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道教醫學！

這一時期道教醫學體現了鮮明的道教特徵，即把醫術成為道教不可或缺的內在要素之一，特別是士人入道進一步提升道教醫學的理論層次。

為道者必須兼修醫術

如果說在漢代道教始創時期，道教與醫學的緊密聯繫多是出於宣傳教義、廣納教徒以擴大教勢，明顯地表現出一種以醫傳教的外在功利性目的的話，那麼，隨著魏晉時期葛洪神仙道教體系的建立，上清派、靈寶派的形成以及南北朝時期道教本身的進一步改造、完善，這種聯繫就成為道教自身發展所必不可缺少的內在要求了。

首先，在東晉時期葛洪神仙道教理論的建立，他使得道教基本教義從早期「去亂世、致太平」的救世學說發展成為專註於企求「長生久視」和「度世延年」，這在道教理論發展史上意義重大這一轉變的完成，使長生不死、羽化登仙就成為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修鍊追求的最終目的。為了達到修道長生的這一度世目的，首先要祛病延年，《真誥》指出：

夫學生之道 ，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

由於醫藥的作用正是在於治病防病，延長人的壽命，故掌握一定的醫藥知識和技能是道徒進行「自救」並進而「濟人」的基礎和前提。因此，修「仙道」必須通「醫道」。

其次，道教本著「內修金丹、外修道德」的宗教倫理實踐要求，認為行醫施藥是一種濟世利人的「上功」與「大德」，也是長生的一種先決條件，即所謂「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也不得長生也」。葛洪從道教義理的角度和層次上，深刻闡明了醫藥在長生成仙、濟世救人的修道實踐活動中的重要意義，明確提出為道之人必須兼修醫術的主張，得到道門中人的普遍認同。因此，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上清派和靈寶派的相繼出現，道教與醫學的關係更加密切。上清派、靈寶派的修持理論（尤其是上清派），是結合傳統醫學理論進行構建的。這一時期道教逐漸將醫學這一手段運用的重心從「以醫傳教」轉向「借醫弘道」，這就從更深的層次上促進了道教與醫學的交融。

上清派、靈寶派「借醫弘道」

上清派是魏晉時期產生並興盛起來的一個道派，該道派因奉持《上清經》，故名上清派的出現及其興盛在道教與醫學關係發展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它開啟了後世道教借醫理弘揚道法之先河。上清派之所以重視醫學，能自覺地將醫理與道教修鍊方術結合起來，這決非偶然。其中原因之一是魏晉時期，道教逐步向上層社會發展，許多高級士族紛紛入道，一改以往道教信徒多出身下層貧民的狀況。

上清派以《黃庭經》和《上清大洞真經》為主要經典，其包含修鍊思想反映了「借醫弘道」的特徵。上清派在修持理法上強調存思存神為修鍊大道，這是上清派區別於魏晉時期道教其他道派的最大特色。上清派的修持理論上承《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即《太平經》關於身神的學說，建立了以身神為核心的修鍊體系，即認為天地之間、人體內外存在著何種各樣的神靈，尤其是人體臟腑、五官、脈絡和關竅之中有形形色色的神靈鎮守，所謂「泥丸百節皆有神」、「凡人身中亦有三官六府，一百二十關節，三萬六千神」。

《黃庭經》以傳統醫學臟象理論為框架，將《太平經》中的五臟神概念進一步發揮，「散化五行變萬神」；從天人相應思想出發，對五臟六腑五官諸神作出命名，又推及全身，形成「三部八景神二十四真」的身神說系統。即將人體系統分為上、中、下三部，每部各有八景神鎮守。上部八景神在人體上元宮中，中部八景神鎮在人體中元宮中，下部八景神鎮在人體下元宮中。

這些神靈在道書中被稱之為身神，他不僅具有司掌所鎮守的臟腑關竅生理功能的職能而且還司察，人間善惡，「人身行惡，身神亦奏之三宮；人身行善，則慶其仙品」，足見其法力巨大。修道者若能明了這些神靈各自的名號、服色、形象、職司等，虔誠地存思真神，與朱真交通，配合誦經、祝咒禮儀，外加叩齒、咽津、行炁等術，便能敢降外神，入鎮體內，保固體內神靈真神，開生門，塞死戶，調暢氣機，安和五臟六腑，「詠之遍變升三天。千災以消百病痊」。存思存神之術高深這，甚至可以招致仙官前來接引，飛升上清，消除死籍，列位仙班。

