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中國主流佛教特質與現代佛教運動

原標題：王雷泉|中國主流佛教特質與現代佛教運動

編者按：

自西漢時期佛教東傳入漢地開始，這一古老的宗教便伴隨著中國的歷史開始了漫長的繁衍更替，而發展到今日，中國佛教的內核早與其發源地及南洋同宗有所差異。而今禪林凋敝，若欲使中國佛學重新站立並走向世界，則應先對其基本內核和發展現狀有所了解，如同其他學問的發展，佛教也只有在不斷的社會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堅持超越性和神聖性，為凈化社會、提升人心作出應有的貢獻。

//編輯：韓添//

一、中國主流佛教的特質

這裡先引用太虛大師的《中國佛學》，他在短短七八萬字的小冊子里，對大乘佛法的根本及中國佛教的特徵，做了非常精要的說明。首先他把中國佛教與日本、南洋的佛教做了區隔，指出「中國佛學特質在禪」，這個「禪」並不是「禪定」之禪也不是「禪宗」之禪，而是指定慧一體之「禪」。太虛引證《法華經》一段非常重要的話：「三世諸佛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為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從文化本體論上確立了佛教出現於世以及在世界上傳播的根本理由。我在20多年前參加柏林禪寺第一屆夏令營時就談這個核心問題，很多人強調的佛教中國化其實只是手段，化中國才是目的，佛教到世界上來是化世導俗，而不是讓世俗給化掉的。

太虛指出：佛之知見和諸法實相，就是佛的自證法界，亦即大乘法的本，中國佛學就牢牢抓住了這個根本，這是從「宗」的角度來講。「宗」是佛教根源性、本原性、終極性的意義，「教」是在人世間的傳播，要契合眾生的根基，因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類型而發生演化。中國佛學的根本在禪，即從宗出教。「禪觀行演出台賢教」，具體展開為實相禪布為天台教、如來禪演出賢首教；「禪台賢流歸凈土行」，禪宗天台賢首各宗的修行歸宿通通流歸凈土法門。這兩句話就把中國佛教兩年多年的流轉大勢勾勒出來了。

中國存在著三大語系的佛教，但中國佛教的主流毫無疑問是漢語系佛教（漢傳佛教）。按照太虛的說法，道安、慧遠一系開創了中國佛學的主流，天台、賢首、宗門下及晚期凈土行諸祖，雖迭受旁流的影響，仍還由保持著這主流而演變下來。同時也容設了兩大旁流，一為承傳龍樹提婆學系的羅什等，一為承傳無著世親學系的流支、真諦、玄奘等，這兩個思潮迭曾影響主流起變化，並吸收而又消化在主流里。主流佛教的特點是本佛、重經、博約和重行，與此相對應，南傳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是本理、重論、授受和重學。具體的展開我不列舉了。

太虛大師在三、四十年代就看到了漢地對藏傳佛教的追捧，所以他非常具有遠見的派了法尊法師去西藏留學。藏傳及南傳佛教現在海峽兩岸為什麼如此興盛，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認為漢語系佛教缺乏修證次第，整個修學體系不明。太虛大師非常感慨地說：「宗喀巴大師以教律而建密宗，密宗猶如一個花盆，而教律則如一個花架，以其花架堅牢，故花盆高顯。我以為若非宗喀巴之教義戒律上重建西藏密宗，則其密宗當反不如今日中國之禪林也」。這裡明確講到漢語系佛教祖師們的見地不會低於宗喀巴大師，而影響不行的關鍵是整個教律的基礎次第不如西藏佛教。他說中國當時雖有融會禪教者，可惜沒有次第的建立。

在最後一章《中國佛學之重建》，太虛大師提出中國佛教重新站立起來走向世界的願景，需要做兩個基礎性的工作：第一要闡明佛教發達人生的理論，第二要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業。抗戰初期在重慶北碚，梁漱溟先生與太虛、印順有過一次徹夜長談，梁提到從佛學走向儒學的心路歷程，他覺得佛學是人類未來的必由之路，但在眼下抗日救亡過程中，佛學因太虛玄而不如儒家思想切合實際，這對他們是很大的衝擊，迫使他們做出人間佛教的整個理論建設。所以太虛所闡明的佛教要發達人生、推行利益人生的事業，就是要進入主流社會，掌控話語權，不能處於邊緣化的狀態。在佛教進入主流社會，攝受精英人群以後，重建中國佛學體系才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太虛所示建構中國佛學的兩個要點，在今天也很具有啟發意義。一是普遍的融攝前面所說的主流和旁系所有的思想精華，作為重建中國的也就是世界的佛學之資源。因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二是在重建中國佛學體系時，要做到不單純依任何一個古代的宗義或是異地的教派來改建，而是探本於佛的覺悟境界，即佛的自證法界，從這裡出發來重建、充實中國佛教的思想體系。既不是復古，也不是反客為主。現在反客為主的現象已經太厲害了，就是讓太虛所認為的某些旁系的、異地的思想喧賓奪主。

