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志海：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與反思

原標題：崔志海：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與反思

在國內學術界，晚清史的研究對象為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這段70多年的中國歷史，這已是大家的一個共識。晚清史的獨特性在於，它既是斷代史清史研究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從學科史角度，對清朝滅亡以來的國內晚清史研究做一比較扼要宏觀的回顧，對於我們今天更好地認識晚清史學科的獨特性，建立一個與斷代史清史和中國近代史這兩個學科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獨立的晚清史學科體系，或許不無啟發。

一、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晚清史研究

國內通論性的晚清史學術研究始於1912年清亡之後，並分別被納入兩個不同的學科之下：一是作為斷代史清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二是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斷代史清史研究學科體系之下，這一時期的晚清史研究，大致又可分三個流派。一派為清朝遺老派，以《清史稿》為代表。他們站在遜清的立場上，於1914年開始編纂，借修史報答先朝皇恩，在內容選擇和措詞上多方為清朝歌功頌德，如在撰修過程中，對於清朝統治者的殘暴行徑以及有損清室帝王尊嚴、后妃名譽的事件，或避而不談，或輕描淡寫；而在忠義、列女等傳的安排上，則不惜篇幅，褒揚鋪張；在撰修帝紀中，對清朝皇帝也多溢美之辭，「至勤」「至明」「至仁」等詞隨處可見，並不惜違背傳統斷代史修史體例，為許多生於清而死於民國的忠於清朝的遺民立傳。

《清史稿》對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動則盡量少寫，甚至不寫，如對興中會、同盟會的建立，民報的出版以及孫中山領導的多次武裝起義，全都沒有記載；孫中山作為推翻清朝統治的領袖，《清史稿》僅在光緒三十年五月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黨人時一見其名，將他與康、梁一道列入大逆不赦之人。同樣，對於存在14年之久的太平天國政權，《清史稿》也不按傳統修史慣例，設《載記》以記其事，僅以設《洪秀全傳》，草率應付。

並且，凡是記載反清活動，《清史稿》都以「倡亂」「謀亂」「謀逆」等詞稱之，等等。《清史稿》這種「內清而外民國」的修纂立場，直接反映遜清遺民對民國正統地位的拒斥心理，結果於1929年12月遭南京國民政府封禁。

另一派為民族革命派，以許國英、汪榮寶合撰和合編的《清史講義》（1913年初版）與《清鑒易知錄》（1917年）、劉法曾的《清史纂要》（1914年）、黃鴻壽編《清史紀事本末》（1915年初版）、陳懷的《清史要略》（1931年）、蕭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中下冊，1923、1928、1934年版）等為代表。

這一派的學者與清朝遺老派相對立，他們秉承民族革命史觀，奉民國為正統，將清朝統治看作異族統治多加抨擊和批判，認為有清一代的歷史，是滿洲人據中原統治中國的歷史，同時也是以漢族為主的中國民族革命的歷史，清朝的滅亡是由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所致，對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動做正面論述和評價。

第三派為學術派，以孟森的《清史講義》（成書於20世紀30年代，1947年初版）為代表。這一派學者主張清史研究應秉持客觀的學術態度，既痛斥清朝遺老編纂《清史稿》存在隱諱塗飾之病，表示「此非學人治歷史者之本懷」，也嚴厲批評民族革命史觀「承革命時期之態度，對清或作仇敵之詞」，「乃軍旅之事，非學問之事」，是「淺學之士」之所為，不符合修史任務，表示「史學上之清史，自當佔中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不應故為貶抑，自失學者態度」，「若已認為應代修史，即認為現代所繼承之前代。

尊重現代，必並不厭薄於所繼承之前代，而後覺承統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員人材，皆有可觀。明初代元，以胡俗為厭。天下既定，即表彰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孫不能遵守。後代於前代，評量政治之得失以為法戒，乃所以為史學」，主張清史研究以傳信存真、「列清史為學科之意」為宗旨。此一學派的學術研究，後來多被國內清史學界所繼承。

在近代史學界，晚清史研究要稍晚於清史研究，雖然始於20世紀20年代，但主要盛行於三四十年代，並形成兩個影響深遠的學派。一派為資產階級學者，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上下兩冊，1935年初版，後又多次再版）和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1938年初版）為代表，構建起晚清史研究的現代化敘事模式。

他們認為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歷史的主題是近代化，即中國如何借鑒西方現代思想、技術和制度，走出中世紀，建立近代民族國家，實現近代化的過程。並且，他們接受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挑戰一回應」模式，認為中國近代化的最大障礙是中國的各種「民族惰性」和落後的傳統。