靈寶派是以信奉和傳承洞玄靈寶部經而形成的一個道派，其產生時期與上清派大約同時。靈寶派所奉持的經典，比較早問世的《靈寶五符序》（即古之《靈寶經》）、《靈寶赤書五篇真文》以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簡稱《廢人經》，此即今之《靈寶經》）最為重要。這一道派重視符籙科教、齋醮儀軌，但也重視攝生，提出「仙道貴生、無量度人」的主張。他們倡導通過宣傳誦經的醫療養生效果來達到勸善度人之目的，這也是靈寶派借醫弘道的一種方式。靈寶經典中有不少醫藥方面的內容，其中《太上靈寶芝草品》一卷就是專論靈芝草藥的道教醫學著作。

全書共收入127種靈芝草藥。謂食之可以升仙。每種芝草附圖一幅，並註明該葯產地、形狀、藥性、功能等。他們對服食養生之術也頗感興趣，今《道藏》所收《太上靈寶五符序》共有上、中、下三卷，內有一卷即卷中通篇記載的是各種服食養生、祛疾治病方，多達數十種，有不少還冠以「靈寶」之名。主要有「靈寶服食五芝之精」、「靈寶三天方」、「延年益壽神方」等。《靈寶五符序》和《靈寶赤書五篇真文》以傳統醫學的臟象系統為參照系，並以五方之帝靈匹配五色、五氣、五星、無季，作為其理論的基本構架，闡明了古之靈寶派存思服氣之術，諸如「仙人挹服五方諸天氣經」、「太清五始法」、「食日月精之道」等等。

綜上所述，道教上清派、靈寶派在其修鍊理法的構建中都重視和發揮傳統醫學理論的作用，樹立了道門借醫弘揚道法的典範，對後世道教與醫學關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上清派茅山宗的開創者陶弘景就繼承了上清派借醫弘道的傳統，醫道兼通，在道教和醫學兩個領域都卓有建樹，成為南北朝時期集高道和名醫醫於一身的代表人物。

道教醫家及其醫學創穫

隨著道教與傳統醫學關係的進一步密切。魏晉以來歷代修道而兼通醫術者層出不窮。同時在道教史和中國醫學史這兩個領域中都享有盛譽的道教醫家也不乏其人，可謂代代有之。道教醫學作為中國傳統醫學的一個流派正悄然崛起。魏晉南北朝時期較著名並且入列《古今圖書集成·醫部·醫術名流列傳》的道醫有封君達、董奉、負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謨、殷仲堪、葛洪、許遜、徐熙、徐秋夫、羊欣、劉涓子、徐嗣伯、顧歡、徐騫、張遠遊等。此外，葛洪之妻鮑菇、上清派、茅山宗宗師陶弘景也精於針灸、醫藥和養生術；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製藥專書——《雷公炮炙論》的作者雷斆也是一位道教醫家。這些著名道教醫家在傳統醫學史上佔有一定的歷史地位，下面我們結合這一時期部分著名的道教醫家醫學思想和醫學成就分析這一時期道教醫學發展的特色。

魏晉時期的著名醫學家首推葛洪。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少年好神仙術。葛洪的從祖葛玄，自孝先，好神仙修鍊之術，是東吳有名的道士，號葛仙公。曾師事左元放（左慈），受《太清》、《九鼎》、《金液》等丹經，又於天台、括蒼、南嶽、羅浮、閣皂諸名山修道，授煉丹秘術於弟子鄭隱。由於葛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於是「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來葛洪在羈留廣州期間，又曾「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即鮑姑）妻洪。洪傳玄業，兼宗練醫術」。到了晚年，葛洪便隱居羅浮山，積極從事採藥煉丹活動並著書不輟。

