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榮 | 政治聯姻的背後：載灃娶妻與榮祿嫁女
原標題：張海榮 | 政治聯姻的背後：載灃娶妻與榮祿嫁女
作者張海榮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注釋從略
專題論文
政治聯姻的背後：載灃娶妻與榮祿嫁女
張海榮
政治聯姻是古今中外各政權、部族或家族團體，為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戰略意圖，經常採用的一種有效手段。在清朝歷史上長期大行其道的「指婚」，正是政治聯姻的突出表現。其間起決定作用的，從來都是最高統治者的利益，而非婚配雙方的意願。載灃與榮祿之女的聯姻，也不例外。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1901年10月6日），因八國聯軍攻陷京城而「西狩」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自西安起程迴鑾。十一月二十六日（1902年1月5日），兩宮駐蹕保定期間，慈禧太后頒布懿旨，將大學士榮祿之幼女瓜爾佳氏指為醇親王載灃福晉。當時，因庚子年德國公使克林德（K.A.Baron von Ketteler）被殺前往德國道歉的載灃剛剛回國並抵達行在，而己亥建儲時所立大阿哥溥儁被革除名號，趕出宮廷。在即將抵京之際，慈禧太后做出這一決斷，在高度敏感的清朝政壇引起不小的震動。特別是，載灃此前已訂有婚約，這樁以「悔婚」為代價的指婚，引發皇室不少的責難，也成為中外輿論關注的焦點。對於載灃與榮祿之女的聯姻，近代以來論者多據野史筆記以為談資，一些學者在學術層面雖有所涉獵，卻無專門考察，與此一事件相關的若干關鍵節點，尚未被學界充分察覺。為此，本文梳理相關史實，就該問題及其對晚清政局的顯著影響略作討論，以就教於方家。
一、 與載灃擦肩而過的兩門婚約
愛新覺羅·載灃（1883—1951），字亦云，號伯涵，醇親王奕之子。奕先後育有7子，除幼殤者僅存4子，即次子載湉、五子載灃、六子載洵、七子載濤。載湉即光緒帝，為正福晉、慈禧太后胞妹葉赫那拉氏所出；載灃、載洵、載濤，皆為側福晉劉佳氏（五品典衛德慶之女）所出。載灃雖系庶出，但在王府諸子中居長，光緒十六年（1890）奕去世後，承襲「世襲罔替」的醇親王爵位。光緒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萬壽，賞戴三眼花翎。光緒二十六年（1900）正月，奉旨在內廷行走。同年冬，補授內大臣。次年正月，補授閱兵大臣，旋充正藍旗總族長。
載灃性格敦厚和善，喜好讀書，被長輩視為「少年老成」的一類。其容貌舉止也稱得上英挺俊秀、從容沉靜。當年有機會接觸王公權貴的美國傳教士何德蘭（I. T.Headland）曾這樣描述載灃：「他緘默少語，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堅毅，腰板筆挺，雖不及中等身材，但渾身透露著高貴。他尊嚴，聰明，雖然話不多，但跟人交談時從來不會沒有話說。他不喜歡閑聊，但和自己平級的人在一起時卻也會毫不遲疑地幽默一番。」這大體道出了載灃的形象與秉性。
身為御弟、親王，載灃的尊貴地位不言而喻，然而他也有不能自主的一面，其表現之一便是婚姻之事系由慈禧太后親自指定，這是清代的「指婚」制度使然。自滿洲入關之日起，出於鞏固皇室政權和穩定國家政治局面的考慮，皇族婚姻一直奉行嚴格的「指婚」制度。清初皇室與滿、蒙貴族的多重聯姻，便是有力的說明。後因皇族人口不斷增多，為及時婚嫁計，乾隆三年（1738）始規定，指婚範圍僅限於近親宗室，即「皇上伯叔輩王貝勒等子女、兄弟輩王等子女，至十五歲請旨」，其餘宗室子女，除特旨指婚外，「余酌量及時婚嫁」。迨至慈禧太后當權，通過政治聯姻籠絡權貴、維護和鞏固自身權力，更是其屢試不爽的有效手段。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她竭力促成自己母家與皇室的聯姻，如以其胞妹婉貞嫁醇王奕，另一妹嫁宗室奕勛（按：慶王奕劻之弟）；大弟照祥之女，嫁貝勒載澍；二弟桂祥有三女，一貴為光緒皇后，一嫁輔國公載澤，一嫁順承郡王納勒赫；幼弟佛佑之女嫁貝子溥倫。以載灃的身份、地位及其與光緒帝的特殊關係，他的婚姻大事，自然也要依從慈禧太后的想法。
有確鑿的檔案依據表明，慈禧太后首度為載灃指婚，系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四月，適逢戊戌政變後不久、「大阿哥」溥儁新立的政治敏感期。載灃的指婚對象因之更加不同尋常。依照清朝制度，「指婚」原本是與「選秀女」相聯結。「選秀女」始於順治年間，是指清廷從八旗和內務府三旗中定期挑選未婚女子的制度，因目的不同，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每三年一次，由戶部請旨閱選八旗秀女，選中者「或備內廷主位，或為皇子、皇孫拴婚，或為親、郡王及親、郡王之子指婚」；第二類，每年一次，由內務府請旨閱選內務府秀女，選中者多供內廷使役。但是，光緒二十年甲午之後，受宮廷政爭和內憂外患的影響，清廷一度停止閱選八旗秀女，直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才又復舉，卻又因無人應選而就此廢除。載灃的指婚對象顯然不是從「秀女」中選拔，而是由慈禧太后從貴族女子中自行挑選，雖有違定製，選擇的主觀性卻更強。
