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 視角選擇與敘事平衡

原標題：徐勇 | 視角選擇與敘事平衡

作者徐勇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學術評論

視角選擇與敘事平衡

——評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

徐勇

蔣介石研究是具有國際化特色的熱點問題，2006年斯坦福大學開放蔣介石日記之後，相關研究進一步加溫。據筆者2016年6月檢索學術類「中國知網」，有「蔣介石研究」219404條信息，在大眾類「百度」有2010000條。對於工具性的運用，以「蔣介石研究綜述」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有11396條，包括了研究論著，以及學術會議、研究團體等內容。如此龐大數據，說明該問題研究已經獲得相當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台灣學者黃自進的《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的縮影》自2012年底出版以來獲得好評，在研究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作如下評述，期望和各位方家、讀者進行共同的閱讀與探討。

一、 主題內容及其方法特徵

著者黃自進先生早年赴日，先後求學、任教、兼職於日本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機構，現任職中國台灣的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者從事中日歷史文化與兩國關係研究長達30餘年，曾出版《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1995），《北一輝的革命情節：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2001）等有影響力的專著。對於蔣的研究有《蔣中正先生留日學習實錄》（2001）、合編多卷資料集《蔣中正總統五記》（2011），以及《蔣介石の日本像》（2011）等。至2012年2月《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的縮影》一書出版，可謂積個人研究之大成。氏著最大優勢在於史料積累及研究前沿的信息掌握，中國台灣地區早於2000年4月成立「蔣介石與日本」研究群，2006年蔣日記在斯坦福大學完整公開之後，中（含台灣）、日兩國學界聯手推進合作研究，諸多跨地域前沿學術活動，著者都是參加者或課題主持人。氏著的史料工作，特別是有關蔣青年時代的史料發掘及其「詳細研究」，一再獲得山田辰雄等國際性專家的好評。

生平無論個人生活或軍國主政，均與日本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著者強調：一部蔣史，即可謂一部中日關係史，「如欲徹底理解蔣，勢得掌握他與日本的互動」。（前言，第6頁）統攬全書，氏著對於蔣以及中日關係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但又聚焦於各時期蔣的對日思想認識與情感基礎問題。著者明確強調：在蔣日關係的歷史過程之中，「有個人的情感，有國家利益衝突，更有對中日兩國能化敵為友共謀亞洲大局的憧憬」，而氏著需要釐清的是其中的「蔣對日本的所見、所思和所行，以及他應有的評價」。（前言，第10頁）如此問題線條與研究視角，表現在全書結構方面，第一章是綜合描述（約66頁），其後按歷史事件過程，劃分出「北伐」（約48頁）、「九一八事變」（約70頁）、「華北危局」（約58頁）、「全面戰爭」（約83頁）、「戰後布局」（約48頁）等5章，以描述蔣的情感因素及其對於蔣在各時期對日政策與戰略的影響。有台灣學者評論，如此架構收穫了三長一突破的效果：較充分地表現了兩國關係歷史文化背景、完整介紹當時政治外交環境及蔣的對應和運作，有利於突破意識形態干擾等，總之被評價為較成功的敘事架構。

氏著對於蔣的對日情感的內在成分與性質描述十分清晰，指出經由早年的留學和軍中服役，養成了蔣終生的對日「深厚情結」「懷抱特殊情誼」。（第51頁）又指出，以親善為對日政策基調，其源流可以追溯「自1873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有規定「大清國、大日本國素敦友誼，歷有年所，茲欲同修舊好，益固邦交」。雖然該條規很快就被日本攻台灣、滅琉球等一系列戰爭打破，但「素敦友誼」卻是中方政治家所追求的對日外交目標。氏著強調蔣作為親善代表的地位：「在現代國際法的規範下，兩國建立邦交，這一百餘年來，蔣介石可以說是最以兩國親善為念，並篤志力行的政治人物之代表。」（自序，第iii頁）

雖然，書中也記述了青年時期的蔣的另一種認識，即「將日本歸類為對中國領土具有侵略企圖的潛在帝國」。（第51頁）但是，對日親善論仍然被作為蔣的生平情感基調，貫穿於全書。即便在兩國生死相拼的戰爭年代，蔣也是「認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主張國人應向日本看齊，學習日本軍民的現代化經驗，是抗戰時期蔣介石對日言論的主軸」。（第63頁）蔣在戰後處置日本過程中也繼續貫徹友善原則，「這也是戰爭末期，美國仍未認清國際共黨勢力的威脅，對日政策以懲罰為主軸時，蔣介石就大力主張對日持寬大政策之緣由」。（第76頁）

著者的「情感」敘事在最後一章有了高峰表現，著者歸納蔣的遣返日本軍民、阻止列強分割日本、維繫天皇制日本秩序以及放棄賠償等四大方面對日政策，集中表述為「以德報怨」政策。指出「以德報怨」一詞本非蔣之原話，而是日本媒體的「解讀」，不過得到了蔣介石的「欣然認同」。（第339頁）強調「以德報怨」一語「適度地反映出時代的風貌，把戰後日本知識分子對蔣介石的感恩以及自慚的情緒交織下所譜寫出的複雜情感，呈現無遺；無形中也賦予蔣寬大政策的理念一個貼切的名稱」。（第339頁）戰後日本政界及社會各界對於蔣的感戴，氏著也介紹得相當充分。毋庸諱言，沒有蔣的對日寬大政策的支持，盟軍對日處置將有可能更為嚴酷。日本終於擺脫被佔領狀態，快步走向復興：「蔣介石的期許，不能說是落空。天皇制的維持，日本領土的完整，皆為戰後的日本復興奠下良好基礎。」（第76頁）著者強調「以德報怨」政策的結果是：「並未對中國造成實質性損害，日本卻受益無窮。」（第401頁）

全書結語強調，蔣對日友善「這些具體的事迹，在在凸顯出晚年的蔣介石對日本仍是情有所鍾，時以兩國能夠相互扶持為盼。而這份情感，雖然無法超越政治現實利益的鴻溝，但也深植人心」。（第402頁）這是著者寫作結束時刻的情感抒發之語，也是對於本書的研究主線、基本方法，即以「親善」為核心的「情感敘事」的收官表述。

