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6年有哪些重大發現？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導語：借著小北風帶來的好天氣，今天一大早，小編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向各位發來本年度考古界最振奮人心的消息：2016中國考古新發現六大入選項目公布啦！剛剛過去的一年中華大地上又出現了哪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快來一起了解一下。

先來看看六大考古新發現都分布在哪裡？沒準兒正好在你家鄉附近呢，有條件的話一定要去滿足一下好奇心！（製圖：布拉奇）

1、貴州貴安新區牛坡洞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坡洞遺址位於貴州省貴安新區馬場鎮（原屬平壩縣）平寨村龜山組東約0.2公里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東北距貴陽市約40公里，北距馬場鎮5公里，西距貓跳河支流馬場河約0.8公里。

B洞

第一期砍砸石器

第一期石核

2008年夏，平壩縣文物管理所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首次發現該遺址。2011年 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壩縣文物管理所聯合對該遺址進行了複查，判斷其為黔中地區發現的保存狀況較好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洞穴遺址，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遂報請國家文物局對其進行正式發掘。

第二期墓葬

Z6

遺址由A洞、B洞和C洞三個地點組成。2012~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遺址連續進行了5個年度的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穫。

第二期骨鏟

持續的調查和發掘，明確了遺址三個地點的文化面貌和遺址範圍。A、B、C洞面積分別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堆積分布在洞口外。目前，已發掘面積約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積最為豐厚，也最具代表性，堆積厚約6.7米，時代約從舊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到歷史時期。

第二期砍砸器

第二期石錘

第二期石核

第二期細石葉

遺址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發現10餘處用火遺迹、2處活動面、7座墓葬等。除此之外，還發現了大量地層關係明確的文化遺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生產工具以及大量與加工打制石器有關的石料、斷塊、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水、陸生動物遺骸和植物果核。

第三期墓葬

第三期尖狀器

第三期磨製石斧

第三期細石核

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及出土遺物，可劃分為五期。

第一期，文化特徵以硅質含量較高的石灰岩打制石製品為主，包括砍砸器、石核等。年代可能為距今15000年左右。

第二期，發現6座墓葬，共11個個體。出土遺物數量龐大，主要是以燧石為原料的細小打制石製品，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斷塊、廢片、碎屑等。另外還有少量礫石石器、磨製骨器和典型細石器製品。年代為距今10200~8700年。

第三期，發現1座墓葬。開始出現磨製石器，細石器製品繼續流行，其他遺物仍以大量的細小打制石製品為主。年代為距今8000~5500年。

第四期，陶器開始出現，但數量較少，器類簡單、破碎嚴重，飾有繩紋、凹弦紋、戳印紋等，仍有少量細小打制石製品存在。年代為距今5000~3000年。

第五期，出現方格紋陶器，數量極少，但燒制火候顯著提高。年代可能已經進入春秋戰國時期。

第四期陶片

第四期陶器

牛坡洞遺址的發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區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序列，為進一步推動該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遺址中發現的墓葬，填補了貴州地區史前洞穴遺址中不見墓葬的空白，為研究該地區史前人類體質特徵提供了重要線索。首次在貴州區域內的以細小打制石製品為主要內涵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識別出細石器製品，為研究細石器工藝在西南地區的出現與傳播提供了重要資料。遺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別是復原出了完整陶器，為認識本地區文化面貌，以及與周邊區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2、遼寧朝陽市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陽市龍城區博物館

半拉山屬於塔子山南麓的一座小山，山勢較低矮、平緩。山嶺兩側是由大凌河支流十家子河沖積而成的平地。墓地南距朝陽市中心約13公里，北距召都巴鎮約1公里，地理坐標（T0405北隔梁中部）北緯41°40′28.84″、東經120°23′34.15″，海拔278米。

半拉山墓地全景

墓地是2009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被發現的，當時已被盜掘，近年來又連續被盜，破壞嚴重。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從2014年至2016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陽市龍城區博物館聯合對半拉山墓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此次發掘面積約1600平方米，清理墓葬78座、祭壇1座和祭祀坑29座，出土遺物僅玉器一項就達140餘件。

西界牆及筒形器帶

墓地建在用黃土堆積而成的冢體之上。冢體為地上建築，冢上僅見紅山文化時期的堆積層，不見晚期文化堆積層，地層堆積關係相對較單一，但冢體堆積本身存在著較複雜的疊壓打破關係。