因此，他們在看待晚清中國與列強關係上，強調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衝擊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將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的關係看作是進步與落後的關係，看作是兩種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衝突，因而對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持消極或否定評價。

對於晚清中國內政，他們認為改良道路比較符合推進中國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國家的目標，因此，對晚清洋務運動和洋務派、戊戌變法和維新派、清末新政和清廷改革派、立憲運動和立憲派，大體做正面論述。同時，站在資產階級和民國的立場上，他們也肯定辛亥革命的積極意義。但他們認為農民起義不符合近代化和民族建國目標，因此，對晚清歷史上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和義和團運動，多加否定。

另一派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以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1933初版，後多次再版）、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1分冊，1947年初版）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1948年初版）為代表，構建起晚清史研究的革命敘事模式。這一派學者認為，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近代中國歷史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

因此，反帝反封建才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根據這一認識，他們在看待晚清中國與列強關係上，著重揭露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對中國人民的各種反侵略鬥爭給予充分肯定。對於晚清中國內政，他們推崇革命，不但批判清朝統治階級阻礙歷史進步，也批判晚清各種改良主義道路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時期，雖然清史學界和近代史學界都將晚清歷史納入研究對象，但晚清史研究在這兩個學科中的地位還是有所不同。比較而言，近代史學科對晚清史的重視和研究深度及影響要高於清史學界。

對於近代史學界而言，民國時期的歷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70年歷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體，他們撰寫的中國近代史著作，無不以晚清70年為主要內容，民國部分只是最後附帶論述。而對於清史學界而言，晚清70年只佔清代歷史的四分之一，並且，受資料條件和學術積累及政治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清史學界的研究重心和學術貢獻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和中期，對晚清史的研究則顯薄弱。這種情況也影響了後來中國學界的清史和晚清史研究。

二、20世紀50——80年代的晚清史研究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根據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晚清歷史，進一步被歸入中國近代史學科範疇。並且，受現實政治的影響，現代化敘事模式被當作資產階級學者觀點遭受批判，被摒棄。革命敘事成為晚清史研究的唯一模式，並進一步完善和細化。

代表性著作如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上下冊，1958年版）、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第1卷，1958年版）、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4冊，1962年版）、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第4冊，1964年版）、劉大年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稿》（第1、2、3冊，1978、1984年版）、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1981年版）和苑書義、陳振江、胡思庸、邱遠猷等編著的《中國近代史新編》（上中下冊，1981、1981、1988年版）等。

這些中國近代史著作構建的晚清史敘事體系的共同特點是，根據毛澤東闡述的「兩個過程」理論，以階級鬥爭為主線，揭示晚清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化過程，突出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並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為具體內容。

所謂「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義和團反帝運動、辛亥革命。所謂「八大事件」，即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在這一體系之下，有關「八大事件」尤其是「三次革命高潮」的研究受到學界超乎尋常的重視，成為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顯學，並取得豐碩成果。

而清史學界則根據新中國成立之後歷史學科的設置，進一步主動將晚清史排除在清史之外，只研究鴉片戰爭之前的清前期和中期史。如20世紀60年代初，鄭天挺先生給中央黨校講授清朝歷史，就只講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明確指出鴉片戰爭之後的清朝歷史屬於近代史範疇，不在清史講授範圍，他說：「清朝的統治一直繼續到一八四?年以後，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從一八四〇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一步一步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歷史結束於一八四〇年。

一八四〇年以後的七十多年的歷史則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講，我們講清代歷史的就不談了。」20世紀80年代伊始，戴逸先生主編的《簡明清史》考慮到鴉片戰爭以後的晚清歷史屬於近代史研究範疇，也只寫到1840年鴉片戰爭，他指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進入了近代歷史時期，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根本不同於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目前已出版了各種比較詳細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在基本內容上，本書結束之後，可以和這些近代史著作相銜接。」

直至90年代初，陳生璽、杜家驥先生著《清史研究概說》在對清史研究進行學術史回顧時，重點也是介紹清前期和中期史的研究，幾乎未將近代史學界的晚清史研究列入其中，便是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清史學界普遍將晚清史劃歸中國近代史學科範疇的現實。