閱讀氏著全書，相信讀者對於上述情感敘事會有不盡相同的理解和判斷。就大陸學界而言，在改革開放前30年對蔣曾經是全面的政治否定性批判。改革開放至今，蔣之正面的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評價，則已經成為不爭的共識。這一共識在新世紀蔣日記完整公開之後，得到強化。在南京、上海及北京等地研究界都湧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論著。其中，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等多部論著，主張從國家政治視角對蔣進行研究，強調對蔣介石的認識不能一面倒確認蔣是熱愛中華民族、反對侵略的「民族主義者」。這樣的視角與論點，大體上能夠代表大陸學界有關蔣日關係研究的新成就。

中國台灣地區研究多有史料優勢。呂芳上新近考察蔣的對日與對外政策，包括對美英大國以及對鄰國印度等外交關係，指出蔣是「國際主義者」領導人。雖然國力維艱，但是蔣沒有孤立處置本國的抗戰，十分關注和周邊國家保持合作，努力推進東亞民族的獨立解放。具體表現在倡導朝鮮半島獨立，支持印度獨立，重視琉球問題諸多方面。按呂芳上的結論，蔣是「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有靈活性的國際主義者」。蔣的對日立場、其政策與戰略抉擇，不乏傳統中國的文治主義、中庸之道，並非單純的親善主義所能概括。這大體可以代表中國台灣學界論述。

在日本學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山田辰雄等人的研究。山田指出蔣懷抱救國意願赴日留學，從日本社會和日本軍隊尋找近代日本強盛根源。其結果，蔣在思想、哲學層面「依然保持了對於日本人的優越感覺」，同時因為日本日漸加劇侵略中國而有「屈辱感」。於是留學生涯帶來的「這一邏輯，在蔣介石對於日本的愛憎兩方面的感情中也有表現」。換言之，蔣之留學初心與經歷所產生的對日情感與認識，應該包涵愛憎兩方面內容。特別是，青年蔣留日之前，已經有過在保定軍校的學習經歷，已經抱有認定日本為「帝國主義」諸多認識，這是研究留學時期蔣之對日情感不可忽略的史實。關注留學前後蔣的革命初心，在比較的條件下分析蔣之對日「情感」所包含的愛憎多種成分，是為史實的與方法論之所需。

與上述各家論斷相比較，氏著對於蔣日關係的研究以蔣之留學為起點，確認蔣各時期對日均懷抱「深厚情結」「特殊情誼」，總體定性是蔣對日「親善」，其親善程度甚至是百年來的「代表」性政治人物。氏著這一定性，無疑為一家之說，在學界及社會各界，對於這樣的親善情感之論如何理解，能否獲得認同，特別是有關全面戰爭時期蔣「對日言論的主軸」等史實的認識判斷，都是對於蔣以及蔣日關係研究的基礎性問題，本文需要繼續做如下討論。

二、 蔣之留日概況與對日情感變化

蔣一生多次往返日本，滯留時間總計約6年，其中在辛亥革命之前的留學，還有畢業後的軍中服役實習約4年。蔣在日留學究竟學了什麼，達到什麼水準，這顯然是影響蔣介石的對日立場、情感，以及其後發生認識性變化的重要因素。應該說，氏著在該方面的史料掌握及其分析深度，可謂同行翹楚。

首先是學制位階與學習成績的評估。振武學校的教學目標「主要是為了與日本軍官教育完整對接，乃對於學生語文、基本學識皆有高標準要求」。（第16頁）根據其課程設置及其內容、課時等考察，氏著確認「『振武學校』有如目前國內的高二程度」。（第15頁）又查出，蔣的畢業總成績68分，在同期62名畢業生中，名列第55名，學習成績偏低。（第22頁）所以，近3年的振武學校學習，「即為蔣介石所接受的中學程度理科教育。再次，人文學科教育也應帶來了一定的啟發，尤其是地理與歷史的教學」。（第17頁）從振武畢業後，蔣被分配駐紮於高田的第13師團野戰炮兵第19連隊實習（約10個月），這一經歷使蔣完成了基層士兵素質鍛練，可以轉升「士官學校」學習，但因為辛亥革命爆發而歸國，從此中斷了在日本軍事留學進程。其後蔣在赴日期間，曾聘請退役士官學校教官講授課程，對於蔣的軍事知識固然有所彌補，但就日本軍事教育體系而言，蔣完成了預備階段學習，尚未進入其軍官教育的正規學習階段。

這樣的學業對於蔣一生軍政生活的影響如何，氏著的歸納是：「日本生活的實際體驗，對蔣介石至少有四點重要的影響。第一、培養出堅忍不拔的人生觀。第二、體會到全民軍事化的重要性。第三、主張運用科學知識重新驗定傳統生活習慣。第四、強調實踐，奉行『知行合一』學說。」（第30頁）也是著者歷來強調的，奠定了蔣的「近代文明知識的基礎」。這也符合蔣自己的經常性自我總結的史實，但其中兩點值得繼續討論。

一是關於蔣的堅忍不拔、吃苦耐勞、守紀律的軍人性格與精神素質的意義、地位的評價分寸問題。此點已經為歷來研究者所確認，其史實的存在與分析很重要，但不應該推崇其吃苦耐勞、守紀律為日本軍事教育的獨家絕活。當時的中國軍隊，無論作為蔣的對手中共的武裝力量，還是蔣早年學習過的保定軍校，都有軍人性格培養的成功範式。何應欽曾撰文強調，勇敢、不怕死等都是古今中外任何軍隊所必須的基本素質，故不應將此軍人必備品質誇大為稀見的獨家品質；何應欽強調中國的國民革命軍尤其「應該置備一種有組織，有訓練，有主義的武力」。何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27期步兵科，比蔣受過更完整日本軍事教育，國民革命軍建軍時首任教導團團長，何的論斷對於正確理解精神教育在軍事教育中的地位以及蔣的堅忍吃苦品質的評價分寸問題，富有參考價值。