葛洪的醫著甚多，除了專述養生服食方者外，其醫學價值最高的首推《今匱玉函方》一百卷、《肘後備急方》三卷，現僅存《肘後備急方》一書。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醫學思想：即醫生處方用藥要以「價廉、簡便、靈驗」為原則，選擇和實施醫療措施要力求「救急、方便、實用」的臨床治療學思想。這一頗有創意的治療學思想，是以葛洪為代表的道教醫家在繼承《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所尊定的一些治療學原則，諸如辯證論治、調整陰陽、扶正祛邪、因勢利導原則基礎之上，在長期的濟世行醫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並且以其獨創性極大的豐富了傳統醫學的治療學思想。基於這中醫學思想，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一書中所選載的方葯多為民間常用的單方、驗方，藥味簡單，便於採用。諸如常山治瘧，麻黃治喘，良菪子治癲狂，海藻治癭病（甲狀腺病）、雄黃、硃砂治皮膚病等。像這樣一類藥物大都是鄉野之間、溝旁籬下就能採集到的，不必病家花錢。即使有需要購買的，其價錢也是非常低廉而且容易購得，可為一般尋常百姓人家經濟能力所承受。葛洪還在書中介紹了許多簡單易行的外治法，如針法、灸法、角法（拔罐）、推拿、眩口、xiu鼻、熱熨、蠟療等。其文字通俗，敘述簡練，所列針法、灸法不記穴位名稱，只談具體部位和分寸，使得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易掌握，有極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葛洪作為一名道醫，其對傳統醫學的融攝與創穫不僅體現在他的醫學思想方面，而且還體現在其具體的醫學成就上。尤其是在對疾病的認識方面，葛洪取得了許多堪稱世界一流的成果。在《肘後備急方》中，葛洪對傷寒、痢疾、時行、時氣（流行性傳染病）、瘟疫、疫癘（急性傳染病），以及狂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屍注（結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和醫學創見。例如，葛洪對天花的流行及發病癥狀的認識，是世界醫學史亡公認的對天花這種急性傳染病的癥狀及治療方法的最早記載，它比阿拉伯醫生雷撤斯對天花的描述早了五百年，在醫學史上彌足珍貴。關於結核性傳染病肺結核，葛洪已認識到這類病有極強的傳染性，並稱為「屍注」或「鬼注」。他明確指出患肺癆病的人「死後復傳之旁人，乃至滅門」，因此告誡人們一旦患上此疾，應當及時隔離治療。後世道教醫家普遍重視對這類「屍注」、「鬼注」病的治療，由此也創造了不少療治屍注鬼注方。葛洪關於沙虱病（此病也叫「蓋蟲病」，是遠東地區特有的一種地方性傳染病）的認識也比日本的同類記載早了一千多年，在世界醫學史上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1930年，日本學者經過深入研究證實，正是葛洪所描述的這種沙虱的幼蟲——紅志蝴將寄生蟲體內的病原體——東方立克次氏注入人體，從而引起了這種急性傳染病。

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70年代我國集中了以中醫為主的研究人員意圖攻克疾瘧，這是一項有戰略意義並且造福全人類的科研項目。他們從古代醫學文獻中篩選了大量治瘧方，也包括葛洪《肘後備急方》所傳的「青蒿」治瘧方；但是，研究人員按常規加熱法提取藥物成分，發現臨床療效均不理想。後來，研究人員從葛洪著述中得到啟發，《肘後備急方》卷三「治寒熱諸瘧方」所載：「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漬，絞取汁，盡服之。」他們從「絞取汁」一句話中發現了，古人用仙藥治病的玄機；因而，採用了提取藥物成分的新方法，即運用低溫方法而提取青蒿素成功，終於研製出比傳統治瘧良藥奎寧更為有效的抗瘧藥物青蒿素。

葛洪作為一名道教史上金丹理論的集大成者，他在醫藥學領域內的創穫還突出地表現在製藥學領域。大家知道，道教金丹術（外丹）以金礦物為主要原料，用水火相繼的方法人工煉製仙丹，雖然其目標是虛幻的，但它擴大了藥物的來源和品種，提供了化學製藥的技術和設備，客觀上促進了化學製藥的創始與發展，成為近代化學製藥的先聲。葛洪在長期的金丹實驗和濟世行醫活動中，十分重視五金八石等礦物性藥物和以此為主要原料煉製的丹藥。他在《抱朴子內篇》卷11《仙藥》中對一些礦物藥物的藥效還做了專門研究。不僅如此，葛洪在傳統醫學史上還率先將金石類無機藥物和用化學方法合成的各種丹藥應用於臨床治療中。例如以鹽水用於霍亂、腹痛、傷寒、中風、胸膈上痰的引吐、瘡瘍傷口的清洗；水煮磐石漬足治猝死；煉礬石末貯囊置腋下治狐臭；以芒硝、大黃、生地黃汁合劑治「服食葯過劑」者；以水銀、胡粉、豬脂合葯治瘡皰。葛洪還在《抱朴子內篇》卷一七《登涉》中指出雄黃隨身佩戴可以防蛇咬，並且「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