然而機緣巧合的是，慈禧太后為載灃指婚後數月，八國聯軍即攻入北京，不少官員眷屬以身殉難，這位未來的親王福晉也未能倖免，其真實身份更是隨之成謎。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二日《申報》關於這位準福晉殉難的消息曾作如下報道，稱其為前任巡撫福潤之女：
京師訪事人云，原任山東巡撫福中丞潤之女公子，曾蒙皇太后指婚為醇邸福晉，惟尚未迎入府第。客歲聯軍入城，女公子投井殉難，中丞之太夫人年逾八旬，亦自盡身死。自中丞以下，闔門殉難，計老幼男女十五名。彼時烽火倉皇，以淺土暫瘞院中，未及殯葬。迨今春二月初八日，始移葬阜成門外先塋，大小棺木魚貫舁行，經過地方，觀者為之嘻噓不置。
福潤（？—1900），字少農，正紅旗蒙古，烏齊格里氏，前兵部尚書愛仁之子，前大學士、著名保守派倭仁之侄，歷任刑部右侍郎、工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山東巡撫、安徽巡撫等職。光緒二十二年（1896），因病開缺，庚子國破，闔家殉難。但在學界另一公認真偽羼雜的《景善日記》中，關於此位未來福晉的身份，卻留下這樣的記載：「與醇親王指婚之薩克達氏，亦從容引葯而死。」
這位未來福晉的真實身份，官方的說法見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大學士昆岡等《臚陳殉難各員事迹請旨賜恤折》：
花翎頭品頂戴、前任奉天府府尹福裕之子侄兵部員外郎衡璋、刑部員外郎衡玖、閑散衡鎔等呈報：職父福裕、母章佳氏於七月二十一日京城淪陷，偕嬸母原任澧州知州福昌之妻愛新覺羅氏，原任內閣學士福楙之妻薩爾圖克氏，並其女系本年四月奉旨指婚醇親王，內閣侍讀學士福敏之妻杭阿坦氏並其女，均同時仰藥投井殉節等情。
該折明確交代，載灃的指婚對象是前任內閣學士福楙之女烏齊格里氏，指婚時間是光緒二十六年四月。陳宗舜先生曾將慈禧太后指婚時間具體到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1900年5月13日），只是未能註明出處，且陰陽曆轉換時，誤作「5月14日」。福楙（1857—1888），字幼農，為福潤胞弟，光緒六年（1880）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光緒十四年（1888），以詹事府詹事遷內閣學士，同年卒。此後，其女一直隨寡母與堂叔伯們（倭仁的子嗣）生活在一起，直至庚子殉難。另外，美國公使康格夫人在給其女的信中也證實，烏齊格里氏確系投井而亡。
烏齊格里氏出身清貴世家，祖父愛仁、胞叔祖倭仁都是地位崇高的蒙古重臣，雖然福楙官階僅至從二品且早逝，但其家族地位在滿蒙朝貴中仍是屈指可數。特別是大學士倭仁曾任上書房師傅，任惇王奕師傅，奕之子即端郡王載漪，載漪之子即「大阿哥」溥儁，烏齊格里氏家族顯然與惇王一系關係密切。慈禧太后為載灃指婚烏齊格里氏，一則是考慮到這門婚事對她不構成任何政治威脅，再則或有從政治上鉗制醇親王府的隱衷，甚至部分反映了端王的意願。早自甲午以來，受帝後黨爭的影響，慈禧太后與醇親王府的關係一直難稱融洽。其中典型的例子，一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奕嫡福晉婉貞去世後，慈禧太后到醇親王府弔喪，「事事找碴，處處尋事」，導致王府上下驚懼不已。二是翌年（1897），慈禧太后未事先知會，就將奕側福晉劉佳氏心愛的小兒子載濤過繼給固山貝子奕謨（嘉慶第五子之後）為嗣，致使劉佳氏精神上大受打擊。三是同年（1897），慈禧太后又聽聞醇親王府出了皇帝，是因為奕京西妙高峰陵寢有一株異常高大的白果樹，「『白』『王』二字合起來，豈不是個『皇』字？」遂命人將這株白果樹鋸掉。（另一說謂，前年由奕承修的慈禧太后普陀峪陵寢被發現滲漏嚴重，引起她嚴重不滿，此舉系藉機泄憤）由此再聯繫到慈禧太后為載灃指婚時，恰逢戊戌政變與己亥建儲後，帝後之間勢同水火，一向精於權術的她，怎可能不在意醇親王府的政治動向？
儘管如此，載灃個人對於這樁婚事似乎並未表示不滿。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六日（1900年9月29日），當其獲聞這位「畫石橋福宅姑娘」烏齊格里氏殉難的消息後，還在日記中寫下這樣飽含款款深情和深切哀悼的話：
伉儷虛名，夫妻休想。未睹卿容，遽爾永別焉。
記曰：且夫佳偶虛名，心哀原聘，本年七月聯軍入都之變，傳聞畫石橋福宅姑娘，先奉○○○（皇太后）懿旨指為余之福晉，尚未拴婚通聘者，今已殉難，年方十七歲（按：虛歲）。惜哉！慟乎！特記。
和碩醇親王載灃書。
由此再度證實這門婚姻確為慈禧太后指定。
兩宮西狩期間，醇王載灃一家因未及隨鑾，避居城外西山奕陵寢。庚子年閏八月，才在日本人護送下返回王府居住。大約在此之後，載灃的母親劉佳氏又為兒子訂下第二門婚約。鑒於此前已有慈禧太后指婚的先例，劉佳氏為載灃自行擇配，似屬逾禮，但若聯繫到當時慈禧太后、光緒帝避難西安，遲遲未定迴鑾之期，載灃又已過適婚年齡（按：清朝王公15虛歲即可議婚），制度上亦有先結親、再奏聞的例外，劉佳氏於此特殊時期自行做主擇配，也並非僭越。載灃之子溥儀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我父親隨慈禧、光緒在西安的時候，祖母重新給他訂了一門親，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個如意交給了未婚的兒媳。按習俗，送荷包叫放小定，這還有伸縮餘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後，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麼問題，在封建禮教下就常有什麼望門寡或者殉節之類的悲劇出現。