二是有關政治文化思想與戰略戰術方面的學習，是為蔣留日學習的短缺內容。氏著確認：「蔣介石在日本並沒有順利完成完整的軍事教育。」（第30頁）此點如何影響蔣的統帥素質及其思想理論深度，現今關注者不多。山田辰雄強調，蔣留學所獲如何，需要基於事實作橫向與縱向的研究。期間蔣經常閱讀《武學雜誌》，該雜誌文章多出自日本文獻，著者隊伍中看不到蔣的名字。山田指出，蔣在軍事理論與政治革命精神思想方面，主要是認識孫中山等大批革命者之後在實踐中獲取。「不能夠想像，在振武學校學習的蔣介石能夠擁有寫出這樣專業的軍事論文或者從事其編輯的能力。不妨假定，希望學習軍事的蔣介石，是通過這一雜誌獲得了軍事知識。或者說，這樣學到的知識，在辛亥革命之後的1912年，有可能成為他撰寫6篇軍事論文之部分內容。」

按山田的論述，因為「參加革命運動是（蔣）留學日本的副產物，同時也是他自己的留學目的」。在軍人生活、軍隊紀律、養馬經驗等方面的鍛煉與收穫固然值得重視，但蔣當年在振武的思想理論學習是有限的，只能是後來參加了辛亥革命，才有了經驗體會的積累，才有了之後發表軍事論文的「可能性」。對於如此事實，如果關注不足，容易造成對於蔣留學收穫評判不夠準確，出現誇張其所獲、進而誇張其情感認識出自早年留學的偏頗傾向。

其次是蔣的對日情感的變化原因及其變化時限問題。氏著指出1928年濟南慘案是蔣「開始視日本為仇敵的起點」（第123頁），其內容集中於第二章並以「北伐時期的從友變敵」為題，強調「北伐末期田中內閣種種阻擋北伐的作為，對蔣介石以及中日兩國皆留下不可彌補的傷痕，尤以濟南事件為最嚴重。」（第121頁）蔣的對日情感發生顛覆性轉變，雙方進入「兵戎相見」（第106頁）的新階段。日本的武裝干涉與濟南屠城，是直接的侵略，身為北伐統帥的蔣必然憤怒。蔣在日記中稱日軍為「倭寇」「倭軍」，每天堅持書寫「雪恥」文字，直至抗戰勝利。蔣對於田中的仇恨刻骨銘心，記錄1929年田中死去的用語是：「日本田中義一昨晚暴卒，惡貫滿盈野心家必不容於世。」（第123頁）

不過按氏著描述，濟南事件之前的歷史則大體屬於友好範疇。包括1927年第一次北伐期間蔣下野之後，赴日42天遍訪孫文革命朋友,還有日本軍、政、經濟各界要員，蔣以日本軍校生身份，執「弟子禮」會見首相、軍界長老田中義一，期望獲得日方對於革命軍北伐統一的理解。眾所周知「蔣·田中會談」是具有標誌意義中日關係大事，氏著在「對日本的深厚情結」標題之下，指為親善之例：「能與日本現任總理田中會面，自屬殊榮，其意義之重大無庸贅言。」（第49頁）結論是：「蔣介石見到田中義一後的第三天，旋即啟程歸國。雖然，蔣無力改變田中不欲他進軍華北的既定政策，惟至少已有同日本朝野廣泛交流的機會。尤其會晤眾多孫中山舊日好友後，蔣意識到他們對己身繼承革命的期許、對反共政策的肯定，皆成為重拾信心的泉源。這些友誼帶來的溫暖，爾後不僅是蔣事業的重要支柱，也醞釀了蔣對日本的深厚情結。」（第50頁）

同氏著的友好描述相對比，日本學者家近亮子的研究將該次會談納入非友好範圍，認為是蔣對日認識改變的開端。家近指出，蔣為訪日發表過《告日本國民書》（10月18日所謂「東京宣言」）等文書，要求實現「兩國親善」「共存共榮」，希望日本各界支持北伐大業。訪問田中是蔣此次訪日的首要目標，但遲遲未得田中的答應，直到臨近歸國的11月5日上午訪問濱口民政黨總裁之後，方獲同意下午與田中會談。會談結果，一方面由於反共等政見支撐，「可以認為通過這次會談，蔣和田中之間建立了一定的信賴關係」。蔣對於田中第一印象也較好。但是會談不是蔣希望的正規方式，而是在田中私邸「非官式」會談。所以，田中會見蔣並非友誼「殊榮」而是政治企圖，並採取了拖延、怠慢方式刻意修理蔣之革命銳氣。至於田中同意會見的原因，戶部良一指出，田中在樞密院陳述：「對日本來說，實行比較穩健行動的蔣介石漸次鞏固其基礎，由此而成為打破共產派的勢力」，同期日本政界不乏相同表述。

作為蔣一生中最後一次訪日，家近總結其全程收穫與失望：「雖然受到了老朋友們的歡迎，但是和現職閣僚的會談大多未能實現。和田中首相的會談好不容易在最後階段實現了，但其交涉事項還是擱淺了。」顯然，其「友誼」「溫暖」在於老友方面，還有該時期蔣與宋美齡完成婚約也使蔣感到歡欣。但是，就政治收穫與兩國關係而言，蔣之失望乃至全過程有著受「欺辱」「憤慨」的感覺。此外，對於期間日本媒體的操作新聞，蔣也始終「不滿」。

以上的家近等多位專家研究與氏著結論的差異，確實值得深思。蔣1927年北伐下野訪日問題，既關係到蔣對日情感變化的起點考察，也直接關聯著兩國政治與外交關係的變化走向，還涉及日本軍國主義體制下的田中內閣對華政策研究諸多重大問題。眾所周知，田中內閣否定政黨方面的「協調外交」，推出強硬的「積極外交」侵略政策，氏著對此著墨不多，唯十分看重會談的形式意義，以溫馨的筆調描述現職日本總理與蔣會見是為「殊榮」，將其納入「深厚情結」範疇，而忽略蔣受「欺辱」與對政治交涉的「不滿」與「憤慨」。如此分析，顯然是片面化了，必將導致對於蔣之對日情感、強硬派田中內閣對華政策以及中日關係諸多問題研究的嚴重失真。

