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偽造了一張什麼報紙，將袁世凱誘騙上了一條絕路

向敬之

倫敦傳教士馬禮遜1807年來到廣州，希圖把耶穌的聖愛再次播撒中國時，計劃落空了。他不得不蜷縮在美國商行里，躲藏好奇的中國人一批批地、甚至被售票地前來觀賞。一個神父來到大清國，宣揚上帝主宰一起，自然同中國強制了也接受了數千年的敬天、祭神、祀祖的道統背馳。此地沒有他的發展空間！

自康乾以降，閉關鎖國，禁令海運，中國徒有大國虛名耳。舉國上下，嘶喊天朝上國，死守宗法專制，嚴防中西交流，殊不知西方此時已在民主、憲政、法治和自由的路上跋涉、奮鬥和較量了百多年矣。

馬禮遜不是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但當時的中國國情，已不容許他帶來異端文化挑釁儒家禮法、天子權威。中國的神權系統是天地一體的，不歡迎外來的上帝一元論、天堂論來打破千年僵局。馬禮遜不能如前輩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的那般可以封官加祿的幸運了。即便他想學中文，也很難，就是高薪請的老師，也是個要錢不要命準備隨時服毒的主兒。最後他只能退至澳門秘密傳教。

然而，這個難，這種逼，促使他帶著英國傳教士米憐、中國刻字工梁發，辦成了萌芽狀態的首份中文報紙《察世俗》。他們辦報是為了傳教。他們沒想過這具有了開創意義，為中國近代新聞史開了頭。被鄉鄰視為「洋奴」的梁發，也順理成章地坐上了「中華第一報人」的首席位置。

在西方國家有著幾百份報紙同步刊行的當時，中國有了第一張非嚴格意義的報紙。當時人腦子裡的「夷夏之辨」，不讓位於「男女大防」，但還有傳教士接連不斷地、近似冒險地來到中國。他們傳播基督教義，創辦新型報紙，傳播福音和科技，貼近中國讀者口味，走親民路線，用客觀新聞來攻略讀者與信徒市場。

很多中國人開始搶讀新鮮報紙。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魏源，愛不釋手，眼界大開，受益不淺，其皇皇巨著《海國圖志》就借鑒過洋教士「郭士立的雜誌」。封疆大吏如林則徐、大學者如徐繼畲等也成了新報紙的忠實讀者。他們不但自己看，還推薦給身邊的人讀，讀夾雜在基督文化中的中國國情，讀陌生西方的格致、器物、制度和思想，讀使他們震驚和不平的中國落後西方的差異、蒙昧和蒼涼。

研究中國近代新聞史、文化史，王韜是不能繞過的豐碑性人物。他早年鄙夷過西學，高喊過要「攘斥異端，輔翼名教」，但仕途無望、生計無著時，他在傳教士的墨海書館翻譯多年。這個矛盾式的傑出人物，自責「士林敗類」，又以「歲得二百金」竊喜。他曾幾度給清廷上陳攻擊太平軍的良策，也給李秀成寫過如何友善西人孤立政府的示好信，機遇不得，觸怒朝廷，全國通緝，逃匿香港，改換姓名，最後遠涉重洋，不遠萬里，來到英倫，大談中英關係和中西文化，很受歡迎。風光兩年多，接觸了很多異國文化，歸國後，他立即用國際新視野創建中國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辦成的報紙《循環日報》。他很有商業頭腦，打造民族品牌，甚至親力親為長期撰寫政論，大開思想啟蒙風氣之先。

重生的王韜，不再是騎牆的「長毛狀元」，不再是搖擺的獵位人。他那獨樹一幟的報紙，他那短小精悍的報紙，影響了不少中國人走上了為國運奔波、思考、努力甚至流血的新路。他曾推薦孫中山去拜訪李鴻章，曾發現改良先鋒康有為，也促使清政府開始放開報禁，接受緣自西方的民辦的、洋人辦的新式報紙。

《申報》《萬國公報》應運而生，《國聞報》《時務報》接連推出……一系列報紙問世。它們不再停留在傳播福音和西學的層面，不再是由傳教士和「假洋鬼子」唱主創和主筆的舞台，不再是生存在專制高壓狹縫裡的街頭非法品……報紙上的內容、針對、價值、意義、作用等，如同一道道搶眼、燦爛、絢麗的火焰，深具殺傷力、震撼度、衝擊波，照亮了精彩一瞬的短暫春天，照亮了無數國人滿懷期待和歡欣、寄託和慰藉、迷茫和憤怒的生存世界。

由傳教士林樂如創辦的《萬國公報》，從小到大，一路暢銷，成為了中國士大夫階層里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它觀察中日甲午海戰，它聲援晚清維新變法，它切入大清帝國病脈，由表及裡，針砭時弊。光緒皇帝的御案上擺放過，張之洞一次性襄助過千兩白銀，翁同龢在日記里贊主辦者李提摩太為那個時代「豪傑之士」，倒台後的李鴻章也是欣然命筆，為李提摩太的文集寫序表示支持。

