腐敗，都是以這種經濟制度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之不可行，已有許多權威著作進行了深入分析，這裡不用贅述。所以，改革決不能修補這種經濟體制，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這種經濟體制，即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種經濟體制根本變革的基礎上再進行其他制度變革。這種改革可以採用漸進式的方法，從而避免引起社會大的動蕩，利國利民。不過改革者心裡一定要明白，改革就是為了埋葬計劃經濟及相應的上層建築，所要考慮的問題，無非是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實現。赫魯曉夫的失敗，並不因為他的改革方法不對，如分為農業類、工業類之類，關鍵在於，他根本沒認識到計劃經濟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及其不可行性。他把一切都歸咎於斯大林的個性，沒有認識到斯大林之所以能犯下種種錯誤，關鍵還在於制度基礎。他不想改變制度，更沒想到去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再正確，也是修改、完善這種制度，是補天而不是變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個人崇拜等錯誤，他又犯了，而他又並不具備斯大林的權威，最後被勃列日涅夫的宮廷政變趕下台也是必然的，沒有勃列日涅夫，也會出現其他的「夫」或「斯基」。

用什麼方式獲取權力並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繼承或蘇聯式的上一代領導人指定接班人的權力交接模式中，獲得權力都不會是光明正大的，總有某種陰謀或妥協在內。但歷史是以成敗論英雄的，無論以什麼方式獲得權力，只要掌權後能推動歷史前進，後人也不會苛責。唐宗宋祖獲得權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風血雨中完成的權力交接，但現在有誰不說他們是一代明君？有誰還在以他們奪權的方式來否定他們？勃列日涅夫以宮廷政變的方式獲取政權本來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關鍵是他獲得權力後的所作所為。如果勃列日涅夫繼續赫魯曉夫的改革，而且糾正方向與方法，那麼，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蘇聯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的悲劇。可惜，他不是這樣的人。與赫魯曉夫相比，他上台後是完全轉向了，不是前進，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個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勁地挖斯大林已開始挖的墳墓，使之更深、更大。一旦把蘇聯埋進去，就永無出頭之日了。

回到斯大林模式，勢必要停止由赫魯曉夫開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權的「第聶伯羅幫」甚至想為斯大林恢複名譽，歌頌斯大林的豐功偉績。在歷史上，為某個人翻案，祭出歷史的亡靈，並不是對這個人情深意切，而是為了復興他們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於當時人民對斯大林的怨恨，也沒敢大張旗鼓這樣做，但他們所作所為的確再現了斯大林的那一套。

這首先就是回到計劃經濟的模式，使蘇聯在赫魯曉夫時代開啟或正在探討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停止。那時已被肯定並試驗性地採用的企業以利潤為中心、擴大企業的自主權、物質刺激等帶有市場經濟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討的「市場社會主義」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動者柯西金受到排擠，行政管理經濟的方式重振雄風，管理部門的權力也得到擴張。其實，柯西金當時並不是市場經濟的改革派，只不過是要用經濟手段對計劃經濟作一點修補。勃列日涅夫連這點改革都制止了。其中當然有對柯西金奪權、把「三駕馬車」變為一人獨裁的企圖，但從他的經

濟政策來看，他更是一個斯大林模式計劃經濟的堅定信徒。要知道，斯大林的關鍵錯誤還不在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於他所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集權政治。勃列日涅夫想為斯大林翻案，他也不敢否認大清洗之罪，但仍試圖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靈。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儘管不敢公開為斯大林招魂，卻對斯大林模式一仍其舊。

應該說，計劃經濟下，由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一定時期內對恢復和發展蘇聯經濟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戰後的二十多年中，蘇聯保持了高速增長。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蘇聯經濟形勢相當不錯。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順利完成，增長率達到7.4%，遠高於同期西方國家的增長率（應該指出，把蘇聯的工農業生產總值與西方的GDP相比並不科學。因為這兩個統計體系的內容與方法差別甚大。簡單來說，GDP包括產品與勞務，而蘇聯的統計體系不包括勞務，GDP只計算最終產品，沒有重複計算，而蘇聯的統計體系包括了中間產品的重複計算。限於資料，只能權且作此比較）。到1975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達美國工業總產值的80%以上，而農業總產值達到85%。