三、 日本侵華政策源流和蔣的「敵國」認識

按氏著描述，蔣頂住日本壓力於1928年初步實現北伐統一，經由1931年九一八事變，再至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擊日本侵略。氏著以第三、四兩章共約130頁的篇幅，描述這十年南京政府時期的日本的侵略與蔣在「敵國」意識之下所做的抵抗。其值得商榷之點，首在於日本侵華政策的源流問題，這既是認識日本侵華政策之起點，更是分析蔣日關係的前提要素。

氏著第三章以九一八事變為中心並上溯到1907年日本制定《國防方針》，幾乎沒有觸及更前面的問題；第四章以1935年華北事變為中心，大體截止在1936年初之前。就是說，氏著對於日方侵略政策及其戰略源流的介紹，集中在1907年至1935年底、1936年初這樣的有限時段之內。按氏著的問題歸納，主要是集中於第三章的日本軍人「統帥權干犯」與「奪權」，少壯軍人崛起與關東軍割佔東北等三個專題範圍。

氏著強調：「對日本而言，所謂中日對峙，兩國勢力之消長，不是影響全局關鍵之所在，反而遠東地區日本與其他列強國之間權力結構的變化，才會攸關全局。至於遠東地區權力關係的本質，則可從日本近代國防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一窺全貌。」（第198頁）氏著推出1907年《國防方針》及其附件《國防所需兵力》為日方代表性文件。指出其要點：「甲、帝國國防以攻勢為根本原則」，氏著強調：「這是日本在戰勝俄國以後，國防現代化政策下的一環，將日本的國防政策定位為以攻擊代替防禦，以向外擴張領域代替日本本島防衛是日本國防白皮書的特色。在這『攻勢』論的前提下，《國防方針》的第一項就明確宣示，日本國防的最高目標是在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上維持持續性擴張政策。第二項則明訂日本今後作戰的領域應以朝鮮半島及中國東北為界，以不波及日本本島為原則。」（第198—199頁）

氏著抓住該方針的進攻性質，輔之以統計表格等方式，指出中國是位居第五位之後的假想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上升為美、蘇之後的第三位，直到全面戰爭爆發仍是第三位。氏著由此而得出戰略全局性判斷，指出：「綜合以上所述的日本國防方針演變史，可以得知蔣介石對於遠東局勢的觀測，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既然日本陸軍是以對蘇作戰為目標，海軍是以對美作戰為布局，在日本未能降低與美蘇敵對意識之前，不可能派大軍進佔中國，就成為蔣介石對日本國防政策長年觀測所得之結論。」（第201—203頁）

從以上內容看來，氏著試圖從全局角度，以日本軍政當局制定《國防方針》及其假想敵等戰略構想為開局，確認該時期蔣多是「在認知日本政府無意侵犯中國在先」（第156頁）條件下，展開其對日與對內施政。如此敘事時段及其表述內容，帶來了一系列值得商榷的問題，至少有如下五點。

第一、遺缺了1907年之前日本大陸政策的起源與發展研究。氏著以《國防方針》為起點，註明引自北岡伸一的《日本陸軍和大陸政策》，而北岡著作其副標題確認的研究範圍是「1906—1918」，介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日本陸軍大陸政策。該書採用了北岡的專題研究斷限法，卻沒有採用蔣本人的論述，也沒有採用學界通行的以明治維新為起點，包含甲午、日俄戰爭在內的近代日本大陸政策的考察時段，缺陷是顯然的。《國防方針》確立之年蔣進入保定軍校、第二年赴日進入振武學校，青年蔣已經以日本為侵略中國之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日本在中國「投入與企圖心的旺盛，蔣一向引以為憂」。（第35頁）蔣自己多有指出日本侵華是「明治當年的政策」，是為「五十年前傳統的大陸政策」。如果從1907年談起，蔣確認的「五十年」，就被腰斬了20年。

還有，氏著試圖以《國防方針》研究代替日本大陸政策研究，以「近代國防政策」的概念代替通常的「大陸政策」概念，具體描述是為「國防現代化政策下的一環」，是「以不波及日本本島為原則」，這看似簡單的詞語替換，卻表現了日本似乎還具有現代化進步與「防衛」正當性質。這顯然容易模糊其攻擊與防禦，即侵略與防衛的性質判斷。文中雖然指出該政策「持續性擴張」性質，但劃定其範圍是在中國東北與朝鮮。對於當時日本業已駐兵中國京津地區、辛亥革命後駐兵武漢及長江中下游以及其他侵略擴張行動，大多未在氏著考察範圍。

第二、對於近代日本軍隊及其軍政體制的形成缺乏應有的研究。日本大陸政策的推進自有其相配套的軍政體制，氏著主要是從「統帥權干犯問題與日本軍方的全面奪權」切入，強調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三十年代日本的憲政辯論及「統帥權干犯」問題，「是以，原本是隸屬於國家體制下的軍隊，也自此自稱為『皇軍』，強調軍部與天皇的直屬關係」。（第135—136頁）需要指出，「皇軍」稱謂隨著30年代陸軍「皇道派」的「皇國」「皇道」等概念而濫觴，但原因並非30年代軍人的「自稱」濫用。自明治維新「御親兵」伊始至1889年欽賜憲法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軍隊始終屬於皇室，政府不能染指軍隊，這是近代日本政治發展實態。現有大批論著業已指明，明治維新後由「御親兵」而擴張出來的近代日本陸軍，消除了幕藩兵制的地域性、分散性，實現了「中央化」，但將新建國家軍隊統轄於皇室，實際上背離了兵權應該遵守的主權在民以及文官制軍等民主政治原則，形成為皇家私兵形態，即通稱的「皇軍」。所以，辨明「皇軍」概念的產生與濫觴，需要考察足夠的時間範圍，從近代日本軍制發展源流入手，但氏著對於這些內容都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