溥儀這裡稱庚子西狩載灃隨駕的情況有誤，醇親王一直未離開京城，直到光緒二十七年春奉旨出使德國，才經由上海出洋，並未去過西安。曾在醇親王府當差的太監馮樂亭也證實：「攝政王十九歲（虛歲）那年，從德國賠罪回京，早已經訂婚了，可老佛爺偏偏為他指婚。」可見，京城淪陷期間載灃確又奉母命與另一女子訂婚。
關於載灃續聘的對象，同樣存在一些不同說法。一說稱系前理藩院尚書紹祺之女，見於已革兵部委署主事筆帖式廷憲的家書，惟語氣不甚確定。「醇邸久已定親……先定關係秋皋九哥家，未知是否？」秋皋，即紹祺（1824—1888），鑲黃旗滿洲，馬佳氏，前禮部尚書昇寅之孫，道員寶琳之子，行九。紹祺的兄弟也多在朝為官，如紹諴官至駐藏幫辦大臣，紹彝、紹英也均為同儕中的佼佼者，可謂名副其實的鐘鳴鼎食之家。一說稱系前任將軍希元之女，見於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某親王先已訂婚，系勛舊將軍希元之女，太后勒令退婚，改訂榮女。」希元（1843—1894），字贊臣，伍彌忒氏，正黃旗蒙古，曾祖父為乾嘉名將、三等公德楞泰，祖父蘇沖阿官至盛京副都統、署黑龍江將軍，父倭什訥官至杭州將軍，叔父花沙納官至吏部尚書。希元以蔭生入仕，咸豐二年（1852）襲侯爵，先後任杭州、荊州、黑龍江、江寧、吉林、福州等地將軍，一度署理閩浙總督兼福州船政大臣。相較於紹祺家族，希元家族的社會地位和顯赫程度可謂更勝一籌。一說見於天津《大公報》，稱為錫侯之女。「庚子巡幸西安後，始經九爺福晉，另為某邸作伐，聘定錫侯之女。」 「九爺福晉」，即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奕的福晉，載灃的九嬸。一說見於劉體仁《異辭錄》，稱：「其時，醇王已聘定故侯熙元之女，慈聖不許，特指大學士榮祿女與王為婚，冊封福晉。」
以上四種說法，看似各有不同，但細觀後三說，皆稱該女之父為某侯爵，且「希元」「錫侯」「熙元」，在當時指的應是同一人，即一等侯希元。較之慈禧太后首次為載灃指婚的對象，希元之女的出身更加高貴，且素有賢名，又由孚郡王福晉出面做媒，亦是相當體面。然而這一婚約之所以在歷史上留下痕迹，並不是由於女家的身份，而是因為它很快成為慈禧太后再度指婚的犧牲品。也正因為如此，相關記錄只見諸非官方文字，即便載灃日記中，也似乎刻意抹去相關記載，僅在其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1901年3月8日）日記中，以滿文十分突兀地寫下這樣欲語還休的一句話：「余將續聘妻一事」，透露此一事件背後確有隱情，同時也提示了載灃第二門婚約可能成立的時間。
二、 慈禧太后再度指婚
光緒二十七年（1901），無論對於載灃的婚姻還是仕途而言，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這年四月，年僅18周歲的他奉旨作為欽差頭等專使大臣，就上年德國公使克林德在華被殺一事，赴德國致歉。原本慈禧太后並未對這位年輕且無政治資歷的少年親王特別在意，然因德國公使表示：「我國必欲近支親王，最近則莫如醇王。」載灃遂被推到中外交涉的前沿，成為清朝歷史上第一位出使西洋的親王。雖然此後德國政府一度要求載灃的參贊隨同人員覲見德皇時須行跪拜禮，存心侮辱中國，但在清政府的竭力請求、載灃本人的堅決抵制和德國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下，載灃還是順利渡過了難關，並受到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在此期間，載灃不卑不亢的政治風度、謙和得體的言行舉止和樂於接受新生事物的開明姿態，也為其在國內外贏得「賢王」的美譽，並讓本對醇親王府頗無好感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掂量載灃的政治價值。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1901年11月3日），載灃自德國返滬，奉旨：「到京公事安置後，即來迎駕。」十月初六日，載灃抵京。十七日，啟程赴開封行在。二十日，懿旨撤銷溥儁「大阿哥」稱號，並即出宮，但又同時宣布「應俟選擇元良，再降懿旨，以延統緒」。二十九日，載灃抵開封。翌日，蒙慈禧太后召見，「賞銀四百兩，並蒙垂詢一切」。而後奉懿旨隨扈，充對引大臣。十一月二十六日，駐蹕保定府清苑縣期間，慈禧太后下旨將大學士榮祿之女指給載灃。載灃日記中寫道：
照常上朝。午間總管內務府大臣繼祿〔下接滿文六行。義為：「面奉○○○（皇太后）懿旨：將大學士榮祿之女，指為醇親王福晉。欽此。」恭親王俱面奉旨，叩謝皇太后、聖主恩〕。
榮祿之女，即瓜爾佳·幼蘭（1884—1921），側室劉佳氏所出，小名「福妞兒」，自幼深受榮祿寵愛。曾被慈禧太后養於宮中，人稱「八姑娘」。該女容貌標緻，精明能幹，但性情潑辣，個性極強。慈禧太后曾評論，「這姑娘連我也不怕」。受當時皇室暫停「選秀」的影響，瓜爾佳氏雖已年至17周歲，仍不能自行婚配。慈禧太后的指婚，不啻體面解決了榮祿父女的一大難題。
