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發 王先明 | 「新史學」的開拓與建構

原標題：新刊首發 王先明 | 「新史學」的開拓與建構

作者王先明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釋從略

學術評論

「新史學」的開拓與建構

——評余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

王先明

余新忠所著《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一書（以下稱余著），幾乎是在出版的第一時間我即獲閱讀。在「新史學」的發展進程中，這確屬一部難得的上乘之作。從某種角度看，新時期以來的史學發展是以「新史學」話語來詮釋自己的時代價值，它以不同以往的新領域、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甚至新話語，標示了一個史學發展的新階段。在這一時期，刻意求新的史學成果林林總總，難以確數，一定意義上說，新史學的開拓與建構是新時期史學所獲功績的主要方面。

「新史學」的內涵與外延極具爭議性。學界據以討論的時間與範圍幾乎可以涵蓋近代以來歷史學的大部；其釋義及內容界說因人因事而歧異紛呈。本文不擬糾結於概念本身之爭，只是從問題的學術聚焦和學術討論的可操作性出發，以兩個視角來限定這一學術用語的基本意涵：即新時期以來史學演進的新走向或新態勢。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繼出現的社會史、文化史、環境史、醫療社會史、區域史以及新社會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等，均可一概目之為「新史學」之範圍。

一、開拓中的多向發展與問題聚焦

「學術發展史告訴我們，任何一種學術，任何一個學科，只有存在著巨大的社會需求，並且這種客觀需求越來越深刻地為社會所認識和了解時，才可能得到迅猛的發展和進步。社會條件和社會需求是推動學術發展和繁榮的最有力的槓桿。」20世紀80年代以社會史為趨向的新開拓（既是研究領域，也是研究方向或視野的開拓），一經出現就帶來了極富時代性的感召力。由此，一大批新領域被開闢，構成了新時期「一次了不起的學術飛躍」。近年來，標舉著歷史人類學的旗幟，研究者又開闢很多新領域：生態環境史、日常生活史、水利社會史、醫療疾病史、性別社會史，「新革命史」等等，不一而足。30年來，「有關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中外關係史、民族史、邊疆史以及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面，甚至人口史、災荒史等都有了很大的進展」。

從基本學術取向或學術路徑看，余著並不著力於研究方向的開拓，而是著眼於學術問題的聚焦。作者從2003年就開始對清代的衛生概念、防疫和檢疫等問題做過初步探討。在作者的視野里，「衛生」並非獨特的研究領域或研究方向，而是既關乎「個人的健康和幸福，同時也承載起了民族繁榮強盛的大義」的學術問題，由「衛生」而承載了「複雜而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以及權力關係的象徵」。因此，作者透過諸多歷史現象和豐厚史料最終所聚焦的問題:一是中國社會引入和推行現代衛生機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是中國社會所推行的現代衛生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現代衛生行政與現代身體之間的關係。余著的學術立意十分清晰，即「利用『後見之明』去發現和分析當時之人忽略或無法看到的問題」。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布洛赫提出：「有時候揭示問題本身比試圖解決它們更為重要。」在當代新史學拓疆開域的多向擴展中，由於缺乏對學術問題的聚焦，「碎片化」狀況令人擔憂。但由此對學術研究形成的窒礙卻已引起普遍關注。如「在社會史研究內部，諸如其內涵到底為何之類的大量根本性問題都尚未達成共識，這就難免給人造成一種『大雜燴』的印象。只要稍微仔細審視一下就可以發現，當下社會史研究的陣容固然貌似鼎盛，實際上其中卻收容了不少爭扛大旗的散兵游勇」。梳理30多年來的新史學的進程不難發現，研究領域的平面擴展和研究方向的多向伸延令人眼花繚亂，但縱向深度的學術問題討論卻淺嘗輒止，始終不能形成梯性推進，更遑論對某些重要學術問題的根本性解決。就此而言，余著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欣喜。

余著沒有刻意標註「新社會史」或「新文化史」名號，而是將論旨落實在「傳統與現代視域中的衛生現代性問題」上，這一問題並非僅僅一個醫療社會史問題，而是關涉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演變的時代性論題。

其一，「以往諸多對近代社會轉型的研究，存在著對傳統的嚴重誤讀。在很多研究中，落後且僵化的傳統不過是學者們藉以表達近代變動的起點或背景而已」。作者正是在對此問題的省思中，提出了自己的問題意識。作者認為：「那可能不過只是一種『想像的傳統』。」