氏著還寫到「『統帥權干犯問題』的呈現，是打破軍隊中立化、國家化，軍政應嚴守分際的關鍵，為1930年代掀起革命的風潮」。（第136頁）這一句話有些費解，似乎是陳述此前存在過所謂「中立化、國家化」狀態。氏著當然可以堅持這一觀點，但是至少需要向讀者提出論據，交代何時、有過怎樣的「中立化、國家化」的「皇軍」形態。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制度性結構，是由軍令與軍政大權分立、統帥權獨立、現任武官專任制、帷幄上奏制等一系列軍國主義制度配套構成的。氏著對於該制度體系的建立過程、實際內容幾乎未作交代，單挑30年代的「統帥權干犯」作為軍人干政的制度性解說，難免以偏概全。還有，明治維新之後為防止民權派力量影響軍隊，曾訂有軍人不得干政諸多條規，但實際上，近代日本建軍以來的歷史就是軍人干政的歷史。總體上正如戶部良一所指出的：「實際上，日本陸軍在建立後的半世紀進程中，儘管有相當程度的專業化，但更是政治化的軍隊。」亨廷頓也強調：「日本擁有世界上最為政治化（『the most political army』in the world）的軍隊。」

第三、遺缺了1936年中日雙方、特別是日本方面軍政大事的研究。氏著觸及了1936年一份陸軍作戰計劃等零星史實，但主體上是越過了1936年而進入1937年戰爭全面爆發問題。書中或有述及少壯軍人、「櫻花會」活動，30年代初期的幾場軍人「政變」，「皇道派」與「統制派」的「惡鬥」，甚至也提到了荒木貞夫等派系頭領問題，這系列描寫之邏輯結果，應該出現「二·二六事件」與日本軍政體制變化的分析，但終於是淡化了該事件與日本高層政治走向諸問題研究。氏著附錄的大事年表，各年均有數十字不等的對於中日兩國政局動態的足夠記載，唯1936年通欄只有中國方面「西安事變」與「五五憲草」8個字，日本方面軍政大事盡付闕如。

對於1936年中日兩國歷史事件，或如氏著強調「西安事變並非本文主題」。（第267頁）但對於戰爭爆發前的蔣日關係，日方如下重大史實萬不能缺失：由「皇道派」與「統制派」的「惡鬥」而爆發「二·二六事件」，之後軍部統制派扶植廣田內閣，恢復現役武官專任制，實現其軍部集權的目標，建立了典型的軍國主義體制；軍部政權強化對外戰爭政策，制定《國策基準》，確立南北並進對外擴張方針，對1907年《國防方針》與《用兵綱領》，進行了第三次修改並獲日皇批准，《國策基準》的確立與《國防方針》的再度修訂，確定了全面侵華並進行世界大戰的根本方向；在上述對外戰爭政策與戰略指導下，日本增強華北駐屯軍，使之成為分管華北侵略的、與關東軍平起並坐的戰略重兵集團；此外，還在1936年日本和德國建立了以反共為名義的法西斯軸心國框架；等等。上述事件都是近現代日本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政治與軍事事件，也都是直接影響日本對華與對外戰爭的根本大事件，無論如何應該有充足的交代。

第四、對於該時期蔣介石的對日認識與政策綱領性文件的分析出現偏差。按氏著之本意，要以《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1934年12月）作為綱領性文獻，「以此為經，再以九一八事變後的中日情勢為緯，藉此探討蔣介石的對日戰略」。（第188頁）可惜氏著在隨後的分析中，忽略日本軍政高層戰略而過度強調關東軍等「現地」軍人或中下級少壯派作用，這種「參謀誤國論」或「下級軍官誤國論」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由此而觀察蔣的對策，則是直接放低了蔣對於日本的全局政策與戰略的認識判斷及其應對方式，實際也是放棄了氏著自己所強調的最關鍵的「戰略」敘事。

蔣文全長約2萬餘字，正文連同引言、結論分為8大部分，分析了兩國關係僵局的形成以及各自的失誤性政策的原因，也強調了未來各自應該努力的方向。蔣誠懇地作出自我批評，承認中方在國情與國家策略方面共7點失誤，而日本對內政治及對外政策共有8點錯誤。蔣批評日本政府「依然採用前世紀的手段或傳統國策」進行大陸擴張並試圖遏制中國的革命變化，提出警告「如此在緊接近鄰的中國，種下百世不解的深仇，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計的威脅」。蔣在引言中表明「日本人終究不能作為我們的敵人」，在結論中呼籲「解鈴還須繫鈴人」，放棄「明治」以來的侵略性「國策」，「斷然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中國的版圖，一面解決中日兩國之間的懸案」，實現兩大鄰國的和平友好相處。總之，蔣的談話呼籲對象是以「日本的國民當局」為主，包括關東軍但並非以關東軍等局地勢力為主，探討的是兩國未來發展方向而非專門針對具體個案問題。蔣希望推心置腹、滿腔善意的自我批評與批評，能夠喚醒日本良心，確保兩國關係走向正常。

但是按氏著的分析，期待兩國「共謀解決九一八事變後的中日僵局，是蔣介石發表此篇論文的主旨」，強調「職是之故，若將此篇論文作為研究線索，似可整理出以下四個要點」：包括「第一、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自導自演，並非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第187頁），以及「第二、商租權的長年未決」，第三、承認中國無力對抗日本，第四、日本的中國政策終必會遭受列國抵制等。對照蔣的原文可知，上述「商租權」諸點，在蔣文7點自我批評中確有涉及，但氏著的4點歸納及其「主旨」評述過於狹隘，尤其是第一點，根本背離了蔣之原意，特照錄蔣之原文於下：中國當時並且有一部分人以為侵佔東北只是日本軍閥的主張；民間開明的輿論，必能抑制軍人的猖狂。所以當時中國輿論，還紛紛揣度民政、政友兩黨勢力的消長，以為因應之標準。豈知日本並非通常政黨國家或立憲國家，而為一種由特殊階級軍閥把持一切的特殊國家。這種錯誤，到後來日本脫離國際聯盟及五一五犬養毅白晝被刺殺之後，亦已完全證明，但在當時，卻甚流行。讀完蔣之原句，可知蔣之著眼點在於日本軍政高層，再擴展至九一八事變緣由、關東軍等現地軍閥態勢。蔣對於日本國家體制的深度認識與批判，甚至包含有對於日本政局突變的預感，都在白紙黑字之間，清晰瞭然。然而氏著卻做出了相反的歸納或複述，特別是將「關東軍自導自演」之論斷，標記為蔣之認識基點，如此不僅誤讀蔣之原意，且勢必造成對於雙方的國家政策與戰略方向的研究失誤。