慈禧太后之所以在「大阿哥」剛遭廢黜和迴鑾抵京在即的特殊時刻、特殊地點，將這樣一位身份和性格都非常特殊的女子，指給御弟載灃，顯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出於特定的政治考量做出的重要戰略性選擇。首先，當然是維護個人權勢地位與緩解帝後矛盾的需要，同時也是藉機籠絡載灃的有效手段。庚子事變後，慈禧太后始終懸繫於心的頭等大事，就是列強會逼迫她歸政光緒。即便《辛丑和約》簽訂後，兩宮迴鑾途中，她心中的這層顧慮也未能徹底消除。如今除光緒帝博得國內外輿論的普遍同情外，醇親王府也因其在庚子事變中相對超然的政治表現和載灃使德取得的良好外交效果，贏得列強的另眼相待。此前慈禧太后倚重有加的一干王公大臣，如端王、剛毅、徐桐等人，卻在兩宮迴鑾之前，或殞命、或革爵。面對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面，慈禧太后也不得不以退為進，主動謀求改善帝後關係，以鞏固和擴大統治基礎。促成載灃與榮祿之女的聯姻，正是其為緩解帝後矛盾邁出的關鍵一步。溥儀在回憶錄中證實了此點：
關於我父母親這段姻緣，後來聽到家裡的老人們說起，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來政變以後，西太后對醇王府頗為猜疑……引起她猜疑的其實不僅是白果樹，更重要的是洋人對於光緒和光緒兄弟的興趣。庚子事件前，她就覺得可怕的洋人有點傾心於光緒，對她卻是不太客氣……父親到德國後，受到了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裡的疑忌：洋人對光緒兄弟的重視，這是比維新派康有為更叫她擔心的一件事。為消除這個隱患，她終於想出了辦法，就是把榮祿和醇王府撮合成為親家。西太后就是這樣一個人，凡是她感到對自己有一絲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細加以考慮和果斷處理……維護自己的統治，才是她考慮一切的根據。
通過指婚這一手段，慈禧太后不僅能有效地將載灃乃至醇親王府收為己用，防止其異日在戊戌政變和歸政光緒諸問題上別有間言，也拉近了與光緒帝的距離。正如廷憲所分析：「（慈禧太后）又慮及國中後患，前以醇邸久已定親，而太后召見醇邸母，忽出榮女，立逼使定之……意恐太后萬歲後，皇上有積怨之心，故先結援系也。」儘管其中有關指婚的具體情節敘述不確，但其分析還是切中要害。另外，兩宮抵京翌日，慈禧太后即下旨追封珍妃為貴妃，同樣是緩解光緒帝積怨的一種政治表態。而對於載灃而言，勿論其個人的真實心理如何，有了榮祿這一有力靠山，確實也為其日後的飛黃騰達打下良好基礎。
其二，這也是為了酬答榮祿的政治忠誠和保全榮祿。作為慈禧太后手下股肱之臣，無論是戊戌政變還是庚子事變期間，榮祿都堅決擁護慈禧太后的政治權威。尤其在庚子事變期間，儘管他並不贊同慈禧太后和頑固諸臣的所作所為，卻仍被動執行慈禧太后圍攻北京使館區的指令，並因此一度被列強指為「禍首」，險遭清算。除此之外，榮祿在京產業也在戰亂中被劫掠無餘，其長女、正妻、獨子亦於庚子事變期間和迴鑾途中相繼亡故。儘管如此，榮祿依然頂著巨大壓力，與李鴻章、慶親王奕劻和東南疆吏攜手力挽狂瀾，抵制列強的歸政要求。凡此種種，既讓慈禧太后異常感激，也讓其心生同情。為防範回京之後，列強在懲治榮祿的問題上再有後言，她除了在上諭中屢次設辭為榮祿開脫和命袁世凱出面與英國公使斡旋外，此次安排榮祿之女與載灃的聯姻，也是酬答兼保全榮祿的一種有力表態。
其三，是出於對未來皇位繼承人的考慮和安排。己亥建儲固然宣告流產，但由此拋出的儲君問題，始終是關乎朝局穩定和愛新覺羅皇室綿延相傳的根本問題。光緒帝雖適值壯年，但自戊戌政變後，身體狀況一直不佳，且缺乏生育能力，已是公開的秘密。這註定未來的皇嗣只可能從近支宗室中挑選。當時血緣最近且地位最為尊貴的三大王府中，惇親王奕三子———載濂、載漪（同時也是鍾端郡王奕嗣子）、載瀾，皆被指為庚子事變的「禍首」而奪爵失勢，載漪次子、大阿哥溥儁也因之被廢；恭親王奕長子載澂早逝，次子載瀅因捲入庚子事變被革爵，載瀅長子溥偉雖過繼於載澂而襲封恭親王，年已21歲且已娶妻，不合慈禧太后蓄意扶立幼主的訴求。餘下的只有醇親王府在庚子事變中持相對超然的立場，且在血緣、親緣關係上與慈禧太后最為接近。何況同光以來，慈禧太后久有拉攏醇親王府、打壓恭親王府的傾向，載灃誠樸謙卑的性格又酷肖其父奕，倘若載灃與榮祿之女的婚姻成立，並誕下兒子，承嗣大統，不但慈禧太后的長期執政地位能確保無虞，即便是讓光緒帝選擇，此子也將是未來皇嗣的優先人選。《字林西報》就斬釘截鐵地認為：「中國政府不立嗣則已，立則必求其與溥儁同一輩者……設醇邸有子，則入選無疑矣。」熟諳清廷內幕的劉體仁也稱，慈禧太后冊封榮祿女為醇親王福晉，「意中已有立儲之事矣」。
其四，此舉可能還有平衡皇族勢力的考慮。庚子事變以來，隨著端王為首的一干頑固王公失勢，在皇族內部幾乎是慶親王奕劻一頭獨大。慈禧太后在倚重奕劻辦理對外交涉的同時，卻也擔心奕劻因獲得列強支持，而對自己的統治構成一定威脅。事實上，在辛丑迴鑾之前和迴鑾途中，榮祿等人就不止一次地以奕劻與列強關係過於親密為由，在慈禧太后面前攻擊奕劻。載灃無論如何在血緣和親緣關係上，都比奕劻親厚得多，且較之老謀深算的奕劻，更容易被慈禧太后掌控。戊戌黨人王照的分析可謂切中肯綮：「某親王（指載灃）既被此牢籠，惟視太后為聖明，日見親任。太后用以抵制慶王，亦如任崔玉貴以抵制李蓮英。蓋凡老臣老奴皆務妥慎，對於干犯禮義之端，不敢有一字唯諾，故太后皆防其掣肘，而預製之也。若某親王之童，則可玩之於股掌之上。慈禧，慈禧，可謂知人也已。」此後的歷史發展也證實，在制衡奕劻的問題上，載灃確實一度充當了慈禧太后的重要棋子。