其二，傳統並不意味著落後，也不是停滯的同義詞。作為歷史研究的學術視野而言，我們應該著力探討「近代中國的轉型中傳統與現代是如何榫接的，在榫接的過程中，傳統以及中國傳統自身變動的意義何在」。

其三，西方的思想觀念和制度之所以能夠引起中國社會的關注並被接受，從而引發中國社會的轉型，應該有其自身的基礎和根據。余著正是從一個新視角，深入解析這個重要的「基礎和根據」。在史料爬梳過程中，作者已經有所領悟：19世紀後半葉，尚處於發展之中的西方公共衛生觀念和制度傳入，並在上海、天津等地獲得認可和推崇，並非僅僅為外力刺激所致，「中國社會變遷中自有的『現代性』」。更值得深入探究。正是在此意義上，作者並不認同「西方模式」為「近代化的唯一標準」，中國社會演進中自在的「現代性」特徵及其要素遠未被揭示和認識。

以上述問題為導向，余著從衛生概念、觀念入手，逐次引申討論，最終聚焦在清代防疫機制及其現代性公共衛生制度的轉型上。余著以問題的聚焦為切入口，以歷史長程的探究為路徑，以學理性的探索和學科性的建構為導向，在新史學總量驚人的成果中成為卓然獨立的著作。

二、多元理論、方法的引入與歷史學的學理訴求

「多學科方法引入歷史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史學方法論研究的最大亮點。」30多年來，伴隨著新史學大幅擴展的是新理論、新方法的不斷湧現和植入，「大量翻譯、引進了西方國家歷史學領域的理論研究成果……所謂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生命派的歷史理論、分析的歷史哲學等，所謂文化形態史觀、現代化史觀、全球化史觀、環境生態史觀，所謂實證主義史學、年鑒派史學、社會經濟學、歷史人類學、比較史學、計量史學、心理史學、社會史學，以及以系統論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研究在史學研究上的應用，乃至後現代史學等」。20世紀80年代，不僅西方史學方法廣泛引入推介，甚至當代自然科學的系統論、控制論和資訊理論即「三論」也成為重新建構歷史學的「『新的理論層次』『新的歷史精神』，並以之改造『唯物史觀』重新構築中國歷史的解釋體系，甚至重新改寫中國通史」。曾經一時，「『三論』熱潮以咄咄逼人的態勢席捲了整個史學界，構成對既有歷史研究模式的最大威脅」。20世紀90年代後，雖然史學方法理論方面相對沉寂，卻出現了新的轉向。口述史學及其方法，被認為是亮點之一；相繼而出的區域史理論與方法、歷史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等也成為「新史學」追求的新景象。

「衡定一個時代歷史學的進步可以有多項標準……一個更為本質的大標準，這就是史學觀念或史學思想。這是一種深刻的力量，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學都是通過觀念和思想達成了自己所屬時代的史學目標，並因此而形成了史學史上的起伏、變化和進步。」新史學在方向開拓和體系建構的進程中，對於理論與方法的熱衷和努力已經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可以肯定的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從來不缺少豐富的理論來了解和揭示自然和社會的關係。」新近的環境史的興起也如此，被「視之為歷史研究的新視野、新範式，也就是一種『新史學』」。有學者認為這將「催生出中國史學的新革命」。甚至聲稱「21世紀的新史學，則以天、人合一肇其始」。

問題在於，新時期以來歷史學理論的基本態勢端在於：「一味忙於求新，忙於引進，來不及消化、來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學理論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跡之外，並沒有引導中國史學產生一個實質性的改變」。很多以新史學為名的史著，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論框架中添加中國史料，建構出一個所謂新的成果。這樣的成果再多，實質上無助於史學的進步。正如嚴耕望所批評的那種史學取向：「中國史書極多，史料豐富，拿一個任何主觀的標準去搜查材料，幾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選樣的史料來證成其主觀意念，何況有時還將史料加以割裂與曲解。」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現在歷史學的學位論文、學術論文和專著，動輒引用西方學者（哪怕是二三流學者）的論點展開自己的論述，而不再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論點，是新時期的一個特點，幾乎成了新的教條主義」。