M12（西東）

M23（西東）

第4、5號祭祀坑（北南）

墓地冢體地層堆積結構情況，反映出該墓地在營建和使用時間上經歷了兩次較大變化，據此可將墓地分為早、晚兩期。早期階段地層為3B層堆積，遺迹包括墓葬和祭祀坑。晚期階段地層為2A、2B、3A層堆積，遺迹包括墓葬和祭祀坑，以及界牆、積石堆積層、祭壇、建築址和筒形器帶。

陶人頭像

石人頭像

冢體由黃土堆積的土冢、石砌的界牆及冢外部的積石堆積三部分組成。早期階段冢體只見黃土堆積的下層土冢，在晚期階段出現了石砌的界牆和起封蓋作用的積石堆積。

各種玉璧

墓地具有兩項功能。第一是埋葬逝者的墓葬。墓葬有土坑墓、石棺墓和積石墓三種。在早期階段，墓葬未見明顯分區，不見積石墓；在晚期階段，墓葬區主要位於墓地南部，在北部外圍有零散墓葬分布。第二是舉行祭祀活動。祭祀遺迹由壇祭和坑祭兩種遺迹組成，分布於墓地北部。在早期階段僅見坑祭遺迹；在晚期階段出現了壇祭遺迹，祭壇四周圍砌石牆，壇上分布大小不一的祭祀坑，並有一座建築址和一層經人工夯打的大型活動面，緊靠壇牆外側成排擺放泥質紅陶彩繪筒形器、器座等。

玉料

玉鳥

玉龍

石鉞

玉獸首形柄端飾

陶器出土數量最多，泥質紅陶筒形器殘片占絕大多數，但未發現完整器。出土了零星夾砂黃褐陶片和黑褐陶片，紋飾有刻劃之字紋、網格紋、附加堆紋等。石器以打製為主，少量採用磨製和壓制。器形有斧、鉞、鋤、鏟、環、鏃、錘、夯錘等。玉器多出自墓葬內，零星出土於地層堆積中，出土數量多，保存較好，形制規整，製作精美，器形豐富，有龍、鳥形墜、斧、玉芯、璧、環、鐲、墜飾、珠、獸首形柄端飾及玉料等。此外還出土了10餘件陶質、石質人像，部分頭像體量較大。結合之前其他地點的發現，說明以人像為祭品的傳統是紅山文化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是構成紅山文化的重要內容。

玉斧

玉鏃

陶罐

根據對該墓地出土典型遺物的比較分析，推斷其是一處性質較單一的紅山文化晚期墓地。據M4出土人骨碳十四測年，其絕對年代為距今4510±30年，校正數據為距今5305～5045年。

該積石冢的發掘完整揭露出了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營建全過程。該積石冢層位關係明確，為研究積石冢的修建過程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彌補了以往紅山文化積石冢發掘所欠缺的一些遺迹現象，為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營建過程樹立了一個標杆；墓地布局、墓葬結構、出土遺物等對紅山文化埋葬習俗以及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3、湖北天門市石家河新石器時代遺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地區目前發現面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史前聚落，在探索中華文明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2015～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主要對該遺址核心區域進行勘探並發掘其中的印信台、譚家嶺、三房灣等遺址，取得重要進展。

譚家嶺古城

譚家嶺古城壕溝與城垣

譚家嶺古城南垣缺口

譚家嶺遺址

新發現的譚家嶺古城為認識石家河古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譚家嶺古城城垣由較純凈黃土堆築而成，城垣頂寬約10、厚約1.5米，環壕寬約30、深達9米，城垣呈不規則圓形，面積約20萬平方米。據層位關係與遺物特徵分析，譚家嶺古城早於石家河古城，其年代不晚於屈家嶺文化早期，可能屬於油子嶺文化晚期，是同時期我國發現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印信台遺址（航拍）

印信台遺址三維影像

印信台遺址陶缸遺存

印信台遺址陶缸刻劃符號

印信台祭祀遺址的發現，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功能分區提供了重要內容。印信台遺址位於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側，共揭露出5個人工黃土台基、6組套缸遺迹等祭祀遺存。其中，黃土台基均為長方形，最大的台基東西長30、南北寬13米左右，全部由較為純凈的黃土夯築而成，台基邊沿有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相關遺迹。在台基2與台基3之間的低洼地還發現兩組由數十個紅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遺迹，部分陶缸上新見一些刻劃符號。其時代屬於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時期的遺存，也是目前發現的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

