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閱讀丨貞觀之治與貞觀君臣的治國方略

原標題：推薦閱讀丨貞觀之治與貞觀君臣的治國方略

寫在前面

?歷史教育

本書由教育部考試中心高考命題處研究員-----劉芃和北師大歷史系教授、新課標組長-----朱漢國主編而成。本書集專家之智慧，將歷史學科的內容梳理鉤要，以使學習者能夠精到地掌握和科學地運用歷史知識。

小編摘錄《貞觀之治與貞觀君臣的治國方略》這一小節，呈現給大家作教學參考。

唐代史臣吳兢在《貞觀政要》中對貞觀之治的局面有這樣一段概述：

首先是新皇帝得人心。儘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是既有內憂又有外患，災荒的嚴重程度到了一匹絹才得一斗米，但是「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等到貞觀三年年成稍有好轉，流亡他鄉的百姓都紛紛回到家鄉，竟無一人逃散。老百姓沒有把天災人禍歸怨於最高政權，他們替政府著想，替政府承擔著災害帶來的後果。根本原因是百姓對政府有信心，相信困難只是暫時的。而這種信任無疑來自唐太宗本人的人格魅力和貞觀君臣共同努力營造的良好政治風氣。用吳兢的話說，就是「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

其次是政治清明，上下一體，同心同德。儘管唐太宗的掌權來自一場政變，但他並不計較個人恩怨，對於當初的政敵，皆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唐太宗注意嚴明吏治，對於王公貴族和勢要之家嚴加控制，對於貪贓枉法者，必置以重罰。

再則社會風氣有了根本好轉，犯罪率低，社會治安狀況良好。「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在接著幾年豐收之後，更是呈現出太平景象，「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時有饋遺。此皆古昔未有也」。儘管《資治通鑒》將這種局面的出現系在貞觀四年有所不確，應該注意《貞觀政要》中「頻致豐稔」指的是貞觀三四年以後連續幾年豐收，然後才出現社會經濟的根本好轉，但是，其中的描述還是概括了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的。所謂「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吳兢對貞觀之治局面的以上描述，給我們留下了幾個方面的啟發：

一是唐太宗即位之初，社會生產還遠遠沒有恢復到隋朝時期的程度，加上自然災害，導致了經濟上的危機局面。同時又面臨著北方強大的突厥的威脅，社會秩序很不穩定。應該說，後來到貞觀四年打突厥，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的一場戰爭，唐朝的取勝，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因於老百姓對新王朝的一種期望，一種信心。是老百姓的高昂鬥志贏得了這場戰爭。

二是老百姓的信心和鬥志，來自貞觀初年政治上的得民心。也就是說，實行教化、輕徭薄賦的政策，是天下大亂之後的正確選擇。全國上下都有著為國家著想的積極意識，皇帝為民擔憂，勵精圖治，崇尚節儉；老百姓也替皇帝著想，理解政府的難處，即使四處逃荒逐食，也安分守己，不把怨憤發泄到政府和皇帝的身上。這樣，即使經濟上還有嚴重的困難，社會秩序也不會亂。只要經濟形勢一旦好轉，很快就能夠恢復社會的安定。

三是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局觀念，常常因為某一件具體事情，而想著把另外一類事情辦好。他心裡裝著老百姓，他深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對自己嚴格要求的同時，能夠嚴格約束各級官吏和王公貴族，嚴懲貪官污吏。他有著大政治家的風度，所謂「得帝王之體」，在奪取了政權之後，沒有將原先反對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對他們大膽地加以重用，把他們放到重要的崗位上。正是由於唐太宗在思想上和實踐中的這些表現，才有可能出現政治局面和社會秩序的很快穩定，至少當時和後來的很多史臣都是這樣認為的。．

四是所謂「貞觀之治」，不僅應包括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還應當包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這段綜述說明，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只要路線方針正確，政策得民心，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還是比較容易達到的；但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更需要時間，經過大動蕩大破壞之後，需要有相當長一段時期才能恢復元氣。貞觀三四年間局部地區的豐收，並沒有完全扭轉生產凋敝的局面。是經過「頻致豐稔」，也就是連續多年的豐收之後，才出現了米價下跌，糧食充裕的大好形勢。

「貞觀之治」局面的出現，有許多複雜的主觀和客觀背景，而貞觀君臣對於治道政術的探討，無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因為有了「貞觀之治」的治世局面，唐玄宗時史臣吳兢編著的記載貞觀君臣討論治道政術的史書《貞觀政要》，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帝王教科書，成為中國傳統中治國安民的智慧結晶。不過，貞觀之治的政治局面，在唐太宗晚年的保守、猜疑心態下，被複雜的權力鬥爭所取代。但是，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社會關係和統治政策的調整下，繼續保持著良好的勢頭。