余著的視野當然也追索到國際史學發展動向，並對新的理論方法予以關注。正如其《緒論》所言：「進入21世紀後，隨著國際新學術思潮和理念的不斷引入與實踐，特別是醫療史研究日漸興盛」，我們的衛生史研究成果才逐步豐富起來。但是余著並沒有刻意地在理論或話語上逐新求異，也沒有以豐富的中國衛生史料去填充或詮釋西方理論模式，反而對既有的理論說教保持足夠的警醒。他認為，大多數西方學者的研究，「無不隱含著近代（或者說西方）話語和文化的霸權以及複雜的權力關係」。它們不僅「無視衛生現代化的複雜性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意涵，也基本都未能跳脫『現代化』的學術理論和敘事模式」。尤其是由於其「過於注重對意義的探析，反而影響了對具體歷史經驗的呈現」。作者強調「引入新的學術理念，在『新史學』的脈絡下進一步推動史學界的疾病醫療史研究的發展」。但同時對這種「理解並不一致的」「新文化史」謹慎地保持適當距離。他特別提示：「儘管我對歷史研究中話語的解讀、意義的追尋和詮釋等的重要性深為認同，但也並不願意就此放棄對呈現一定限度內的『真實』歷史經驗和過程的努力」，因為即使在這一看似新興的醫療衛生史領域，舊有的「社會結構和制度依然是理解意義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作者的學術理路中，理論方法的新舊並沒有特別的優劣之分，力主「打破兩者的藩籬，以一種新的學術理念去呈現歷史經驗和脈絡，省思話語的權力，追尋意義的解構和詮釋」。

在著述結構和敘事風格上，作者沒有落入刻意「社會科學化」的窠臼，而通過實證方法溯源尋蹤，從衛生語義起源入手，就其基本內涵的演變，歷史性變動的開端、時代性變動的深化以及近代衛生概念的確立等做了清晰而紮實的梳理。我們可從中溯其淵源，辨其流緒，明其趨向。

此外，整個著作的架構和研究理念中，體現了多學科視野和方法的綜合。余著的論題所及跨越諸多學科，在醫療史與社會史之外，還涉及制度史、觀念史；即使衛生概念本身，在觀念的演進過程中，公共衛生理念與機制的形成與建構，與社會經濟、制度以及城市化、現代化也密切相關。因此，無論從研究範疇還是方法運用，乃至資料的選取和解讀，多學科範疇與方法的融通與整合，至為緊要。「更多地引入疫病和公共衛生社會、文化因素，立足社會，多學科、多部門、全方位、協同式地來解決衛生問題」，不僅是作者對於現實問題的呼籲，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作者的研究視野和方法取向。余著以嚴謹的實證為基礎，堅持「理論出於史事研究，不能讓史事研究為某一種既定的理論所奴役」的史學訴求，在史實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表達並建構了自己獨到的學理識見。

三、超越與建構：新史學走出困境的歷史轉向

新時期的史學發展面相各異，理論與方法取向多元。在如此紛繁複雜的表象下，其實也有著一個相對主導的訴求，即對以往史學體系或理論詮釋框架的解構——當然，有些是「無意」的解構。已有學者深刻地指出：「近年來，具有後現代色彩的『解構主義』充斥盛行，對一切事物都要下番『解構』的工夫……導致史學研究的『無形化』，即導致研究客體整體形態的支離破碎，以至消失」。因此，儘管「過去30年，學者在理論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西方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接踵而至，新的研究方法層出不窮，讓人目不暇接。」甚至在不斷解構的過程中，倡言以「新革命史」範式取代「革命史」範式，但其史學努力的實踐效果並沒有贏得學界的認同。一方面，「過去30年學界對西方新理論方法的追求，也大多僅僅借取了幾個看似時髦的名詞概念……『最新最好』的理論方法未學到手，近代新史學興起以來形成的實證主義史學傳統以及新中國成立頭30年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卻統統丟失」。另一方面，後現代範式「一定程度上又構成對新史學的反動。這與後來教條化的革命史如出一轍，只不過在後者的歷史敘述中其精英的面孔換了一副新模樣，即『革命精英』」。

如何超越新史學發展中「系統性的缺失」，從而將「理論追求上的淺嘗輒止與見異思遷」的流風導向整體性關照與系統理論建構，無疑是新史學能夠最終獲得屬於自己時代價值的方向性變革。對於一個時代的學術使命而言，學理詮釋體系的建構，遠比對以往體系的「解構」更為重要。基於此，將余著置於整個新史學發展走向中加以觀察，自會發現其獨到之處。