不過慈禧太后再度指婚之際，是否已知載灃訂有婚約，也是一重要疑問。由於事出隱秘，直接證據頗不易得。對於此事一直跟蹤報道的天津《大公報》，卻披露載灃並未將此事向慈禧太后奏明，直至抵京後，經由其侄女、孚郡王福晉兒媳告知，慈禧太后才獲悉背後曲折。該報還稱，由於戊戌政變後、庚子事變前，慈禧太后就曾有過將榮祿之女指給載灃的表態，卻遭榮祿回絕，如今見光緒帝、載灃受到列強推重，榮祿又見風使舵，主動希望促成兩家的聯姻。這也是此一指婚公布後引發皇室公憤的重要原因：
某相（即榮祿——引者注）女指婚某邸（即載灃——引者注）之事，近日大遭天潢之公議。蓋戊戌年皇太后曾有將某相女指婚某邸之意。當時某相面奏，奴才小女無貌無才，不敢上侍貴胄，事遂中止。庚子巡幸西安後，始經九爺福晉，另為某邸作伐，聘定錫〔希〕侯之女，而太后不知也。及迴鑾抵保定，某相忽以其女求配某邸，太后許之。適某邸迎鑾至保，即於召見時面諭其事。某邸聞命，倉皇不敢對。現在錫〔希〕侯女公子已有所聞，屢欲仰藥，始由九福晉之媳，即太后之內侄女，將其中情節奏知皇太后。太后深悔之。嗣又經各福晉等在太后前，共責某相之欺罔，並述其戊戌之辭婚。蓋以某邸為今上之弟，彼時皇上不柄事權，故渠不肯從命，此次求婚者，因見各國皆推重，皇上朝臣又有奏請歸政之意，故欲結此婚姻，以為固寵希榮之地。不然，何以前辭之而後又求之耶？公論所在，太后慈意亦為之動。第成命難收，故近於錫〔希〕侯女公子，屢傳溫諭，以慰藉之。某相因此慈眷稍衰，近日奏對亦多不稱旨，又加奎俊（按：榮祿堂叔）開缺一事，聞某相甚為恐懼悚惶雲。
日前各福晉因醇邸姻事，多在太后前責備榮相，……旋經榮相之夫人，不時進內婉言以為調停，慈意始轉。故醇邸與榮相之女聯姻一事，始奉懿旨，仍著照辦。
這篇報道極力撇清慈禧太后的責任，而將榮祿斥為反覆無常之徒。但事實上，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是否曾起意將榮祿之女指給載灃，並未見該報之外的其他相關記載，只能姑且存疑。竊以為即便有之，在光緒帝及其同黨正遭受慈禧太后殘酷打壓的緊張局勢下，此一提議也很可能只是對醇親王府和榮祿的一種政治試探。另外，從指婚時機看，慈禧太后之所以選擇在抵京之前二日，而非抵京之後，很可能正是預料到皇室中有可能出現反對聲音，為堵住悠悠眾口和避免中途生變，才迫不及待地提前公布這樁婚事。儘管如此，以上文字還是非常敏銳地捕捉到此一聯姻雙方各自不同的態度與立場。
庚子事變後，榮祿雖然僥倖逃脫列強的制裁，且權勢有增無減，卻始終為中外輿論所不諒，不但康、梁等保皇派目之為「國賊」，中外報章醜化、詆毀榮祿的文字，也是連篇累牘。更重要的是，參與戊戌政變，終究是榮祿的一塊心病，何況慈禧太后年事日高，他也不得不為將來計、為身後計。正如李定夷所分析：「戊戌之役……榮祿既因此結怨於帝，而心常惴惴危懼，雖得孝欽之覆庇，而太后之年齡，倍蓰於帝，使一旦先帝而故，則榮祿之身家，將有不測之禍」，且「縱帝不念舊惡，而滿朝之士，側目忤視者正多，必有從而進讒者。不測之禍，詎能幸逃」。他還進一步披露，榮祿為達到聯姻載灃的目的，特請李蓮英向慈禧太后進言，為此先後賄李之金達數十萬兩。《選報》報道亦證實，當時京師關於榮祿有「三奪宰相」之謠，其一即「奪婚」，「謂皇上胞弟醇王本已定有髮妻，某乃請皇太后易配以己女」。此外，榮祿早年與老醇王奕私交甚篤，就其個人感情而言，與醇親王府並無芥蒂，何況女兒將來若能誕下嗣子，承襲皇位，更為其求之不得。再者，聯姻醇親王府也為榮祿制衡政敵慶親王增加一重勝算。雖然當時榮祿與慶親王皆炙手可熱，關係卻絕非融洽。深諳清廷內幕的中國海關駐英代表金登干（J. D. Campbell）稱，榮祿當時「千方百計地想中傷慶親王，不惜置之於死地」。倘若榮祿與醇親王府的聯姻得以實現，不啻又得一有力盟友。換言之，此次指婚，無論是出自慈禧太后的主動，抑或榮祿的營謀，其利益目標都大體重合。
再從皇室的態度來看，《大公報》已提及當時皇室女眷的群起抗議，而她們的這種姿態，無疑與醇親王府當家人劉佳氏的立場直接相關。其時載灃與希元之女已行「大定」，倘若中途變卦，等同退婚，將令女家顏面掃地。何況榮祿是發動戊戌政變的禍首，瓜爾佳氏素有跋扈的名聲，更重要的是，劉佳氏擔心未來的孫子重蹈光緒帝的覆轍，所以無論是從王府前途，還是私人情感而言，她都很難坦然接受此次指婚。王照繪聲繪色地寫道：
某王之太側福晉入宮哭求太后曰：「我之兒婦已向我磕過頭，毫無過失，何忍退婚，教人家孩子怎麼了。」太后堅執不許。
《選報》也披露過當時情形，較王照所述，更為細膩貼切：
聞榮相之女公子指婚於醇邸，醇邸之母始終未嘗奉詔。太后初自西安歸，語此事，福晉奏曰：「國家大計尚未定，兒女子事且從緩。」昨召入內問故，曰：「我自有媳，希賢（註：應為希元）之女、花沙納之孫女（註：應為侄孫）也。禮已行之，禮已受之，何得更娶他氏女為媳耶！況夫婦為人倫之始，固不必強榮氏之女，尤不忍負希氏之女，皆不娶，可也。不然，非明降諭旨，則斷斷不敢從。」