晚清史與清史研究相分裂的狀況不利於推進學術發展，造成清史與中國近代史兩個學科之間產生巨大隔閡：研究晚清中國近代史的不問清史學界的研究；研究清史的不知近代史學界的晚清史研究。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世紀70年代末，清史學界醞釀啟動清史編纂工程時，雖然有意將晚清歷史重新納入清史範疇，計劃以鴉片戰爭為界，分上下編撰寫，但由於不了解國內近代史學界在晚清史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和研究隊伍，或出於學科壁壘，認為「國內研究鴉片戰爭以前清代歷史的人員較多，機構也比較充實，目前先搞出上編的規劃，待取得一定經驗之後，另行組織力量，制定下編的規劃」。這顯然沒有將近代史學界的晚清史研究看作清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清史學界與中國近代史學界存在的這種學科壁壘，甚至在21世紀初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剛啟動之際仍在影響著清史編纂工作。原中國史學會會長、知名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張海鵬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即將啟動之際，我參加一個座談會，一個研究清史的著名學者開出一個清史著作書目，竟都是嘉慶以前的，我問道光以後的算不算清史，那位先生無以應對。還是在那個時候，一位今天在清史編纂工程中擔任重要任務的學者，說自己並不適合在清史工程中擔任職務，基本理由是自己的專業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可見，在那個時候，中國近代史與清史之間是存在壁壘的，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劃有界限的。」

同樣，中國近代史學科構建的晚清史革命敘事體系存在的欠缺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下，一部晚清史被濃縮為一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事件史，不但嚴重忽視對晚清經濟、軍事、外交、制度和社會及思想文化的研究，而且也嚴重忽視對清朝及相關重要人物和制度的研究，不同程度割斷與鴉片戰爭之前清朝歷史的聯繫。20世紀80年代之後，儘管學界試圖對這一革命敘事體系加以修正，有的提出「四個階梯說」，有的提出「雙線說」，有的提出「民族運動說」，但它們基本上只是在「兩個過程」「三個高潮」的架構下進行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在革命敘事體系之下，晚清史研究不可能出現重大的根本性改變。

三、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晚清史研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近代史學科雖然繼續保留革命敘事模式，但在學術研究領域，受改革開放進一步擴大和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國內的晚清史研究開始明顯突破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革命敘事體系。

就近代史學界來說，受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及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影響，現代化範式重新受到重視，90年代以後國內出版了多本研究中國現代化史的著作，如章開沅、羅福惠主編的《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1993年版），胡福明主編的《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1994年版），許紀霖、陳達凱主編的《中國現代化史》（1995年版），虞和平主編的《中國現代化歷程》（第1卷，2001年版）等。

本人也曾撰文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應以近代化為主題，以工業化、民主化、國家獨立化和人的近代化為四條基本發展線索。與此同時，主張革命範式的學者，也部分修正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如胡繩、劉大年等學者認同近代化和民族獨立也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認為這些歷史主題與他們構建的革命敘事模式及他們所使用的階級分析觀點和方法並不矛盾，對晚清歷史上有利於近代化和民族獨立的歷史和人物，不再單一用革命的標準，一概否定。

此外，受西方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後現代主義史學和中國中心觀等影響，國內學界還明顯加強了對晚清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研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諸如婦女史研究、賤民和戲子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家族史研究、宗族社會研究、秘密社會研究、宗教與民間信仰研究、災荒史研究、醫療衛生史研究、城市史研究、報刊史研究、出版史研究、廣告史研究等等。

即使是在晚清政治史研究領域，革命史也不再是學界的主要研究對象。20世紀90年代之後，研究革命對立面論著的數量遠遠超出研究革命史論著，學界明顯加強了對晚清制度史、晚清邊政史、晚清中外關係史、晚清改革史、晚清滿漢關係史、晚清軍事史、晚清人物與政局和「後事件史」等的研究。總之，近代史學界對晚清史的研究不再局限於「八大事件」，而是轉向全方位研究，趨於多元化。

伴隨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的啟動和推進，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積极參与其中，加強對清史的學習與研究。如為配合國家清史編纂工程，作為國內近代史研究重鎮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於2003年將晚清史研究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建設工程」，具體由政治史研究室負責落實，實現由近代史研究向晚清史研究的轉向。為推動晚清史研究，政治史研究室除每年舉行小型學術會議外，還於2006、2007、2009、2010、2012、2014、2016年先後組織舉辦七屆「晚清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主題依次為「晚清國家與社會」「晚清改革與社會變遷」「湘淮人物與晚清社會」「清代滿漢關係研究」「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清末新政、邊疆新政及清末民族關係研究」「晚清制度、思想與人物研究」，並在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基礎上，出版系列會議論文集《晚清史論叢》。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的研究轉型，只是近年國內近代史學界的一個縮影。事實上，近年來，近代史學界積极參与清史學界有關「新清史」問題的討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兩個學科之間的交匯。

在清史學界，20世紀90年代之後，也開始改變以往不談晚清史的消極態度，主動將晚清史納入清史研究領域，強調晚清史是清史研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不可割裂，「要研究清代的全史」。