其一，超越碎片化取向，建構系統性詮釋。就「衛生」這一論題而言，很可能被細碎化而淪入「無關大義的個人自由選擇」，致使研究者無可避免地掉入「碎片化」的窠臼。余著以獨特的眼界凝練命題，發現的是「衛生」所「承載的複雜而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著力探討的是觀念、制度、機制的內在關聯以及由此生成和發展的現代文明體系建構的歷史進程。就「衛生」論題的史料而言，不免會有零散、細碎的特徵，如果被此點牽絆，研究視野的偏狹和淺陋幾乎無可脫逃。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余著通過細緻搜集整理散見於方誌、文集、筆記、小說、日記、遊記和檔案等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在「社會自身變遷的脈絡中考察近代醫療衛生機制的轉型」，以整體的格局詮釋「中國社會變遷中自有的『現代性』」，避免了研究的「碎片化」。

其二，超越區域化取向，建構歷史演進理論的整體視域。余著直言「並沒有採用當下流行的地域史研究路徑，將清代的衛生置於特定的地域脈絡中來展開」。作者探究的對象顯然主要集中於江南的蘇、滬、杭、寧和華北的京、津都市地區（這既有研究者自身學術積累的因素，也有資料相對集中的因素），但其研究的視野卻是整體性的。正如作者所說，「當時的江南和華北的京津地區是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引領國內發展潮流，相對具有示範意義」。而且，就清代衛生防疫機制而言，雖然不免有地域的差異，但從學術研究的積累而言，還談不上「值得從地域的角度來加以論辯的一般性敘事」。地域研究取向，「勢必會弱化對衛生這一專題系統而全面的探究」。在具體研究的展開過程中，作者特別警示自己避免學界流行的區域化取向，因為這類對於區域歷史特性的簡潔歸納，難免會陷入學術上的「假問題」之中，常常是把水越攪越渾。此外，作者還自覺地避免對史料的片斷性取捨和主觀性擇取，認為「以『選精』『集粹』，甚至斷章取義的方法從眾多的史料中挑選出自己所需，以此勾勒了疾病、醫療的發展史或其中的某一面相，並將其視為客觀的實在。對資料的來源和背景幾乎不作考訂和分析，更不能認識到自己的勾勒其實不過是自己帶有某種觀念的重構和解釋」。因此，余著旨在超越地域與城鄉差異，注目於「衛生觀念和行為及其發展趨勢在中國社會的相對一致性」。正是在超越區域化的「碎片」取向中，社會—文化的共性特徵和歷史演進趨勢，得以整體地呈現和揭示出來。

其三，超越傳統與現代的人為區隔，建構社會歷史演變的自然分期。誠如作者所言：「中國社會的近代演變是我一直以來著力關心的議題」，從其首部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開始，他就將「明清社會的發展列為全書思考的重點」。不同以往許多論著，余著並不拘泥於「現成的」歷史解釋構架，在既定的古代與近代分期中結納史料，從而展開自己的論題。他敏銳地提出，「以往諸多對近代社會轉型的研究，存在著對傳統的嚴重誤讀」。將傳統與近代截然對立，並加以簡單化的區隔，「不過是學者們藉以表達近代變動的起點或背景而已」。在作者研究的論題中，「傳統雖然可能多有問題，卻並不停滯，而且也未必一定落後」。從社會變遷的長時段來觀察，「許多今人將其視為傳統的東西」，實際是「明清時期出現的新事物、新現象」。因此，「打通古代史和近代史藩籬」，並突破「以西方的模式為近代化的唯一標準」，從而「在中國近世社會自身變遷的脈絡中考察近世衛生觀念和機制的轉型」，探尋中國社會變遷的自有的「現代性」，就成為該書最具思想性的學術建構了。

四、新世紀的新期待

新史學當然不是哪個個人隨心所欲的產物，而是面對史學危機尋求突破的歷史性結果。30多年來的高歌猛進，可謂新史學發展態勢的一個形象描述。新時期以來持續推進的新史學朝向，對於史學的基本面貌、理論模式和學理架構的衝擊幾乎是全方位的，它使既有的史學樣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破與立的兩相作用上看，它以「解構」既有史學理論模式的方式形成了「破」的效應，卻在「立」的方面未成功業。除了不時呈現的新概念、新話語、新標籤外，新史學並未推出屬於自己的典範之作，也未在學術命題的辨識與爭論中形成根本性進步。就此而言，頗有點類似於梁啟超對於近代新學的定評：「我們鬧新學鬧了幾十年，試問科學界可曾有一兩件算得世界的發明，藝術家可曾有一兩種供得世界的賞玩，出版界可曾有一兩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後看怎麼樣罷。」