還有，蔣自述對於日本從東北至華北的軍事進攻與自己應對思路：「吾人觀察蔣氏對日本用兵，自上海、長城戰役，以至最後退出密雲之抗戰，可說都是濟南事件以來之一貫精神，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軍力量所在之地，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日本欲以唾手而得瀋陽的先例，應用到全中國，到底為不可能。」蔣喻之為「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弱軍應戰戰略。氏著僅以九一八事變為中心做策術分析，或以「《塘沽協定》造就了前揭三方共謀制衡關東軍的奇特局面」囊括之（第231頁）。顯然，氏著並未遵循蔣的論述線索，拘束於日方「友好」力量及其所謂「制衡關東軍」等作用，在相當程度上迷失了蔣之原文所包含的政策與戰略的思想主旨。

第五、氏著對於日本蠶食侵吞中國華北權益的廣田外交與廣田內閣政策，給予以過分的肯定評價。廣田弘毅1933年9月擔任外相、1936年3月擔任首相，1937年1月內閣總辭職，戰後作為甲級戰犯並執行絞刑。但氏著筆下的描寫，廣田由於早年見過孫中山因而「對中國革命運動素持敬意」。廣田外交意願是「倡導『協和』外交，主張重返國際社會，強調任期內將致力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是廣田在任職初期所標榜的新人新政」，因而「廣田的出現自然如空谷足音，給予世人無限期待」。（第236—237頁）對於期間重大問題，如1935年3月配合關東軍、迫使蘇聯締結《中東鐵路轉讓協定》，鞏固日本在東北的侵略成果，氏著描寫為：「象徵東亞國際局勢趨於緩和的發展，自然對廣田鼓舞甚大」，在國際上「他希望大家共襄盛舉，而致力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第238頁）

再有，廣田內閣時期華北主權被日軍蠶食幾盡，日本在冀東地區建立傀儡政權，丰台也有日軍進據，北平被圍，對此空前險峻的華北危局，氏著的結論是：「戰事似乎一觸即發，但最後中國所失往往不多，而華北的主權，卻終能在飄搖中繼續維持。」（第252頁）再是1934年4月17日外務省情報部部長的「天羽聲明」，這是被普遍批評為外務省亞洲「門羅主義」的侵略性政策。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刊發《閑話皇帝》文章，日本外務省直接迫使上海市政府將責任者判處徒刑，曾激發中國知識界激烈抗議。還有頗受關注的「廣田三原則」問題，先是中方提出外交三點要求：1相互尊重獨立與平等；2兩國要友誼交流；3以和平手段解決分歧性問題。還希望日本同意取消《上海停戰協定》和《塘沽停戰協定》。但廣田經由外務、陸軍、海軍三省認同，要求中方實現：1放棄所謂以夷制夷牽制日本即抵抗日本的政策；2承認「滿洲國」；3防止赤化。日方學者新近指出：「這是因為作為交涉前提的『原則』本身就有問題。並且，1935年下半年，交涉的環境也開始惡化。」廣田三原則與中方原則悖離，蔣也批判其為滅亡中國的原則，如此怎能評價廣田為親中方人物呢？

最關鍵猶如前述，廣田在軍部統制派的支持下，於1936年3月擔任首相，先後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專任制，制定《國策基準》確定日本對外南北並進的侵略擴張方針，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構建國際法西斯軸心國框架，還有華北駐軍的增強，以及制定一系列侵略華北的政治經濟外交計劃與政策。可以說，日本全面侵華以及發動世界大戰的外交與政治突變，都是在廣田內閣一年多時期內建構而成。

基於上述史實，廣田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被起訴，判決書確認「廣田整個在職期間，在華的軍事作戰一直為內閣全體所支持」。判決其罪行共有兩點：破壞和平罪和違反戰爭法規及反人道罪，處以死刑。如果氏著對於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作出不同或相反分析是可以理解的，但應該提出史料進行分析與研究。在幾乎沒有研究1936年廣田內閣軍政施策的情況下，片面描述對於廣田的「世人無限期待」等友好外交形象，這有違廣田這一人物的全面評價，更連帶出現了對於十年南京政府時期蔣日關係的描述偏頗。

四、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發動與蔣之軍政對策

繼十年南京政府時期蔣日關係的兩章之後，氏著以第五、第六兩章研究兩國的全面戰爭以及戰後的蔣日關係。開篇第一句話提示論點：「1937年7月7日所爆發的盧溝橋事變，並非日本政府的既定計劃。事件之擴大，和中日兩國政府都不願妥協有關。」（第253頁）在全書結論中再度指出：「七七事變並非兩國刻意設計的結果。」（第396頁）氏著反覆強調，日本之本意在於對蘇作戰：「既然對蘇作戰已成為日本政府的既定國策，為避免兩面受敵，如何改善與歐美以及中國的關係，自然也開始成為日本政府對蘇作戰的配套作業。」又舉出1937年4月16日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大臣的「四相會議」，「還為了改善中日關係，擬定了《對支實行策》及《北支指導方針》」。（第253—254頁）總之，按氏著說法，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對華政策是以改善關係為主，兩國關係是沒有戰爭意向的和平傾向。