譚家嶺古城土坑墓出土陶器

本次發掘新發現了一批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玉器，豐富了中華文明進程研究的內涵。在譚家嶺遺址東部除揭露出屈家嶺文化晚期土坑墓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大型房基外，新發現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瓮棺5座，出土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玉蟬等240餘件玉器。

W9出土玉人頭像

W9出土虎座雙鷹玉飾

W9出土玉蟬

這些玉器類型豐富、形態優美、造型生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多數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線刻圖案、複雜的透雕和細如針尖的鑽孔，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刻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W3出土玉虎

W9出土玉飾

W9出土體雙虎頭形玉器

W9出土玉鷹

W9出土玉玦

對石家河古城外圍高崗、低地的系統勘探以及對三房灣遺址南部發掘所獲資料，有助於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群的整體布局與結構。目前所見石家河古城南城垣西段缺口可能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即已存在。

4、陝西神木縣石峁遺址皇城台遺迹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神木縣石峁遺址管理處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

2016年，石峁遺址皇城台發掘工作集中在門址處。皇城台三面臨溝，僅北側偏東有一窄梁通往外界，門址即扼守於此，沿山樑東北方向通往內城東門和外城東門。發掘揭露其主要組成部分自東（外）向西（內）依次為廣場、瓮城、南北墩台、門道等。目前，廣場已完全揭露，面積超過2100平方米。

皇城台相對位置圖

廣場由南、北基本平行的兩道石牆及瓮城東牆一線圍成，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63、東西寬約34米。廣場地面用黃褐色沙土鋪墊，夾雜較多碎石塊和小陶片，局部有踩踏跡象，在中部發現一座石砌房址殘跡。

皇城台門址位置及地形

瓮城位於廣場內、南北墩台中間，是平面呈直角「U」形的一座石砌單體建築，在其外側牆根地面下發現兩件完整玉鉞，當系鋪設瓮城外的廣場地面時埋入。

皇城台門址（俯視）

南、北墩台位於廣場中部，平面均呈長方形，石砌外牆包裹夯土內芯結構，二者分別與廣場南牆和廣場北牆相接，北墩台要大於南墩台。南墩台頂部的層位關係表明，其建築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200至前2300年。

皇城台門址正投影

門道位於瓮城內，以南、北墩台為界，地面平鋪砂岩石板，自廣場向台頂呈斜坡狀向上攀升，保存較好，大部分石板上有清晰的踩踏摩擦痕迹。

皇城台西北護牆

與外城東門址相比，兩座城門結構相似，主體結構均包括了瓮城、南北墩台、門道等。這兩處城門的建造設計理念當具備一定的承襲關係。不同的是，皇城台門址外有廣場，而外城東門址外則無。

皇城台西北護牆細部

從目前皇城台門址附近出土的遺物及地層關係來看，其修建要早於外城東門址。

皇城台出土銅刀

另外，還對皇城台西北角牆體進行了發掘，確認其周邊台體是以層階狀石牆環繞。目前揭露了三階石砌包牆，每階石牆均由砂岩石塊平砌而成，外壁齊整。三階石牆自上而下逐級放大，形成台階狀結構。每階間寬約1米，每階上均有排列齊整的紝木孔洞，有平行分布的上下兩排，部分孔洞還有紝木外露。揭露完整的第二階高約4米，其下排紝木洞口外可見豎立的平整石板。

瓮城外玉鉞出土位置

本年度發現的較為重要遺物有銅器、石范、玉器及骨針「製作鏈」相關遺物。石范均殘，有「一范多器」和「一范一器」兩類，器形可辨者有環首刀、直背刀、錐。銅刀僅存尾部，刀背很直；銅鏃完整，雙翼有銎；銅錐完整，器形細長。從皇城台頂部棄置於西北角包牆的大量獸骨中發現了完整的骨針「製作鏈」，包括骨料、磨製毛坯、鑽孔毛坯、殘次品、成品、礪石等遺物，在約30立方米土方內，僅骨針數量就超過了250枚，還有骨錐、骨鏟、骨片（飾品）等器形，各類骨器總計逾300件。