因此，進入新世紀後人們更多地在反思中再度尋求新的轉向。一方面，「愈來愈多的學者不滿足於簡單照搬西方的史學理論和方法，開始轉向將其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研究」；另一方面，「由大多數以主要精力關注歷史細節的研究轉變為同時兼顧歷史大視野的研究」。

余著的出版，可視為新史學發生轉向的一本代表作。它立足於學理性建構，以堅實的史料為根基，超越了單純的西學移植或概念移借，完成了歷史邏輯和本土話語密切結合的建構努力。

如前所述，余著立足於學術問題導向，但真正的學術問題其實也是重要的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從來就不會孤立存在，它與整個社會存在及社會制度、文化共生共存。如果深入思考並刻意尋求瑕疵的話，我們也不難發現還有些相關性論題未能論及或深入展開。

首先，在整個國家制度體系中，防疫機制只是其中的次級結構。如何將其置於整體制度中明晰其定位，並在整體制度演進中呈現這一機制本身的變動軌跡，余著未做進一步的討論。事實上，晚清國家制度和地方制度變動較大，這一歷史性變動對防疫機制究竟產生什麼具體影響，值得深入挖掘的內容還很多。比如公共衛生與警察制度問題。《申報》曾載文稱：「我國之警察制度，雖由民政部一再更訂，分咨各省遵照辦理，然於實際上頗有混亂而不劃一之象。內部之制度，姑不深論，即就警察服制一端而論，往往此省與彼省異，省城與府城、縣城異，甚至此府縣與彼府縣亦異。形式尚未劃一，遑論精神之統一。」甚至在制度上有衛生警察之設置：「衛生警察關係頗重要，舉凡清理道路，檢查飲食物，防制時疫流行等，均為不容緩辦之事。」此外，在晚清地方自治制度建設中，地方公共衛生事項又明確為「向歸紳董辦理」，即「凡舊有之施醫局、施藥局及現有之清道夫、戒煙局等，均應歸入衛生一類」，納入地方自治紳董管轄範圍。如何將清代防疫機制與上述警制建構、地方自治制度建設結合起來考察，應該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其次，關於近代變遷中傳統與近代的關係問題，是余著討論較深入且頗有新見之處。作者特彆強調：「從搜集呈現傳統時期相關公共衛生規制的資料入手，除了進一步思考傳統與近代的連接外，也通過對以清潔和檢疫為主要內容的晚清衛生行政引建過程的系統的梳理」，從而闡述歷史變遷中傳統要素的價值。但是，書中對在地方治理體系中始終發揮主體作用，並在由傳統向近代轉型中承接歷史傳承力量的「紳董」問題卻挖掘不夠。從傳統時代「州縣地大事繁，不能不假手於紳董」的規制，到晚清之際各種善堂、義塚、街道清污等衛生事務中「費諸紳董之心設法整治」的條規，甚至於在西式醫院管理體系中，也有著紳董依然活躍的身影等，我們不難發現：無論在傳統體制還是在現代體制中，紳董始終是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主體力量。深入探討紳董問題，有助於余著論旨的展開和深化，也應是該書的題中之義。在晚清制度演進的鏈條中，可見西學的強力影響。同樣，本土社會力量的周轉及其變身，則是承接這一歷史遞進的主體力量。制度及理念可以引進，生命主體和社會存在卻只能紮根於本土。

再次，現代衛生觀念與制度的變遷，實際上也是與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的問題。在聚居分散的鄉村社會中，衛生問題一般不會呈現為公共問題（瘟疫流行時除外），而在人口迅速聚集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公共衛生則凸現為社會問題。這一歷史性變動更多地聚焦於上海、天津、青島、漢口、廣州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具有現代性的公共衛生機制和理念的生成與發展也相對聚焦於此。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依次展開或交相遞進的歷史軌跡，與現代公共衛生機制演進的線索形成怎樣的相關性？在整體的歷史發展坐標中，如何清晰地描其圖式述其徵象，還有很大的探討餘地。以這樣的視角切入，或許會為余著的論題形成更廣闊的討論空間，也有助於整個論題的提升。

每一個時代都會成就自己時代的學術，史學亦然。「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中外的歷史學家都曾經把他們所期待的新世紀的歷史學稱為『新史學』。」在這一輪新史學變革的歷史進程中，余著以自己的努力創新詮釋了新史學的新路向。正如余著「後記」中所講：在未來的學術道路上，將實現一個現代性省思超越現代化敘事的模式轉換，這將是作者新的研究課題的展開。我們相信，作者的這一期待亦與學界的期盼相合：「21世紀的史學，將是中國史學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真正的新史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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