氏著上述描寫，沒有具體界定「盧溝橋事變」是指當晚的士兵失蹤與槍聲還是涵蓋整個事件，但從上下文看並非指當晚具體情況而是指整個事件的發生與擴展。如此，結合上下文理解氏著的論斷，需要再討論的是這幾點極重要問題：日本有無發動作戰製造事變的既定計劃，事變擴大為戰爭是否也有中國方面「不願妥協」的責任，七七事變性質是否偶然性的，日本對蘇與對華作戰序位關係如何，等等問題，都涉及中日關係中的根本性大事的真相探索，實即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原因與責任研究。

盧溝橋事變對於各方讀者來說，並不是陌生問題。其原因研究在中日兩國迄今並未達成統一見解。歸納言之大體有如下幾類：第一類是中方及日本良心派學者多確認是日本炮製的陰謀事件。第二類是日本右翼方面指責中國軍隊打第一槍挑起戰爭，相同的有1987年秦郁彥提出的「蔣決心開戰」那樣的論點。第三類是強調當晚槍聲事件可能是偶發的，但戰爭原因植根於日本侵略擴張政策，如安井三吉等人的論述。第四類是強調中日雙方都沒有大戰的計劃與準備，但雙方都不妥協導致戰爭，氏著所論應屬於這一類型。

關於日本的戰爭計劃制定問題，能否化解分歧、達成統一認識，近年的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報告書做出了較好的嘗試。日方報告書由波多野澄雄、庄司潤一郎兩位學者執筆，其敘述：「盧溝橋最初的槍擊事件是『偶然發生的』，當地也為進行局部解決付出了努力。但視這次衝突事件為良機，駐屯軍（後來的華北方面軍）和關東軍為打倒蔣介石政權和實現佔領華北的構想，以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推動了此次事件的發展。」這一論述，指出了當晚「槍聲」的「偶然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確認了日軍在事變前的擴張行動的計劃性，確認了日本軍方的打倒蔣和侵佔華北目標的存在，「駐屯軍頻繁進行夜間演習，這被宋哲元所率領的第二十九軍視為『挑釁行動』。」與日方論述相對應，中方指出在尚未發現當晚日軍行動更直接的史料的情況下，「盧溝橋事變作為個案，它的發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從歷史的演變過程來看，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又帶有必然性」。中方報告書的「必然性」，即指盧溝橋事變是日本有計劃、有預謀、有目的炮製的產物，是為日本蓄謀已久的侵華政策發展的必然結果，日本華北駐屯軍是發動這一陰謀事件的直接責任者。

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報告書確認的日本侵華戰爭的必然性，有大批文獻的佐證。具有典型意義的是1936年8月7日廣田內閣「五相會議」制定《國策基準》和《帝國外交方針》，規定：「根本國策在於國防與外交相配合，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方面發展。」正式確立了北南並進的對外擴張方針。期間對《國防方針》與《用兵綱領》進行了第三次修改並獲日皇批准。其第一條總綱，改訂為「帝國國防之本義基於建國以來之皇謨，常以大義為本，加倍彰顯國威」。第二條規定要「整備武備」，以便「在一旦有事之際，便可先機制敵，迅速達成戰爭目的」。此外尚有日軍1935年、1936年諸多按年度制訂的對華及對華北的作戰計劃，均揭示了日本全面進攻中國的戰略計劃的存在。

日軍在華北的侵略擴張行動，是1936年大力擴編其駐華北的駐屯軍，並授之以相應的軍、政大權，其戰史稱之為「增強」。該駐屯軍自1901年列強迫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之後配置。辛亥革命之後，北京政府曾交涉列強修訂不平等條約未果。1928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曾推行革命外交以修訂不平等條約。雖然20年代中期曾出現幣原喜重郎為代表的「協調外交」，兩國關係有所緩和。但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整體走向，有如王建朗在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報告書中指出：「英美列強採取了比較妥協的態度，而日本無論是在關稅自主交涉還是在治外法權交涉中都遠比英美強硬。最終，中日關係成為中國所有雙邊關係中最為冷淡的關係。」特別是田中內閣上台，奉行強硬的對華「積極外交」侵略政策，「從而使中日關係逐步走上激烈對抗的道路」。

1931年日軍侵佔東北後，隨即進攻長城，扶植冀東傀儡政權，謀圖割占華北，並迅速擴編駐華北日軍。到1936年6月，增編軍司令部1個、步兵旅團司令部1個、步兵聯隊2個，另有駐屯軍戰車隊、騎兵隊、炮兵聯隊、工兵隊等部隊。受駐屯軍節制的還有駐華北的航空大隊、各地守備隊以及近20個特務機關。另據上海申報館1936年9月的調查，其人數已達1．4萬人，又統計自1937年春輪換之後，其實際人數已超過2萬人。

最為關鍵的是駐屯軍的性質任務有了全新的規定。駐屯軍司令官原為少將級(特殊時期可高配中將級)，現正式改為中將級，由天皇親授。升編後駐屯軍所擔負的任務，由1936年4月28日軍部頒《中國駐屯軍勤務令》加以規定：「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隸屬於天皇，統率中國駐屯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就有關軍之作戰、配置和行動方面接受參謀總長指揮調遣，在有關軍政、人事方面接受陸軍大臣的統轄。」擁有處置當地事務的絕大權力：「凡有關軍之配置和行動以及對於臨時發生之事件的應急處理，可以自行決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達成軍之任務，在有關必要事項方面可以指揮陸軍運輸部及其塘沽派出所所長」，「還可以進行所需要的情報搜集及資源調查」等。日本學者松崎昭一指出，駐屯軍升編是從一個非正規編製的守備部隊，升級成為「永駐部隊」即常規編製部隊。美國陸軍戰史專家托勒也指出，日軍增強意味著從臨時編成的守備隊正式「轉型為常設之海外駐屯軍」。共同研究中日方報告書也指出，師團長親授等制度是為與關東軍「同格化」。可知，華北駐屯軍已經接管日本在華北地區的軍、政、經、特務機關等系列大權，成為日本在中國大陸的又一支可以和關東軍並列的戰略集團，這樣的任務與權力調整為日軍發動全面戰爭作好了直接的組織準備。

