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戴笠的「遺囑」為何淪為歷史笑柄

蔣介石與戴笠（右）。

急留遺囑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約為兩天時間，從迄今所見的史料看，沒有作為。此行張、楊並沒有為難他，反而給予他很高的禮遇、自由的行動。也許為了彌補此前的嚴重失職、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機極深的戴笠卻留下一份怪誕的遺囑，遺囑是這樣寫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領袖蒙難後十二日，戴笠於西安張（學良）寓地下室。

這份遺囑實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體現，它不是一般的矯情造作，而是在粉飾乃至捧出對蔣介石的一番忠誠，以便事後攫取遇危不亂、成功成仁的政治資本，為他進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塊高高的墊腳石。

這份「遺囑」雖未署日期，然從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領袖蒙難後十二日」之語推算，當寫於12月23日，戴笠到達西安還只有一天，他是22日傍晚到達，24日離開的，停留在西安的時間再這麼算也不到兩個整天，只兩個晚上和一個多白天而已。那麼，這兩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我們來看看。

先來看戴笠這兩天的活動：

22日傍晚，赴西安眾人抵張學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齡去了蔣介石處，而戴則隨宋子文、蔣鼎文與張學良洽商有關西安事變之事的處理問題。此事見宋子文日記和蔣鼎文紀念集相關記載。

是晚戴在張學良公館用餐，一起用餐的有蔣鼎文和「西北剿總」的政訓處處長曾擴情。曾擴情在《西安事變回憶》中說：「張（學良）把宋美齡、宋子文、端納三人送到蔣介石處，留戴笠、蔣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蔣兩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銀行。」又據蔣鼎文紀念集載，宋子文也與他們一起住在張公館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張、楊提出西安事變談判建議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於是趕忙召集蔣鼎文、戴笠商議對策，三人緊急會商後提出一個反建議方案，並報蔣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記有較詳細述及。顯見反建議這種重要書面方案，討論斟酌不會一時三刻的，而且這一方案還要等待「蔣介石批准後」，三人才可決定或聚或散。

而到了24日，戴笠「不辭而別」離開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記作如是載：「戴（笠）的不辭而別令敵手甚為不悅。」

以上是三個親歷者記錄他們與戴笠一起的活動。

假如事實真如戴笠所述「離死不遠」，那麼其時的戴笠就是「死囚」監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參加談判，不可能參加會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自在悄悄地離開西安。須知，其時在西安，張、楊若要為難你，或要除掉你，可以採用各種方式，就像除掉籠中之鳥一樣容易，戴笠縱有三頭六臂，也難逃張、楊之網。

戴笠在24日不告而別離開西安，是已經證明了的史實。而有些著作對此視而未見或見而未聞，不斷向戴笠臉上貼金。

歷史笑柄供後人把玩

張學良當年為什麼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帶來西安，無論從當時的情況看，還是晚年的張學良口述中，似乎都是在對戴笠的特務行徑嬉笑怒罵，這位公子哥兒出身的政治家在盡情地戲謔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還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即8月底，在西安的特務們不通過張學良，就抓捕了張學良身邊的人，包括東北大學的大學生宋黎、馬紹周和關時潤等。張學良憤然道：「捉人居然捉到我的頭上來了。」於是乘機武力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並收繳到不少特務彙報的關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情報，還有關於張學良本人的。這次行動羞辱了CC和戴笠的特務行徑。

戴笠這次到西安後，張學良給了他一個小小的下馬威。張學良當時的親信高崇民是如此記述戴笠在機場繳槍以及戴是如何向張訴求的：「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齡負著和平的使命來西安，蔣的特務頭子戴笠亦隨機來西安，戴下飛機後，腰中插的手槍被我方戰士繳械，到金家巷見張學良時泣訴其事，張立即把自己帶的手槍摘下贈戴。戴大為感動，叩謝之餘，口稱副司令偉大不止。平日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的特務大王，一旦卑躬屈膝至於此極，大為可笑。」如果張要讓戴「殉難」，還會還給他手槍？

其後，張學良語帶機鋒地問戴笠：「老戴，你們的特務工作是怎麼做的，我與楊司令搞了這麼大的事情，你們都不知道？」

戴笠一臉茫然，囁嚅半晌才回答道：「我們從來不對副司令做特務工作啊！」

戴笠也許沒有想到「西安事變」的當事人張學良、宋子文、蔣鼎文、陳誠以及曾擴情等都會有各種文字，通過不同渠道披露出來，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當時的事實真相。這些角度不同且無意之中的記述，並非針對戴笠而寫，然通過互相對照佐證，可以還原當時情況，足證戴笠的「遺囑」是沽名掩世的「遺作」。

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位著名的「特務天王」留下了又一個著名的歷史笑柄，供後人茶餘飯後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