道教煉丹有一整套藥物煉製、炮製方法，如飛、升、抽、伏、制、煅、點、灸、澆、研、封、養、淋、漬等等。這些方法對傳統本草學的炮炙技術有深刻影響。劉宋時期道醫雷斅系統總結了5世紀以前藥物採集修治、加工炮製的經驗知識，汲取了道教煉丹術的藥物加工技法，撰寫了中藥史上第一部製藥專書——《雷公炮炙論》，大大推進了傳統製藥學的發展。

如果說葛洪對傳統醫學的貢獻主要是在治療學領域的話，那麼魏晉南北朝時期另一位著名道醫陶弘景則主要是在藥物學即本草學以及養生學領域著稱於醫史。陶弘景字通明，自號花樣隱居。《梁書·陶弘景傳》稱陶弘景「性好著術」、「尤陰陽五行······醫術本草」。陶弘景一生著術甚豐，著有《本草經集注》、《效驗方》、《葯總訣》、《補闕肘後百一方》、《養性延命錄》、《養牛經》、《古今刀劍錄》等多種著作，借多已散失。但其醫學創穫仍然可以從其所著的《本草經集注》殘存本中窺見一二（本世紀初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神農本草經集注》殘卷，為研究陶弘景醫學思想提供了珍貴資料）。《本草經集注》是陶弘景醫藥著作的代表作，是他在長期採藥。用藥實踐基礎上完成的。

自序云：「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岩領之上，以吐納餘暇頗游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大家知道，漢代《神農本草經》是我國藥學史上第一次對藥物進行較全面、系統的分類著錄的本草學著作。自《神農本草經》問世之後，又陸續有《蔡邕本草》、《吳普本草》、《李當之葯錄》等新的本草著作面試。這些著作在《神農本草經》的基礎之上，增加了魏晉以來所發現的新葯，但其體例都不夠系統，內容也比較簡單，並且有許多失誤。如同陶弘景所認為的：「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因此，陶弘景下決心勘訂整理本草著作。陶弘景經過艱苦努力，在認真整理和校訂《神農本草經》365味葯的基礎上，又選了《明醫別錄》所載的365味葯，共計730味葯「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匹畛物類，兼注銘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並此序錄，合為七卷。」《本草經集注》所收錄的藥物品種比《神農本草經》多了一倍，其內容包括藥物炮炙和配製方法、諸病通用藥、中毒解救法、服藥後的毅忌、藥物不宜入湯酒、藥物畏惡等等七情和四季藥物相使等，是對五世紀以前藥物學的一次全面綜合和總結。

《養性延命錄》是陶弘景系統收集歸納前人養生理論和方法而撰集的一部分重要道教養生著作。陶弘景採集「上自農黃以來，下及魏晉之際」諸家養生精華，經過「刪充繁蕪，類聚篇題」而成《養性延命錄》上下兩卷。全書共六篇，分別冠以「教誡篇第一」、「食誡篇第二」、「雜誡忌禳祈害篇第三」、「服氣療病篇第四」、「導引按摩篇第五」、「欲女損益篇第六」等篇名。《養性延命錄》在系統歸納總結前人養生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養生理論和方法，堪稱魏晉之際道教醫學養生學集大成著作。其中所收集、徵引的魏晉以前的養生著作多達三十多種，內容十分豐富。特別是輯錄了一些早已散佚的早期養生學著作，如晉代著名養生家張湛的《養生要集》，使其精華部分得以留存至今，澤被後世，彌足珍貴。

《養性延命錄》不但具有版本學、文獻學方面的價值，其所總結闡發的道教醫學養生思想在道教醫學養生髮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積極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認為養生既是修道。他從貴人重生的道教生命哲學觀出發，反覆論述了養生在修道德意義和必要性，強調養生與修道是統一的；指出「養生者慎勿失道，為道者慎勿失生。」必須做到「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這種將養生與修道視為一體的思想對道教影響甚深，為道教確立「生道合一」的基本教理奠定了基礎。