如由王戎笙先生主持的10卷本《清代全史》的最後四卷講的就是晚清歷史，內容涉及晚清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著名清史研究專家李文海先生則在1999年撰文，批評清史學界將鴉片戰爭之後的晚清史排除在清史研究之外的做法，「極大地阻礙了清史學科的建設」，疾呼清史研究「應該全面地、完整地對從清朝開國到王朝覆亡的歷史作出系統的認識和說明」，指出「研究近代社會，如果不了解清前期歷史，就會對很多問題弄不清來龍去脈。

研究清史，如果不把後期清史包括在內，就猶如魯迅所說的『斷尾巴蜻蜓』說不清事物的發展變化。所以，使清史從清前期歷史的狹隘領域內走出來，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貫通前後的清代通史，應該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任務」。

2002年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啟動之後，由著名清史專家戴逸教授領銜的國家清史編委會，從一開始就打破清史學界與中國近代史學界多年存在的學科壁壘，吸納大量研究近代史的專家和學者參與其中，將晚清史列入清史編纂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國內學界出版的無論是中國通史著作還是斷代史的清史著作，都將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晚清歷史納入其中，中國通史著作如蔡美彪主編《中國通史》、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斷代史清史著作如李文海主編《清史編年》、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鑒》、朱誠如主編《清朝通史》、鄭天挺主編《清史》等無不如此。

總之，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近代史與清史兩個學科之間的隔閡雖然依然存在，但開始逐漸消解，並呈現出互相融合的趨勢。當然，在晚清史研究中要徹底消除清史和近代史兩個學科數十年間形成的隔閡，並非一日之功，仍然任重道遠。

四、對晚清史研究的幾點期待

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晚清史研究在清史學科與近代史學科的共同推動下，業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然而，從學科史角度如何進一步推動晚清史研究，使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仍有待學界做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首先，有必要進一步探索近代史和清史兩個學科在內容和形式上的有機融合。在晚清史研究中，近代史與清史兩個學科之間的學科藩籬雖然逐漸拆除，出現了相互融合的趨向。但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作為斷代史清史學科下的晚清史與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下的晚清史，兩者之間雖然有重合之處，但它們研究的出發點和重心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清史的研究任務和目標是要闡明清朝從崛起到發展、鼎盛時期，再到衰敗和滅亡的過程，同時展現有清一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演變，始終是以清朝為主線。而中國近代史的主要任務和目標，用李鼎聲的話說，「就是要說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所引起的重大變化，中國民族的殖民地化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階級之分化與革命鬥爭的發展起落」。

其主線是近代化和反帝反封建。因此，李鼎聲在《中國近代史》的前言中就明確排斥在晚清史研究中以清朝為主線，提出不但「那種以帝王、聖賢、英雄為中心，專門記載朝代興亡治亂的歷史體系，要從新歷史學的領域中排除出去，即是那種偏重於人類文化生活的記載，而不能說明文化興衰遞嬗的全過程的歷史編製，亦不能合理地存在了」。

可以說，中國近代史學科所構建的晚清史敘事模式一直被國內學者所繼承。因此，在編著晚清史過程中，如何將清史和中國近代史這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仍然是一個值得清史學界和中國近代史學界共同切磋的問題。

其次，有必要客觀理性地看待百年來各研究流派和研究範式在推動晚清史研究方面所作的學術貢獻及存在的問題，批判性地加以吸納和整合。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可以說迄今未有哪個朝代的歷史像晚清史那樣，出現各個流派競相爭艷的局面，諸如遜清派與民族革命派、革命範式與現代化範式、挑戰一回應範式與「中國中心論」、清史學派和「新清史」學派、後現代主義史學派等等。

對於這些流派和範式在推動晚清史研究中的長短得失，我們都應以一種學術的態度，客觀地加以總結和反思。以遜清派與民族革命派的研究來說，前者站在清朝遺老的立場上，肯定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地位及其貢獻，應該說有其一定歷史依據，滿族以一個少數民族統治中國近300年，實現大一統，在中國歷史上確有其獨特地位，但他們為清朝專制統治和民族壓迫辯護，無視和貶低反清革命，顯然不是一種客觀的學術態度；而後者持民族革命史觀，揭示清朝專制統治和民族壓迫以及人民的反抗和推翻清朝統治，無疑也是清朝歷史的真實一面，但因此無視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全然否定，同樣也不是一種客觀的學術態度。