劉佳氏既怕因慈禧怪罪而擔負抗旨的罪名，又怕因退「大定」引起女方意外，又氣又懼之下，甚至得了間歇性神經錯亂症。而作為當事人的載灃，雖未在公開場合流露任何不滿，但在其私人日記中還是將自己續聘一事和慈禧太后再度指婚，都極為罕見地以滿文書寫，透露了其內心深處的掙扎與不安。其女韞龢也透過祖母劉佳氏得知，婚後「載灃一連多日，臉上始終沒有一絲笑容」。
此次聯姻最大的犧牲品——希元之女，則因此葬送了終身幸福。有記載稱，該女聞訊後含恨自殺，其悲劇也成為京城一大新聞。不過《大公報》卻稱，該女並未身死，而是「情願守貞不字，以終其身」。
經由庚子事變的打擊，慈禧太后的政治威望雖然嚴重受損，但在皇權專制體制之下，她依然擁有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力。「一切事情都受到她嚴密的控制，即便是宮廷成員的訂婚和嫁娶，都概莫例外。」醇親王府，無論是就其血緣、親緣關係和在皇族中的顯赫地位而論，還是就其在帝後關係、中外關係中的特殊存在而言，無疑都切合了當時慈禧太后的多重需要。為載灃指婚榮祿之女，正是其加緊控制醇親王府的前奏。緊隨其後，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慈禧太后又為載洵指婚刑部郎中善佺之女。翌年六月，載洵奉懿旨承繼瑞敏郡王奕（嘉慶第四子綿忻之子）為嗣，原本過繼貝子奕謨為嗣的載濤，轉繼鍾端郡王奕（道光皇帝第八子）為嗣，均承襲貝勒。同年底，慈禧太后為載濤指婚崇禮之女，崇禮同樣是後黨的中堅人物。凡此，固然有助於庚子事變後載灃和醇親王府政治地位的顯著提升，但更凸顯了慈禧太后急欲協調帝後關係、鞏固滿族政權、重建統治秩序的專制心態，同時這也是辛酉政變以來，慈禧太后與醇親王府的血緣與政治聯盟，在新的歷史形勢下的賡續與發展。
三、 家事與國事
醇親王載灃與榮祿之女瓜爾佳氏的結合，轟動了整個清朝政壇，也成為愛新覺羅皇室最後十年間影響深遠的一樁政治聯姻。
依照清朝規制，親王婚儀的整個過程既隆重又複雜。第一步當然是指婚，並圈定負責籌辦婚事的大臣、命婦。第二步，親王擇吉日至福晉家行納采禮。第三步，福晉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將妝奩送至親王府中。而後是奉迎新婦、合巹、設宴、新婚夫婦朝見帝後、九日歸寧等禮。除男方載灃本身貴為御弟外，新福晉瓜爾佳氏的父親又是炙手可熱的當朝首輔，婚禮更是要辦得格外盛大奢華。
為了彰顯對這樁婚事的重視，慈禧太后除親自指婚外，還在婚禮舉辦前夕，賞給榮祿之妾、瓜爾佳氏之母正一品封典，命為正室。這一則是給榮祿門庭錦上添花，二則也讓載灃面上增光。不僅如此，慈禧太后還特賜瓜爾佳氏治奩銀1萬兩（上一年賞給李鴻章的治喪銀也不過5000兩），並諭令內廷人員代為置辦各種奩具。瓜爾佳氏的所有妝奩物件，榮祿皆「恭繕清單，進呈御覽」，以便慈禧太后隨時了解相關細節。
與此同時，內外官員也都競相有所表示。依照旗人規矩，漢大臣與親貴通慶弔，喜慶只能遞送如意以申敬意。所以相較於醇親王府，榮祿宅第才是各方送禮的重心。榮祿向有貪財之名，早自戊戌年在軍機大臣任上，其拜門費就增至千金（按：同期，拜大學士麟書為師僅需百金）；辛丑迴鑾之後，其拜門費更是高達萬金。正如某報揭示：「榮相著〔著〕名貪婪，事無大小，皆以賄成，固人所共知者也。」而今榮祿又以當朝首輔攀上皇家姻親，權位愈加鞏固，官員中送禮獻媚者更是紛至沓來，不絕於途。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榮祿檔」披露了此期部分人員向榮祿送禮的情況，謹整理如下表。雖然僅能看到外官送禮情況之冰山一角，但也可以大約窺見當時的送禮規格。外官督撫，一般送銀2000兩，格外親厚者，達4000兩。司道送銀，一般1000兩，收入格外豐厚的海關道，往往不低於2000兩。司道以下各官，送銀數百兩不等，或予禮物若干。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官員不少都是榮祿的門生，袁樹勛、恩壽、希賢、湍多布、吳廷斌等人，更是著名貪瀆。至於京官，據稱「至少非數千金不能出手」。反觀光緒二十一年（1895），慶親王嫁女時，銀庫郎中那桐送銀不過200餘兩；恭親王嫁孫女時，所送禮物，最貴重者也不過三鑲白玉如意1柄。
除「榮祿檔」外，中外報刊和時人筆記對於各方向榮祿的送禮情況也有所披露。《杭州白話報》稱，榮祿門生、載灃心腹、內閣侍讀學士張翼，「所送的禮物甚多，內有手釧一付，價值約一萬一千金」。 「廣東學台文治，送了一枝碧玉簪，珍貴得狠。劉學詢進呈新山玉碗，新奇得狠。新放法國欽差孫寶琦送外洋織毯，裡面織成的全是人物，花樣翻新，光怪奪目，出色得狠。其餘各大臣，送浙江、江寧定織之件，不知多少，亦合用得狠。新放新疆省藩台周浩，此次送榮相女公子添箱禮十色，有人講這一封禮，約值萬餘金。又有人講，新疆藩台缺，要算是中國第一個頂肥的缺呢。」新任直隸總督、榮祿心腹袁世凱，送銀2萬兩，外加許多新巧珍貴的首飾。《中外日報》報道，當時「凡京外各大員無不饋送妝奩，皆窮極奢靡。」胡思敬形容：「疆帥各遣使齎金帛致賀，贓物累累。」《新民叢報》還就榮祿嫁女前後收禮的規模做出評估稱：「此兩月中足有百萬入款，而自去年回京以來，當有千萬雲。」《新聞報》亦稱，榮祿此次嫁女，「受天下賄千萬」。外國輿論同樣頗多攻擊榮祿「嫁女斂財」。《京津時報》謂：「榮祿此次嫁女，賠送奩物約值三十二萬金」，「所收之添箱禮物，值洋三百萬元」。《文匯西報》甚至評價「各省督撫暨各部尚書、侍郎以及各邸第，所送禮物之多，即太后萬壽、皇上大婚，當亦不及」。
