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亡之後，中華文明的十二大逆轉

原標題：宋亡之後，中華文明的十二大逆轉

在11至13世紀的宋王朝，

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

為什麼到了19世紀下半葉，

中國的近代轉型還要顯得那麼艱辛、一波三折？

為什麼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

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

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

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

……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

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歷史。

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制」的回潮。

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

「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

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

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

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

「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

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

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

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

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

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

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制」的出現。

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復燃。

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征服者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

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佔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於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制」的推行。

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制」與「差雇制」，「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僱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僱傭關係。

「差雇」則帶有強調徵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

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制」的恢復。

漢唐時，人民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做「過所」。

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麼「過所」。

但元朝又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做「路人驗引放行」：

「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

……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

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

……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

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准許放行、住店。

「籍沒制」的泛濫。

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

秦漢時，籍沒制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已經很少適用，並嚴格控制適用，如宋孝宗的一項立法規定：

「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

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慶，按勃以聞，許人戶越訴。」

入元後，籍沒制度又泛濫起來，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

「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

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

肉刑與酷刑的制度化。

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割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

宋代承五代之舊，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宮一直不敢恢復。

元朝則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

陵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極少應用。

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元代死刑的兩種執行方式之一，陵遲開始泛濫化。

致使中國法制出現野蠻化的趨勢。

「人殉制」的死灰復燃。

人殉作為一種遠古的野蠻蒙昧風俗，在漢代以來的中原王朝已經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願殉葬。

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還存在著人殉之俗，這應該是社會未完全開化的體現。

元朝貴族是否保留人殉，史無記載，但元廷鼓勵民間殉葬行為則是毫無疑義的。

《元史》載：「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以志節，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

在這一惡俗中成長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即恢復人殉之制。

口岸和市舶機構曾經四禁四開

「海禁」的設立。

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

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準出海貿易：

「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

海外商貿只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

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宵禁」的重現。

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時「宵禁」制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

但元代又恢復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鐘響起，即不準居民出行、飲宴、點燈，「看守之人，巡行街市。

視察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熄，則留符記於門，翌晨傳屋主於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

若在夜間禁時以後，有人行街中，則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體系的粗鄙化。

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系。

比如在法制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

「元人入主中原只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移勘的制度。」

粗鄙治理體系的特點是稅率超低，政府只能維持最簡陋的形態，用孟子的話說，這叫做「貉道」

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那種簡陋的政府根本無法在歷史轉型期組織社會與經濟的革新。

可以看出來，

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

它們的推行，

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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