這是我講的第一點，基本引用了太虛的思想，可以對我們今天的話題提供一個非常好的理論指導。

二、20世紀以來的人間佛教運動

關於人間佛教，我覺得可以站在一個更加寬泛的角度來看，而不必求全責備。按照太虛大師的思路，佛教要進入主流社會，夯實佛教的基礎，人間佛教是必由之路。我們怎樣來看整個20世紀佛教發展的軌跡呢？我認為有三條矛盾主線。

第一，中國的宗教研究與西方純學術的研究風格為什麼不同呢？因為中國近代經歷了百年民族危機，整個社會被迫走向現代化轉型，宗教與學術都有著現代化的訴求，以及經世致用的特點。20多年前我和西方學者交流時，他們說中國宗教學者為什麼具有這樣一種情懷，而缺少純學術的研究？我說這是唇亡齒寒的處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學界和教界這30年來基本上是抱團取暖。

第二，西方思想湧進來以後，佛教至少面對三大對手。第一是強大的基督教，人間佛教思想的產生，其實是受到基督教的刺激，同時也吸取了很多基督教的做法。印順法師在《中國佛教史略》中說：「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第二是馬克思主義，它是20世紀非常時髦的思想。第三是科學主義，五四前後所興起的科學思潮幾乎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圖騰，具有宗教式的意識形態背景，三、四十年代的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出現了一些非常時髦的課題，比如說佛法與量子論、佛法與精神分析，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擺脫這個路徑。佛教與上述新思潮經歷了從原來的對抗、妥協、屈從，到改革開放以後走向適應和對話的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

第三，這是我對20世紀整個宗教的一個把脈。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宗教世俗化運動雖然仍佔主導地位，但正本清源、返樸歸真的潮流，日益浮出海面。所以上個世紀末大家對新世紀做預測的時候，我在一些文章中大膽預言21世紀原教旨主義運動將會成為主流。

人間佛教是本於內證的佛法在世間流布的表現形式，它具有社會適應、社會關懷、社會批判這三個遞次向上的層面。人間佛教運動自始至終貫穿著批判與適應這一主線。從這三個層次來看海峽兩岸人間佛教的表現，大陸基本上還處在社會適應階段，有國家政策為證，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怎麼適應呢？要引導宗教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怎麼服務呢？有些地方就庸俗化為「宗教搭台，經濟唱戲」。但是先進的佛教團體已經進入社會關懷的初級階段，比如說提出了環保理論。社會關懷包含慈善、環保以及文化建設等內容，比如說佛教大學、佛教電視台、佛教出版社等等，都屬於社會關懷的領域。在社會關懷的初級階段，最具可操作性的是環保，如果說佛教要辦電視台、要辦大學好像為時過早。所以，爭取從社會適應上升到社會關懷的初級階段，這是可以做到的。

既然人間佛教有三個層面，所以要講契理契機。理就是契合證法（宗）。證法是佛修行悟道的根源性、神聖性的本原。在世界宗教之林中，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啟示性宗教不同，佛教神聖性的來源、教義合法性的基礎，不是來自上帝的啟示，而是源自佛的覺悟。那麼佛覺悟到的是什麼？法界、實相。佛將所證得的真理，在人世間傳播的是教法，教法的根源是證法，即傳統所說是由宗出教。宗，就是由禪觀所導致的慧解，我認為還可以結合佛陀的批判思想來思考。它至少有三個層次：第一是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批判，比如說種姓制度；第二是對印度思想界不妥協的批判，不管是主流的婆羅門還是反主流的沙門思潮；第三是將社會批判和思想批判統統歸結到對人性的批判。所以說，契理就要契到證法，契到佛所自證的法界。契機是可變的，隨順世局變遷中的「此時、此地、此人」，在人間行菩薩道。

如何在神聖化和世俗化之間取得平衡？「人間佛教化」，是佛教化世導俗的目的。「佛教人間化」，是佛教在人間傳播的手段。把握這二種進路的本末和體用關係，正確處理社會適應、社會關懷、社會批判三個層面的關係。佛教只有在不斷的社會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堅持超越性和神聖性，為凈化社會、提升人心作出應有的貢獻。體用本末關係不能顛倒，過度適應世俗而失去了批判精神的所謂「人間佛教」，只是對人間佛教思想的誤解，或者是一種歧出。不能因為這種歧出，就把洗澡水和小孩兒一起倒掉，因為很多是偽人間佛教，違背了當年太虛大師倡導人間佛教思想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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