從共存陶器來看，銅器年代為龍山時代晚期至二里頭時期，是中國早期銅器的又一次重要發現，尤為重要的是，這一發現反映了河套地區在中國銅器起源和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皇城台門址瓮城外玉器的發現再一次證實了石峁玉器的特有埋藏背景。骨針「製作鏈」相關遺物的發現，預示著皇城台頂部偏向西北某處可能存在著制骨手工業作坊，以骨針、骨錐、骨鏟等為主要產品，尤以骨針產量最大，為探索皇城台頂部聚落結構和石峁城址內部功能區劃提供了重要線索。根據上述重要考古發現，石峁考古隊將以皇城台的發掘為重點和突破口，加強對石峁遺址「透物見人」的研究，加強石峁遺址同其他相關遺址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比對分析作用。

5、新疆尼勒克縣吉仁台溝口青銅時代聚落遺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勒克縣吉仁台溝口遺址位於尼勒克縣科克浩特浩爾蒙古民族鄉恰勒格爾村東草場中，地處喀什河北岸吉仁台峽穀穀口三級台地上。遺址東西長400、南北寬約200米，總面積約8萬平方米。2015～2016年，共發掘2500餘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墓葬8座，出土陶器、石器、銅器、鐵器、骨器等各類遺物1000餘件（組），其中以陶器和石器為大宗。在尼勒克吉仁台溝口遺址發掘的遺迹主要有房址及房址內部的灶、灰坑、柱洞和墓葬。

遺址全貌

房址按建築規模可分為大、小兩種。大型房址面積100~400平方米，分布相對獨立，功能和性質應有所不同。房址平面大致呈長方形，建築形制屬於半地穴木框架式，營建方式為依山體坡度挖出簸箕狀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壘石，石牆邊再栽立長條石，內豎木柱構成牆體，在房址中央栽立兩排木柱支撐屋頂，門朝南。牆外有一周迴廊式石砌護牆，居址中部為長方形石砌火塘，布局嚴謹勻稱。

遺址東部房址

大型房址（F6）

如F6，位於遺址西部，地勢最高，居高臨下，坐北朝南，規模最大，南北長21、東西寬17.8米，房屋建築面積374平方米，室內使用面積240平方米。小型房址面積20~6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遺址東部，在T12（發掘面積740平方米）中發現房址8座，分布相對集中，依山樑地形呈階梯狀錯落分布。平面分為圓形和長方形，建築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兩種。

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個圓形石灶。部分房屋保存較差，僅存居住面，柱洞痕迹不明確。房址內遺迹現象單一，主要有灰坑、灶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燒面、卵石坑等。灶址一般位於房址中部。門道痕迹不明確。房址內出土遺物種類較少，主要有陶片、獸骨、石器等。從房址疊壓關係看，遺址可分為早晚兩期。

青銅時代墓葬

石棺墓（M75）

在房址堆積層和灰坑等單個遺迹內發現了大量的煤塊及焚燒過的煤渣和煤灰。種種跡象表明，當時居民已將煤炭作為生活或生產燃料來使用了。

用煤遺迹

石器

鐵塊

墓葬分布零散，規模較小，墓室開口於第2層下，其中3座墓葬明顯打破遺址。墓葬形製為豎穴土坑（石棺）墓，葬式葬俗較統一，均為側身屈肢。隨葬遺物較少，有平底陶罐、帶柄銅鏡等。墓葬年代要略晚於遺址年代。

銅刀

銅鏡

經北京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和美國Beta放射性實驗室碳十四測定，遺址早期年代經樹輪校正後的絕對年代為距今3600 年。

煉銅鑄銅遺物

陶器紋飾

吉仁台溝口遺址是目前伊犁地區發現面積最大、時代最早的青銅時代聚落遺址，文化內涵豐富，結合以往發掘的墓葬，使我們更深入認識了伊犁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具體面貌，為研究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社會發展階段、文化演變等提供了重要資料，將大力推動新疆青銅時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深入開展。

遺址疊壓、墓葬打破關係不僅為伊犁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類型的分期研究提供依據，同時為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序列、文化編年、文化結構等提供了珍貴資料。

陶罐

遺址內發現的目前新疆乃至中國較早的鑄銅陶范、風管、煉渣、爐灰等可以明確遺址存在鑄銅活動，對中國冶金考古研究意義重大；遺址內發現的3件鐵塊年代較早，對研究冶鐵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遺址內發現的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的遺迹，將煤的開發利用的歷史上推近千年。