經過一番緊張籌備，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902年8月21日），載灃親至榮祿宅行納采禮，「賀客迎門，極一時之盛」。八月二十八日（9月29日），榮祿家致送妝奩，場面極為顯赫。據稱奩禮共計320餘抬，內有朝珠12匣，每匣約值銀萬金，除外官、京官所送添箱禮外，自備嫁具亦值百萬兩。不過最引人矚目的，還是慈禧太后所賞珍件8抬，內以珠花、釵、環最為貴重，並有紅轎1頂，方頂車子1輛。翌日，即醇親王府迎娶正日，婚禮場面之闊綽更是一時無兩。「各親王均往賀喜」，榮祿的親家、禮親王世鐸還向榮祿遞送如意，雙膝請安，「這種禮節，從來沒有的」。當晚喜筵，「只有慶王、肅王、四大軍機，都在廳上，其餘都擺在兩廊，這種排場，真是大極的了」。
榮祿嫁女，適逢兩宮迴鑾後不久，國家剛剛倖免「瓜分」之禍，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正有待於統治者卧薪嘗膽，勵精圖治。然而作為當朝首輔的榮祿，一則因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屢屢請假，耽延了許多重要政務的處理；二則家事也牽引了他相當精力。由於此前榮祿在京產業靡有孑遺，他只得重置產業，另覓新宅。接著又著手籌辦其侄女與貝勒溥倫的婚事，這也是其鞏固個人權位，密切與皇室關係的又一舉措。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大肆操辦愛女與載灃的聯姻，並趁機植財納賄，這也是導致清末「政以賄成」現象愈演愈烈的腐敗源頭之一。
當時許多人在給榮祿送禮的同時，都或明或暗地道出了他們的種種訴求，或為求官求差，或為夤緣攀附，或屬另有請託，而以第一種影響最為惡劣。譬如榮祿嫁女前後，其門人汪瑞高，先是新放直隸通永道，旋又簡放長蘆鹽運使，「數日之間，連連陞官，真真快得狠」。這些尚屬小動作。大而言之，榮祿嫁女後不久，因劉坤一病歿而空出的頭等要缺——兩江總督，也與候選人的送禮情況不無關係。當時社會輿論頗多認為，奉旨暫督兩江的張之洞，將很快實任其職。然因榮祿出面反對，最終由才幹遠遜於張的原雲貴總督魏光燾補其缺。榮祿之所以中意魏，原因不止一端，但與魏借榮祿嫁女的由頭，一氣送出20萬兩銀子，恐亦難脫關係。反觀張之洞，雖《文匯西報》稱，他也曾向榮祿「饋送厚禮，以博其心歡」，但「榮祿檔」收錄的一封張之洞親筆來函，卻證實張當時並未及時有所表示：「女公子大喜，一時竟致疏略，禮儀有闕，愧歉交深。」榮祿作為當朝首輔，尚且滿腹私謀，指望在他的引領下，清朝政治能夠走向清明，實屬緣木求魚。梁啟超在榮祿死後給出的評論雖然尖刻，但也大體不差：「榮祿固數年來為我國政界中主動力之人也……雖中國之衰，其原因不獨在榮祿，然數年以來，彼獨攬大權，噓焰揚波，絕我中國之生機，速我中國之死，期以一人之力，乃至大局敗壞，不可收拾。」
另外，受榮祿嫁女事件的衝擊，原本應在國家政治中佔據頭條的新政改革，一時也頗有從大眾輿論中淡出的趨勢。《選報》的評論一針見血：「近日都中各友來函，多言榮相家事者，然今天下所責望於宰相者，親政也，變法也，家政之張弛，抑末耳。」《字林西報》也認為榮祿嫁女事件的背後，折射出其本人對中國變法前途缺乏信心：「聞其女公子嫁時所得奩贈甚豐，即榮祿亦大有所獲……故中國變法實非彼之所願。聞其向某西官曾言，中國實不能改變，吾亦恐中國果不能改變也。」《中外日報》的觀察也表明：「自迴鑾以來，大小臣工酬酢宴飲，一切如常，絕無卧薪嘗膽之概。」在隨後刊發的論說《論時局之可危》一文中，該報還就此作進一步申說，認為當時國內的改革氛圍不僅不及戊戌時期，甚至不及迴鑾以前：
迴鑾至今已逾半年，而起視斯世，實無振興氣象。上之人，固日以招權納賄，為聚私財、長子孫之計；其窮而在下者，亦惟汲汲顧影，存一得過且過之想。非特遠不及戊戌春夏間，天子當陽之時，即較之西狩以後、迴鑾以前，其人心之一動一靜，一則有希冀之心，一則有絕望之心，亦若有天淵之別。
事實上，就新政條令的出台情況和中央政府的督促力度來看，兩宮返京之後、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榮祿去世之前的一年左右時間裡，清朝的改革確實處在一種徘徊不前的狀態。
儘管如此，就載灃個人的發展來看，自從有了聯姻這層關係，他的仕途可謂一路暢通。成婚之前，載灃僅官至內大臣和接受過一些臨時任命，還稱不上擁有實質性的權力。成婚之後，榮祿隨即遊說慈禧太后，希望讓載灃早入軍機。加之慈禧太后的刻意扶植，載灃很快成長為清末政壇的一顆耀眼新星。尤其載灃長子溥儀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降生之後，他更是迅速躋身國家權力核心，走到人臣之巔：
二十八年五月奉旨：著管理新舊營房事務。二十九年二月，派出隨扈大臣。三十二年正月，奉上諭管理健銳營事務。九月，奉旨調補正紅旗滿洲都統。十一月，奉旨管理新舊營房事務。三十三年五月奉上諭：醇親王載灃，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欽此。八月奉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醇親王載灃，著加恩在西苑門內騎馬。欽此。十一月奉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醇親王載灃，著加恩賞穿帶膆貂褂。欽此。三十四年正月奉上諭：朕欽奉懿旨，醇親王載灃，著加恩在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欽此。是月奉上諭：醇親王載灃，著補授軍機大臣。欽此。十月奉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醇親王載灃之子□□（按：溥儀），著在宮內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欽此。是月奉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醇親王載灃，授為攝政王。欽此。