以革命範式與現代化範式來說，前者聚焦於革命，固然遮蔽了歷史的其他一些層面及主題，在評價上也存在偏頗，但它所敘述的歷史無疑是真實的，是不容否認的，革命確乎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主題；現代化範式固然可補革命範式之不足，但以之取代或否定革命範式，同樣也是有違歷史的。事實上，這兩個範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為補充、不相排斥的。以挑戰—回應範式與「中國中心觀」範式來說，前者突出和強調近代西方對中國的衝擊和影響，有其一定的歷史根據，晚清歷史與以往中國歷史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歷史被強行捲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但挑戰—回應範式體現出來的西方中心論偏向及傳統與現代、中學與西學的二元對立觀，嚴重忽視或遮蔽了中國歷史內部的活力和影響，是有其局限的；「中國中心觀」作為挑戰—回應範式之否定，提倡從中國內部和中國角度考察晚清和近代中國歷史，應該說具有一定的糾偏意義，但因此忽視西方衝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顯然矯枉過正，同樣也是不可取的。又如，最近被學界熱議的美國「新清史」學派，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中國中心觀」的一個發展，它在清史研究中主張重視利用滿文檔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主張重視滿族的主體性和滿族認同及滿族在創建清朝中國中的貢獻，提倡從滿族視角看清朝歷史，這對以往學界只講滿漢同化和貶低滿族和清朝歷史有一定的糾偏意義，有其學術價值，與國內清史和晚清史學界的研究並無本質分歧和矛盾，但「新清史」學派因此否定滿族漢化的歷史事實，否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以滿族認同否認清朝的中國國家認同，顯然在方法論上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症，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再如，後現代主義史學批評根據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所構建的中國近代史或晚清史宏大敘事模式，是一種線性的進化史觀，嚴重意識形態化，只注重民族國家、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等宏大問題，遺漏了這些主題之外的許多歷史，同時忽視了歷史敘事中的一些語言學問題及個人情感和歷史審美問題，呼籲和提倡加強對非主流社會群體和一些地方性歷史的考察和研究，強調加強對歷史文本的解讀，這些主張不無合理之處，對於破除歷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傾向，豐富和深化我們的歷史研究，不無啟示意義，但後現代主義史學由此滑向歷史相對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否定歷史發展規律和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主張以他們所提倡的微觀研究取代歷史研究的宏觀敘事，甚至混淆歷史學與文學的界限，將歷史編撰看作是一種詩化行為，這隻能降低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導致歷史研究的隨意化、娛樂化和碎片化。

總之，這些學派和研究範式對晚清史的研究和解讀，各有其可取和真實的一面，但同時也各有不足和局限，有待我們站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高度，批判地加以吸收。

最後，尚須努力尋求政治與學術的有機統一。清朝作為中國封建統治的最後一個王朝，它經歷了由古代國家向近代國家的轉變，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晚清歷史，蘊含極為豐富的歷史內容，與我們今天的歷史在許多方面有著密切聯繫，它因此受到後人的特別重視，但同時有關這段歷史的研究也深受政治的困擾：既受國內國際局勢的影響，也受研究者政治立場的影響。可以說，百年來晚清史研究中產生如此之多的學術流派和歧見，多少都與政治因素有關。歷史研究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要做到學術與政治完全分離，既不現實，也不可取。

但只要我們在晚清史研究中堅持馬克思歷史主義態度，也是可以做到政治與學術的有機統一的。在這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們在分析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並沒有因為階級分析觀點，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對歷史上的奴隸社會、歐洲中世紀社會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簡單的痛斥和否定，而是以歷史辯證法的觀點，在揭示其必然讓位於更高歷史發展階段的同時，充分肯定其歷史合理性和進步性，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來說，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

馬克思歷史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人類社會歷史是一個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有規律的客觀過程，因此必須要從聯繫、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去考察歷史現象和社會問題，必須把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放到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具體歷史背景中去分析、去評價。

根據馬克思歷史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我們在晚清史研究中既要反對用現代的標準去衡量歷史是非，也不能以清朝統治者或革命者的觀點看待和評價晚清歷史，而只能從聯繫、變化和發展的觀點看待晚清歷史，把晚清歷史事件和人物放到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具體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評價。只有這樣，我們的晚清史研究才有可能走出學術與政治二元對立的怪圈，不再為政治所困擾，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使晚清史研究成為一門科學，踐行恩格斯的那句名言：「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

總之，在晚清史研究走過百餘年曆程之後，如何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吸收各派之長，聚學界集體之力，以馬克思歷史主義態度和方法，創造性地撰寫一部代表學界最新研究成果、與清史和近代史兩個學科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通論性的晚清史著作，這應是未來學界的一個期待。

轉自《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史學月刊公眾號，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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