6、河南洛陽市西朱村曹魏墓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墓葬位於洛陽市寇店鎮西朱村南約650米，北距漢魏洛陽城閶闔門遺址20.4公里。墓葬地處萬安山北麓的緩坡上，西側距曹魏時期圜丘遺址約2.5公里。

西朱村曹魏大墓位置

2015年7月，西朱村村民遷墳過程中發現該墓，因存在被盜掘的隱患，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對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同時對墓葬周邊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勘探，以期解決墓葬的陵墓園建築和陪葬墓等相關問題。截至目前，勘探總面積140餘萬平方米，共發現兩座大型墓葬（編號M1、M2），均無封土和陵墓園遺迹，目前M1發掘工作基本結束。

遺址東部房址

大型房址（F6）

青銅時代墓葬

M1的地理坐標為東經112°38′11″、北緯34°32′41″，海拔271.41米。墓葬為帶長斜坡墓道的明券墓，東西向，方向為274°，由墓道、甬道、前室、後室組成。墓葬南北兩側和西側共分布著39個柱礎坑和3條排水溝，南北兩側的柱礎坑排列規律，基本南北對稱，距離墓壙1.2～2.5、間距1.6～2.7米。墓葬土壙東西全長52.1米，其中墓道上口東西長33.9、寬9～9.4米，坡度為18°。墓室土壙近長方形，東西長約18.2、南北寬15米。墓葬口部距墓底深約10.8米。墓道南北兩側壁留有七級水平生土台階，台階間距1.3～1.5米。墓室土壙部分殘存6～7級水平或斜坡狀台階。甬道長2.3、寬1.6米。前室內壁南北長4.8、東西寬4.4米，拱券形頂，頂部大部分已坍塌，前室北側壁殘存磚牆高4.6米，前室券頂的復原高度與之大致相當。在前室磚壁上發現有殘存的壁畫，壁畫保存狀況較差。後室近方形，邊長約3.6米，亦為拱券形頂。

石璧、石圭等出土情況

出土遺物主要有陶器、鐵器、銅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共約500餘件。陶器有俑、雞、狗、豬、灶、井、磨、房、四系罐、盤、勺、爐、燈等，另外出土了數件鐵質帳構和8件石質帳座，以及石璧4件、石圭1件。墓葬出土了大量刻銘石牌，已修復約180件。石牌為平首斜肩六邊形，長約8.3、寬4.6～4.9厘米，上部有一圓形穿孔，一面有陰刻隸書文字，內容豐富，包括衣衾、葬儀、器用、陳設、文房用具、梳妝用具及飾品、食物、戲具、雜具、車馬等。石牌的尺寸及書寫內容、格式與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銘石牌相似。

琥珀雕件

陶熏爐

M 2 的地理坐標為東經112°38′29″、北緯34°32′41″，海拔291.21米。墓葬東西向，方向為94°。墓壙總長59.2米，墓道位於墓室東側，長39.6、寬9.4～10.2米，墓室土壙東西長19.6、南北寬13.8米。墓壙周邊同樣有柱礎坑遺迹。

玉器

壁畫

M1出土隨葬品與洛陽正始八年墓、曹休墓出土部分器物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呈現出從東漢到西晉的過渡特徵。墓葬規模宏大，出土的石圭、璧等禮器，非普通之物。墓葬出土的刻銘石牌，此前僅見於曹操高陵，具有較為明顯的時代和等級指向。根據文獻記載，曹魏明帝高平陵位於萬安山地區，明元郭皇后葬於高平陵西。此次勘探發現的M2，所處位置地勢高敞，其墓葬規模已達帝陵級別，與M1及曹魏圜丘東西一線，因此初步推測M2可能為曹魏高平陵，M1為高平陵的合葬墓或陪葬墓，但因M1被盜嚴重，未出土與墓主身份直接相關的證據，墓主身份暫不能確定。

刻銘石牌

陶俑

此次發現，為曹魏時期陵區的選址和建制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曹魏時期的墓葬在全國範圍內發現較少，這座墓葬雖被嚴重盜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遺物。特別是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刻銘石牌，為研究曹魏時期高等級墓葬的隨葬品組合和喪葬禮儀等提供了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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