僅僅6年時間，年僅26歲的載灃就爬到軍機大臣的高位，並在光緒、慈禧過世之後，隨著溥儀繼位為宣統皇帝，父以子貴，成為執掌國柄的監國攝政王。
此一聯姻固然給載灃帶來意想不到的政治紅利，卻也使其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這在其主持國政後，問題愈加凸顯。胡思敬指出，宣統年間，朝中除大權臣奕劻外，又新生七黨，「皆專予奪之權，茸闒無恥之徒，趨之若鶩」。載灃福晉瓜爾佳氏及其母族，即為其中之一。由於榮祿嗣子良揆驕奢無能，其政治遺產實為瓜爾佳氏繼承。瓜爾佳氏既「頗通賄賂，聯絡母族為一黨」，又頗與外廷交通，遂成為載灃執政的一大困擾。劉體仁也披露：「兩宮龍馭上賓，王攝政，福晉勢益張，頗以簠簋不飭聞於外。」除有妻如此外，載洵、載濤也仰仗太福晉劉佳氏，分別出掌清朝海軍和軍諮府事務，為七黨之二。此三黨不但肆意干政，攬權奪利，且彼此攻訐，以致王府內部風波不斷。「於是太福晉毀福晉，（福晉）又毀載洵、載濤，監國大為所困，嘗避居三所，累日不敢歸。」
載灃對內既無以齊家，對外又受制於隆裕太后、奕劻、袁世凱和虎視眈眈的列強，國家的政治外交局勢遂較此前愈加渾濁不堪。出於救國救民的迫切需要，改良派掀起立憲風潮，革命派發起武裝起義，載灃監國不足3年，清王朝就在內憂外患中走向終結。然而正如載濤所指出的：載灃是由慈禧太后一手扶植起來的，她「執掌政權數十年，所見過的各種人才那麼多，難道說載灃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嗎？我想絕不是。她之所以屬意載灃，是因為她觀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載灃好駕馭，肯聽話」。所以清朝亡於載灃之手，僅僅是一種表象，更深層的原因，還是緣於慈禧太后在政治私慾與國家利益之間，最終選擇了前者。
餘論
作為一樁影響清朝命運和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載灃與榮祿之女的結合，本質上就是一場政治聯姻。但若放到當時的政局中觀察，無論是慈禧太后、榮祿、瓜爾佳氏，還是光緒帝、載灃、醇親王府，其實都是此次聯姻的受益者。此次聯姻之得以實現，背後誠然有命運作弄的成分，但根本上還是緣於慈禧太后對國內外局勢的綜合判斷和對政治權術、世情人心的深刻洞察。通過「指婚」這種略帶溫情的政治手段，她不但舉重若輕地化解了甲午戰爭以來帝後之間的長期對立局面，鞏固和改善了統治基礎，也有效避免了異日戊戌政變舊案重提，確保了自己與榮祿的身後之名，同時還為未來清朝的皇嗣繼替指明了方向。可以說，在慈禧太后統治中國的近半個世紀里一手促成的諸多聯姻中，此次聯姻是她走得格外高明的一步棋，也是辛丑迴鑾之後令她相當得意的一件事。
作為當事人的載灃，明明已有婚約，且明知是慈禧太后和榮祿聯手終結了兄長光緒帝的政治命運，還是毫無異議地接受了慈禧太后的再度指婚，正可見其政治上對於慈禧太后的絕對服從和個性的懦弱，這也是此後慈禧放心、放手扶植載灃，乃至將清王朝最終交託到他手中的重要原因。然而載灃既然在本人的婚姻和家庭問題上，尚且缺乏擔當，讓其為整個國家的命運負責，更屬強其所難。好逸畏事的性格和處世態度，註定他只能成為一個順從現狀的人，而很難扮演一個改變現狀的人。何況他面對的還是一個千瘡百孔、苟延殘喘的末日王朝，面對的是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王朝最終斷送在他的手上，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1912年民國肇建之後，載灃退居私邸，並於當年另娶一側室，過上嚮往已久的平淡生活。然而時局的波譎雲詭，總是出人意表，醇親王府的特殊地位，註定其不可能真正享有平靜安逸。特別是載灃之妻瓜爾佳氏，出於家族責任和對慈禧太后的政治崇拜，依然一心憧憬清王朝的復辟。為此她不顧載灃反對，大肆揮霍家產，一面向父親舊友袁世凱、徐世昌等屢屢示好，一面結交父親舊部袁德亮之流，期望他們能夠為清王朝的復辟鋪路搭橋。然而螳臂當車的她，最終還是被無情地碾碎於時代的車輪之下。1921年，瓜爾佳氏的自殺，成為民國史上醇親王府的一大悲劇。儘管如此，瓜爾佳氏播下的復辟種子，卻在其長子溥儀、次子溥傑心中繼續生根發芽，並驅使著他們朝著復辟的泥淖越走越遠、越陷越深。至於醇親王府的其他家庭成員，也在未來的半個多世紀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治亂格局中，演繹著沒落王孫非同尋常的歷史命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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