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回憶西南聯大的教授生活

20世紀初，昆明還只是位於中國西南偏遠地區的一個毫無生氣的省會城市，它第一次遭受侵擾是20世紀初法國人從法屬印度支那的河內修到昆明的鐵路。

1938 年，來自中國華北的三所流亡大學遷入本地。1941 年為美國飛虎隊（空軍十四航空隊）專設的大型美國空軍基地成為其越過「駝峰」從印度為中國提供空運物資的中轉站。流入此地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美國飛行員使得昆明成為一座繁榮發展的城市，不斷地向周圍擴展，變得擁擠不堪。

為了等待往北到重慶的飛機，海登博士和我不得不在此地多呆幾天。我們藉機看望了一些大學中的朋友。

首先我們拜訪了梅貽琦校長，他是一位物理學家，目前是由三所高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聯大（天津的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代理校長。他比我記憶中的要更加消瘦，衣著也很破舊，不過為人依然很熱情。

教授們的貧困狀況讓我吃驚

作為生活需要，吃、住成為西南聯大教師面臨的首要問題。

我的朋友哲學家金岳霖、經濟學家陳岱孫以及英語系的夏威夷美籍華人陳福田，都剛搬入臨時搭建的住處---位於美國領事館隔壁的舊劇院的露台。美國領事館與中國劇院都是由在1911年至1926年間統治雲南的軍閥唐繼堯修建的。當時連接昆明與外界的交通幹線還主要是法國修建的從河內到昆明的鐵路。劇院露台上的設施易於破損，但不收房租。

在我們坐著談話時，一隻碩大的老鼠穿過紙糊的天花板，差點掉下來。於是我們說應該買一隻貓，但是那需要花費200塊錢。

教授們的貧困狀況讓我吃驚，我寫道：「他們正在頑強地戰鬥，但是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你可以想像這種情況——這裡充斥著絕望、悲慘、勇敢面對、互相支持以及思想與行動逐漸衰退。」

後來事實證明，這樣的狀況一直維持了三年時間，隨後他們回到戰後的北京繼續湊合著生活。

我見到的另外一位北京的朋友是鮑伯·溫德（Bob Winter），58歲，他是I.A.瑞恰的基礎英語運動在美國的代表人物。

在空襲中，他的衣服已經被偷了兩次。如今他在院子里養了兩隻猴子，其中一隻猴子特別兇猛，由繩索拴著，如有入侵者闖入它就咬，除非先射殺它。鮑伯的院子里到處都是花，還有裝滿書的書架，他了解很多當地的民俗與小道傳聞。

這裡的人都是單身漢，除了陳福田，他的妻子在檀香山。對成家的人來說，生活更加艱難。

我到處尋找西南聯大圖書館館長嚴文郁，他曾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代理館長。之前我見到他時，他剛剛接管北大圖書館，正在研究一流的圖書館方案，當時已經獲得完整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並且準備大展宏圖。如今我發現他在越過補鞋匠攤位的頂樓房中和衣而卧，身體不適的他還要考慮三個孩子的吃飯問題。（戰後，嚴文郁成為聯合國工作人員。）

清華大學的政治學家張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宗祠中，「他們住在供滿靈位的大廳當中，院子里種滿了花草樹木」。而我們的朋友北京大學政治學家錢端升則住在5 英里之外的鄉村。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梁思成夫婦也住在那裡，隨後與中央研究院一起遷往四川。

周日，海登博士借到了一輛軍用吉普，而張奚若則充當我們的導遊。

我們出發了，一行6 人，由我開吉普車沿著崎嶇不平的石子路穿過鎮子。穿過鬧市之後，在通往鄉村的木基路上駛向城市邊緣，最終抵達龍頭村，當地人也稱其為龍泉。隨後我們將吉普車停在了寺廟前的小樹林中，沿著小路來到了錢端升家裡。

錢端升和梁思成夫婦是鄰居，他們的房屋也都是由林徽因設計的，開創了居住在鄉村避開轟炸的「時尚」，另外他們建的房子也無須繳納地租，5年後房屋歸土地主人所有，以此抵消租金。

一支派克鋼筆的價格高達6000元

隨後我們帶著老金和錢端升一行8人返回。大家舒服地擠在一起……7點鐘我們來到梅博士家參加宴會。梅博士的房子很大，盡主人之誼，邀請所有教職員工，他們大多數在頂樓住宿，也沒有多餘的地方接收其他訪客。

據溫德說，梅博士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到600元，而這次宴會的花銷絕不少於1000元。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們送了梅博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療瘧疾的阿的平藥片，這應該可以換回1000元了。

通貨膨脹帶來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反常現象。切斯特菲爾德（Chesterfields）香煙每包售價10元，一支派克鋼筆的價格高達6000元。鋼筆、手錶和照相機成了投機買賣的搶手貨，這種買賣正是為了得到更多財富的必然產物。對於中國教授來講，送其一支鋼筆，其價格都超過了他一年的工資。

在昆明，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表現為混亂的進口商品價格，因此許多有著官方背景的中國人與美國人趁機在市場上大撈一把。

昆明教職員工的生存狀況讓我極為震掠，於是我立即向華盛頓作了彙報。我寫信給阿爾格·希斯，希望亨培克與柯里也了解情況，其中陳述的觀點我曾多次重複……

本文選自費正清中國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