但是，蘇聯計劃經濟下的這種高增長是靠大量投入資源而實現的，缺乏技術創新與生產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續性，到七十年代後期增長率就放慢了，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說「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業總產值增長從8.5%下降到5.9%，農業總產值從4.3%下降到1.1%，勞動生產率年增長從6.8%下降到3.2%。靠投入增加來實現增長走到盡頭了，又缺乏技術創新，經濟能不停滯嗎？

蘇聯學界與政界並不是沒有認識到技術創新與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五十年代初，蘇聯經濟學界就討論了「外延式增長」與「內涵式增長」的問題。外延式增長就是靠增加投入實現增長，內涵式增長就是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實現增長。學界一致認為，外延式增長遲早會遇到限制，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必須從外延式增長轉變為內涵式增長。蘇聯的歷屆領導人也沒有少講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但為什麼蘇聯的增長一直沒有從外延式轉向內涵式呢？

這就在於計劃經濟體制阻礙了技術創新。在市場經濟中，技術創新的動力來自企業家追求利潤的動機。奧國學派的米賽斯認為，企業家的利潤來自產品市場價格與成本的差距。企業家為追求利潤就要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追求利潤既是企業家內在的動力，又是外在的壓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家和企業都消失了。企業全由國家直接控制，並不以利潤為目標，有了利潤不能給自己帶來好處，虧損了也有政府的「父愛主義」保護，而且，國營企業的領導都是行政官員。這種體制下，企業哪有技術創新的動力呢？而且，與計劃密不可分的專制獨裁政治制度壓抑了新思想的產生。標新立異會引來殺身之禍，循規蹈矩才能生存下去。這種制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術創新。所以，儘管認識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膚淺的「知」，而沒有現實的「行」。

當然，要說在蘇聯斯大林模式下沒有技術創新，也並不準確。蘇聯畢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它的軍用技術和空間技術，與美國不相上下。為什麼這種技術創新沒有體現在國民經濟中呢？這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另一問題了：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強國。蘇聯的目標是使自己在軍事與空間技術上足以與美國對抗，並不惜以舉國之力來實現這個目標。計劃經濟體制下，想要集中人力與物力來為這一目標服務，還是沒問題的，畢竟蘇聯資源豐富，人傑地靈。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也必然放棄其他目標。所以儘管蘇聯在軍事及空間技術上實現了重大突破，但這與整個國民經濟並沒有關係，相應的技術也並沒有運用到國民經濟中。而且，把資源應用於這方面，必然減少了用於其他方面的資源。蘇聯的經濟停滯，物資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於此。在某一時期內，人民為強國作一點犧牲是可以的，但要長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滿，社會難以穩定。蘇聯崩潰的深層次根源正在於經濟停滯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強國而不富民，最終國家是無法真正強大的。

為強國而富民，如果人人貧窮，生活不易，這倒還不會引發太大的問題，但蘇聯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民貧窮，而少數特權階層卻過著比西方資產階級還腐化的生活。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勃列日涅夫正是這個特權階層的締造者和代表。

說勃列日涅夫是特權階層的締造者，這是《勃列日涅夫18年》作者的看法，我並不完全認同。我贊同德熱拉斯在《新階級》中的觀點，只要是這種計劃經濟和獨裁的制度，就必然有特權階層，即德熱拉斯所說的新階級。而且，一旦這種制度建立，這個特權階層就產生了。在十月革命成功後的初期，列寧是堅決反對特權思想的，當時革命者的理想主義和艱苦的物質條件也不允許特權階層的出現。但斯大林掌權後，為了維護獨裁的體制，他有意扶植了一個特權階層，作為自己統治的基礎。個人迷信既是斯大林的愛好，也是這個特權階層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創造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並不在於他的個性，而在於這種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特權階層。沒有這個特權階層，斯大林得不到支持。他的個性如何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任何時候，專制都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有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支撐。所以，造就特權階層是維護這種專制制度的需要。

計劃經濟也為這種特權階層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計劃經濟以公有製為基礎，蘇聯的公有制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真正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都是掌握政權的人，因為全民所有由國家代表。在蘇聯，這種代表又不受人民的制約和監督。這樣，全民所有就變成了特權階層所有。中國批判蘇聯的「九評」中曾經正確提出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公有制度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其實不僅勃列日涅夫時期如此，這種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如此。統治者先有權力，再成為真正的所有者，特權階層就產生了。這正是哈耶克所說的「有了權才能有錢」。