怯懦的光緒突然強悍，在慈禧的威勢下推行維新，想必思想深處不無《萬國公報》的激烈影響。同樣受著《萬國公報》熏染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底層人物，幾番雀躍，鼓吹變法，抓住了報紙能宣傳、能播種、能文攻甚至「武鬥」的功效，在北京、在長沙、在天津……印行不少報紙，吹響改良號角，傳播維新思想。此期活躍者，還有嚴復、汪康年、黃遵憲等，皆為有膽有識的文人硬漢，然守舊勢力不小，改良舉措不接地氣，終是鼎盛一時，慘淡經營，鎩羽而歸。

康有為將辦報紙推崇至如建鐵路一般重要的位置，梁啟超將「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視為「一切文明之母」，譚嗣同更是稱「報紙即民史也」。印行報紙，引進西學，傳播新知，開啟民智，啟迪民心，激勵民志，把高高在上的政務外事拉到了底層視野，將千里之外、萬里之遙的異域風情描述在大眾面前，這自會產生很多歡欣、鼓舞、思考、鍾情、厭惡、反抗的激烈情感。人們尤其是條約口岸知識分子們、小官僚階層、開明地主，開始思考、參與和推動國家的命運，開始用一系列不憚流血的行動來激化李鴻章眼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晚清大變局中，波瀾壯闊，也驚心動魄，這使我想起了慈禧。雖然作者把她當著舊勢力的代表人物，不曾過多著墨。但，她應該是晚清新聞史上值得一書的傳奇人物，應該是一個能夠也願意接受思想的實權者，不然，晚清史上決然不會出現漢人出身的「四大中興名臣」，不會出現繁榮過也帶來了不少實效的洋務運動，不會出現舉國抨擊郭嵩燾使英而西太后多次召見勉勵，不會出現小知識分子掀起的維新變法，不會出現後來真正肇啟中國改良的「新政」……像這樣一位偉大的奇女子，必然與晚清新聞史、報業史上有著許多聯繫、故事和佳話。她作為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在有著光榮的文字獄傳統的有清一代，竟然能容忍《萬國公報》對中國說不清的時局指手畫腳，容許康梁一黨連創幾張報紙評判朝政利弊，容許章士釗、章太炎們有機會創辦報紙鼓吹改革，容許民報、洋報出現如雨後的春筍……這值得清醒的學者，帶著理性去好好認識、發掘、分析和重新評判。

康有為狹隘的、懵懂的、朦朧的想通過改良攫取大權的夢想必然失敗，但他的保皇大旗，依然列印在幾張報紙上，打出了同革命派一較高下的氣勢：辯論，爭鬥，批判，抨擊，反駁，謠諑，誣陷，誹謗……林林總總的思想、主義、理念、依據、綱領和伎倆，挖空心思，針鋒相對。

新聞報業在大清的送葬哀樂中呈現了繁華氣象，就連過去不止出現過多少次的「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悲劇，也被激化成了震驚朝野、轟動報界的社會大案。

革命來了，大清完了，報紙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甚至軍事上、法律上，都有著舉足輕重、不可替代、難以企及的地位。辛亥革命的勝利，被翻覆宣揚在新聞報紙上。袁世凱當大總統，莫理循作為新聞喉舌，功不可沒。袁世凱稱帝失敗，報紙曾給過致命一擊，而其當初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帝，也是深患太子病的袁克定偽造了一張「最討厭而最有銷量的」《順天時報》勸進，弄巧成拙，夢煮黃粱，丟了性命。

報紙的威力是巨大的，受到了民眾的歡迎，也受到了強權者的鐵腕打壓。袁世凱在鎮壓「二次革命」時，一次性撲滅了國民黨系全部報紙，查封了全國三百餘家報館。被嚴複評價為「良善暗懦」的黎元洪，動怒時分殺起報人來，毫不怯懦。直書真實、追求真理的記者、報人，稍有不慎，便是遭遇厄運：封館、關門、停刊、逮捕、拘押、暗殺、明槍，甚至是黨內的暗箭難防。以倔強著稱的章士釗也有過辦報的尷尬，奉行新聞客觀主義的黃遠生就死於黨爭黑槍。

辦報容易也艱難。中國的第一份報紙，是西方神父傳教的權宜產物，幾經輾轉，幾經變遷，不斷崛起，做大做強，做成了國人認識的新視野、思想的風向標、命運的角斗場、輿論的發動機。這不但催生了中國新聞事業的萌芽和發展，而且振奮了中國民主國運的爭取和選擇，更是促動和加速了中國現代化進程。

在這段歷史中，出現過民國「臣記者」薛大可的卑微、山大王王金髮砸報館的荒唐、革命黨人唐群英結婚登報的趣事……但，最顯著的特色即報道真實、傳播新知、抨擊時弊、啟蒙思想的報業操守，為後世接受、發揚、發展和創新。

晚清中國新聞的興起、發展和繁榮，出現了中國的報紙和報人，在本已枯朽的晚清現場中，不啻於一劑綻放文明、喚醒民眾且前所未有能以毒攻毒的猛葯，甚得近代新聞研究者們的關注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