其次，突出強調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積極預防養生思想。陶弘景認為人之天壽、性命長短操之在我。修道之人如果平時能加強身心修養，注重生活禁忌，善於運用各種手段、方法進行調理，就能使身心處於良好狀態，防止疾患萌生。並探討了具體的預防疾病措施，即對疾病的預防要從身心兩個方面入手，綜合的運用存神、服氣、導引按摩、服餌、食療、房中等手段。陶弘景所提煉出的一整套養生理論和方法，既是對以往道教養生經驗和思想的概括和總結，也是為道教最終形成修性與修命病種（養神鍊形，形神兼養）、動靜結合、眾術合修的醫學養生模式打下了理論基石。唐代著名道醫孫思邈就將上述養生大要刊載於他的醫著之中，成為道門和社會奉行的養生的養生原則。

第三，講求飲食衛生、起居宜禁的養生思想。陶弘景云：「百病橫夭，多由飲食，飲食之患過於聲色。聲色可絕之逾年，飲食不可廢之一日。為益亦多，為患亦切。」即認為合理調配飲食有益身心健康，而暴飲暴食則損人年命。「食誡」篇還闡述飲食衛生之道，諸如「食不欲飽」、「食畢當行」、「飽食勿大語」，謹和酸、咸、甘、苦、辛五味等等。陶弘景繼承道門重養生禁忌的思想，認為之所以會傷生，主要是不知宜禁，過用而傷生。故在《雜誡忌禳害祈善篇》中對日常生活起居養生禁忌作了比較全面闡述，云：「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坐傷肉。凡遠思強健傷人，優忿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熱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這些觀點為唐孫思邈所繼承，並得到後世養生家所重視。

此外，《養性延命錄》中還有豐富的「服氣療病」治療學思想以及「御女損益」性醫學思想。

魏晉南北朝時期，傳統醫學不僅在治療學、藥物學方面，而且在針灸、外科學領域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在這方面，道教醫家也做出了積極貢獻。其中在針灸學領域，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針灸學家——鮑姑。鮑姑，名潛光，葛洪之妻。《鮑姑傳》云：「鮑姑者，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鮑姑擅長灸法，行醫濟世足跡遍及南海、番禺、博羅、廣州、惠州等地，其事迹當地方志多有記載。鮑姑善用越秀出產的紅腳艾治療贅瘤與贅淀，「效如桴鼓」。

在外科領域，晉末出現了我國現存的第一部外科專著——《劉涓子鬼遺方》，又稱《劉涓子治癰疽神仙遺論》。該書為南北朝時齊龔慶宣傳集是一部專論因服石而產生癰疽的診斷治療方書。眾所周知，魏晉時期道教長生成仙思想在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魏晉時期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服石之風。所謂服石，是服用食葯製成的藥劑，當時士大夫階層中最流行的是五行散，即將「石鐘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種礦物葯研成粉末作散劑服用。因服後身體煩熱，必須」寒衣、寒飲、寒食、寒卧、極寒益善」，所以又稱「寒石散」。服石過量不僅會引起身體「喜寒」的異常反應，而且會誘發各種「石發」、「散發」之類的毒性石證，在臨床上表現為發燒，生大癰疽、全身潰爛、神志癲狂等證候。晉代醫家皇甫謐也曾熱衷於服食術。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道教與醫學關係的日趨緊密，道教醫家已經成為推動傳統醫學向前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道醫對當時徐氏醫學世家的影響上清楚的看出來。據《南史》卷三十二《張邵傳》及《北史》卷九十《徐騫傳》等史書記載，在南北朝時期，浙江一帶出現了我國醫學史上一個著名的醫學世家。在這個家族中，自徐熙以下至徐之才，供出了六、七十代十多位載譽史冊的名醫。徐氏醫學世家的道教醫學色彩相當濃厚。第四代傳人徐騫身上也表現出得十分明顯，據《北史》卷九十《徐騫傳》記載，徐騫，自成伯，與兄文伯皆善醫藥，能為人隔幕把脈診疾，受到魏高祖器重。成伯擅長道教法術，常自製道符吞服療疾，「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成伯還「欲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人居嵩高······歷歲無所成，遂罷」。這些都毋庸置疑的表明了道教醫學對徐氏醫學世家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