勃列日涅夫不是特權階層的締造者，僅僅是這個階層的擴大和強化者，他也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也不信馬克思主義，儘管講話中通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口號，實際上考慮的還是如何鞏固一己統治地位。他依靠的主要是過去的手下，即《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說的「第聶伯羅集團」。他們早已把馬克思主義拋到腦後，一切以小集團的利益為導向。勃列日涅夫無原則地寬容屬於自己小集團的人，排斥集團之外的人，波德戈爾內、柯內金就是被他排擠出領導集體的。謀取政治地位還是為了經濟利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熱衷於名車、別墅和打獵，為子女親屬謀取利益，他的女兒和女婿都是名聲甚壞的「太子黨」。有了這類榜樣，當然上行下效，不用說這個小集團的人，即使沒有進入這個小集團的官員也要以權謀私。「九評」中把他們稱作官僚資產階級，還是相當有道理的，今天看來也不為過。

這樣一個特權階級形成後，他們與廣大人民的清貧生活形成鮮明對照，這勢必引起人民的反抗。換言之，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就是特權階層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在專制和輿論控制之下，這種來自人民的不滿就形成了異見者。異見者是一些知識分子，但他們的產生是有社會根據的。如果當權者能傾聽他們的意見並做出改進，他們也形不成氣候。但勃列日涅夫採取強硬的手段，不是抓進監牢、送去勞改或精神病院，就是趕出國。但這樣一來，產生異見的基礎不但沒有消除，還在加深，最終成為推翻蘇聯舊體制的一種力量。

其實不同政見者任何社會都有，當年的馬克思，之後的左翼思想家加爾布雷思、羅賓遜夫人不都是不同政見者嗎？但他們都沒成什麼氣候，當局並沒有壓抑、鎮壓，他們有些看法被吸收到政策中，不用鎮壓便自行消散了。對異見者，越是鎮壓他們就越堅強，越是想撲滅，他們的聲勢就越大。甚至原來一些本來沒有引起人民重視的異端思想，越是鎮壓，知道並接受的人就越多。勃列日涅夫對異見者的種種打壓，最後使他們成為日後推翻蘇聯的強有力的力量。打壓異見者豈不是在給自己掘墓嗎？勃列日涅夫打壓索爾仁尼琴，打壓薩哈羅夫，他們反倒各自獲得了諾貝爾獎。打壓使這些人獲得了世界級聲譽，對鞏固社會主義蘇聯有什麼好處呢？黑格爾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異見者的出現並形成一股勢力，肯定有其社會根源。對異見者釜底抽薪，消除這些根源，異見者這些人如何能存在並發展？打壓等於給異見者火上澆油。這就正如對皮球，要給它放氣，而不是拍打。放了氣，它就動不了了，越拍打，它跳得越高。

使勃列日涅夫給蘇聯掘的墓越來越大的，還有他的外交政策。出兵捷克和阿富汗是最大的失誤。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尊重別國主權，愛好和平，但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出兵干涉捷克的內政。這只是延遲了捷克的改革，但並不能改變改革的歷史趨勢。這不僅使蘇聯在國際上處於難堪的地位，而且在國內也引起人民不滿。出兵阿富汗進行擴張，使自己陷入了泥潭，物質人員上的損失不用說，聲譽的損失，給搖搖欲墜的蘇聯以最後一擊。外交政策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經營的內外失敗是蘇聯崩潰的基本原因。墓已經挖好了，戈爾巴喬夫再無回天之力，葉利欽輕輕一推，蘇聯就進了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墳墓。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何錯之有？

對勃列日涅夫的評價，國內外分歧甚大。甚至時至今日，俄羅斯為勃列日涅夫歌功頌德的人也不少。我看過的另一本《勃列日涅夫傳》是俄羅斯學者謝爾蓋·謝曼諾夫寫的，由東方出版社在國內翻譯出版。他把勃列日涅夫寫成一位英雄，甚至對他女兒、女婿之類親屬發財陞官之事也不承認。這種書也是一類看法。但我認為離起碼的事實甚遠。對勃列日涅夫評價的爭論還會持續下去，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德國不是還有人懷念希特勒嗎？

當然，也許蘇聯的崩潰並不是一件好事。在斯大林模式建立之時，它覆亡的命運也許就註定了，不進行徹底改革，蘇聯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在葉利欽結束了斯大林模式後，俄羅斯和蘇聯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各國才有了希望。當然，經歷了斯大林模式和轉型動蕩之後，這些國家的復興之路還很漫長。但俄羅斯這些年的進步與發展舉世矚目，它能進入金磚四國的行列，不正是明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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