貞觀君臣的治國方略中，核心內容是所謂「為君之道」與「安人之道」。

唐太宗即位之初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政局並不平穩。儘管通過和平的方式暫時解除了突厥的威脅，在對外關係中贏得了主動，但是，內地的形勢卻並不樂觀。一方面，隋末動亂以來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生產尚未得到恢復，土地荒廢、人口減少，全國呈現出一片經濟凋敝的景象，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會矛盾還很尖銳，不僅一些農民還在亡命山澤，繼續進行反抗，一些地方勢力也還存在局部動亂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在解決好用人政策問題的基礎上，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制定有效的治國方針，以安定社會秩序，鞏固政權。

唐太宗即位之初，對於能否迅速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還缺乏信心，所以他主動同大臣商討自古理政之得失，並且試探性地說道：「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治!」因此展開了一場關於治國方針的討論。在討論中，存在著以魏徵和封德彝為代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魏徵來自社會下層，參加過反隋起義，對農民的情況和全國的形勢能夠比較準確地加以把握。他分析當時百姓的動態是，大亂之後人心思定，建議太宗實行教化，採取輕徭薄賦、勸農務本的方針。而封德彝站在在農民戰爭中受到沉重打擊的山東士族的立場上，懷著對農民階級的刻骨仇恨，主張人心難治，應當實行高壓政策。最後，太宗在事實面前完全接受了魏徵的意見，很快確定了實行教化的治國方針。

因為唐太宗在政變取得成功之前，沒有為自己做皇帝作好充分準備，所以在即位以後迫切需要探索為君之道。《資治通鑒》卷一九八記載了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剛剛即位不久對身邊侍臣們說的一段話：「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股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慾也。」這段話將君主、國家、人民三者的關係概括為相互依存的三個方面，而將君主個人的縱慾行為提高到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危亡的高度，與其說是唐太宗在隋末農民戰爭推翻強大的隋王朝的威懾下產生的畏民心理，還不如說是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給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留下的寶貴財富。

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正好說明了「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的道理。也就是說，老百姓生活的安定，是國家安定的前提，是維持長治久安的根本，是最重要的「為君之道」。這就是貞觀君臣從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中總結出來的最重要的治國思想。儘管中國古代不乏強調「以民為本」的思想家，但作為一個皇帝，能夠將這個問題提到如此高度，並堅持貫徹到自己的施政實踐中，唐太宗還是很了不起的。

應該說，強調「為君之道」正是唐太宗執政前期的中心任務。貞觀君臣對於皇帝和官吏都是百姓養活的道理，認識越來越深刻。正因為都是百姓養活，所以為百姓辦事，恩及百姓，就是一種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在一次談話中對宰相房玄齡等說：「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貞觀政要》卷五《公平》)。」貞觀二年，君臣在多次談話中講到「以百姓之心為心」的問題，強調百姓利益是治國從政的出發點。

貞觀君臣如此關心百姓，是因為他們都認識到，如果百姓不得安寧，「人力既竭，禍難遂興」。隋朝的滅亡就是最深刻的教訓，是貞觀君臣耳聞目見的。正因為貞觀君臣親自見到了農民起義的偉大力量，使他們認識到「民」不完全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力量，一旦調動起來就可以使強大的王朝覆亡。而只有取得百姓的歡心，受到百姓的愛戴，才可能克服一切困難，貞觀初年戰勝自然災害和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都說明了這一點。所以他們能夠把民生問題作為制定治國方略的出發點。

貞觀六年，唐太宗發表了關於君民關係的一次經典談話。太宗謂侍臣日：「朕看古之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閉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其過失，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回答說：「臣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用舟和水的關係來定位君民關係，把是否贏得百姓的擁戴作為君權合法性的解釋，這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並不是什麼創見，但貞觀君臣能夠把這種思想運用於實際政治中，則是治國方略上的一個新高度。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只有安定了百姓，才能安定天下。但是，如何真正做到不損百姓呢?這就是安人之道的問題。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貞觀君臣得出了一個規律性的結論，即國家的征伐必須以百姓的承受能力為限度，而生產的正常進行和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生活條件，是這個限度的底線。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日：「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正是在魏徵、王珪等大臣的輔佐下，唐太宗在貞觀二年前後把治國方針確定了下來，這就是輕徭薄賦、勸農務本，以百姓生活的安寧作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儘管唐太宗在後來並沒有完全做到，也不可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是這種治國方針對於貞觀初年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穩固，無疑起到了支撐作用。

為了貫徹「為君之道」與「安人之道」，貞觀君臣注意在理論上探討如何運用皇權與提高政府體制的運作效率。在高度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中，君主對於天下安危、國家興衰具有關鍵作用。如何承擔起君主應負的責任，如何運用皇權，就成為貞觀君臣治國方略討論中的重要內容。

有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和為君之道的思想基礎，就能夠提出「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和「天下為公」的指導原則。有了「天下為公」等指導原則，就能夠進一步具體化為若干政治準則。貞觀君臣在具體如何運用君權的問題上，也有過深入的探討，並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如君主不能一人獨斷，兼聽納諫、廣任賢良、堅守法令、居安思危、善始慎終等。

（摘錄自：劉芃、朱漢國主編，《歷史精要學習》，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第23-25頁。）

編輯：趙肖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