升編後的華北駐屯軍具有了野戰重兵集團的諸兵種合成的攻城掠地能力。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參謀長橋本群少將(師團參謀長通常為大佐)，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共有3名將官。其戰鬥力僅以改編初的力量而論，日方史書認為，「可以壓制中國軍隊6個師」。而當時駐華北的中國第二十九軍只有4個師。駐屯軍抽調各部精銳新編兩個步兵聯隊，聯隊旗由日皇裕仁親授。裕仁鼓勵首任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要愛護軍旗，牟田口則回答決不辜負軍人榮譽。如此激勵起來的好戰鬥志，被牟田口在盧溝僑之夜加以發揮。秦郁彥的著作雖然將事變原因歸於中方，卻也不能迴避日軍的好鬥意志，指出牟田口決心要給予抱有「侮日、抗日觀念」的中國軍隊以懲罰，終於「在10個月之後，盧溝橋事件發生了」。

可是，氏著遺缺了對於1936年日本國策指導下華北擴張計劃的炮製，也遺漏了華北駐屯軍的增強及其對於進行大戰的諸多準備，卻明確提出日本無計划進攻中國的不當論述。而難以理解的是，氏著在強調日本無戰爭計劃之同時，卻強調中國的蔣政府「不願妥協」也是戰爭擴大原因。這樣的論點其實在日本已經提出多年，各方面讀者都熟悉1987年右翼學者秦郁彥提出了蔣介石「決心開戰」而導致戰爭的說法。其中有關蔣的妥協與「不願妥協」問題，學界對於蔣實施安內攘外政策所包含的對日「妥協」問題，已經有相當豐富的討論，本文不再贅述。但需強調，氏著作為一部有影響力的蔣日關係著作，出現如此重大的商榷性問題，說明了該問題的重要性，值得各方面研究者繼續加以充分關注。

五、 「日蘇先戰」「自東向西」等戰爭指導與戰後蔣日關係

進入全面戰爭時期的蔣，是中國國民政府對日抗戰的軍政領袖，這決定了蔣日關係研究不能不以軍事與戰爭問題為重點。氏著對於雙方戰略戰術的研究總體上是關注的，但相對而言在全書所佔比重較小，持論有成功一面，也有如下值得繼續商榷之點。

氏著試圖描述一個完整的蔣之對日大戰略。其中包括「經營西南」計劃，應對「日蘇先戰」之謀略，還有「不得不戰」的政治因素。氏著借用了波多野澄雄的論斷，指出蔣的「迎敵策略」是因應日軍的軍事決戰、政治主導、邊境封鎖、太平洋戰爭等四階段戰略（第273頁），變化而成「全面應戰的五部曲」，即政略與戰略並用、上海出擊、華中防禦、以緩應急、苦撐待變等五個專節的研究。氏著對於蔣領導抗戰成敗問題的評價，採用了有保留的低調的分析方式。結合蔣的自我總結，指出國民政府在戰場上「並沒有戰勝日本。抗戰之所以勝利，一半原因是得力於美國援助，另一半是得力於戰略正確」。（第334頁）何為戰略正確，氏著引用了黃仁宇的分析：即堅持了抗戰前即已確定的「長期不承認失敗，一心要將對方拖垮，而且要靜候國際情勢的變化」。氏著的分析重心，不在於勝利的偉大意義，而是關注在社會與力量對比懸殊之下，從「中國抗戰之不易」，以展現歷史的多重層面。（第335頁）

其中，氏著反覆強調蔣的「日蘇先戰」判斷對於蔣的抗戰戰略的影響，指出因為存在對蘇作戰為首的考量，故而日本不可能兩面作戰，其侵華的計劃與謀略就不是主要方向。氏著這一分析並非完全沒有根據，自日俄戰爭和1917年日本進攻蘇聯遠東西伯利亞之後，日本保持了高度的對蘇戰備，在多個作戰計劃中均以蘇聯為首要的假想敵國，準備實施「對蘇先決」的北進戰略。但是這樣的存在不能掩蓋更多的日軍對於南方和中國大陸地區的作戰計劃的存在實況。實際上，蔣評判並預估了日蘇先戰問題，同樣也強調了英美大國方面的作用。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蔣介石立即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始矣，並訴諸國聯爭取整個國際社會解決東北問題。

從戰略理論上考察，「日蘇先戰」問題的討論，仍然在於日本規定的假想敵國序位的評估與研究問題。從1907年《國防方針》到1936年的《國策基準》，日本戰略規劃實際規定的是戰略的進攻性原則，以及根據作戰需要而隨時轉換戰爭對手的「對多國作戰」原則，還有終極目標「北南並進」方針。此間最不可忽略的是中國在其假想敵中的實際地位，參與20世紀20年代修訂國防方針的畑俊六在戰後回憶中指出：「對多國作戰，有針對俄中、美中、美英等場合的考案。」畑俊六的這一回憶指出了日本任何方向的作戰，都與中國問題密切相關。所以，日本對蘇備戰型作戰計劃絕非優先於對中國的攻擊型作戰，其實際的佔領東北、繼而割占華北等擴張計劃與行動的方向展開就是明證。就20世紀30年代計劃而言，在歷年作戰計劃基礎上，1936年日軍制定的1937年度（1936年9月以後的1年之間）作戰計劃，其用兵華北以南的日軍，由前年度的9個師團增加到14個師團，約佔其對外用兵2/3。所以，觀察日軍戰爭計劃的假想敵序位問題，需要全局、全程地考察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戰略，絕不能以其表面序數為先。

再一要點是關於全面戰爭中的戰爭指導問題。日軍發動全面攻勢，其攻擊頂峰期在於攻佔平津及南京、上海、武漢等地的作戰。對於該戰略期攻防雙方的戰爭指導的研究，著者強調：「『上海出擊』是蔣介石為了打破日本政府的蠶食政策，以及為了轉移日本主力部隊的進擊方向，而刻意新開闢的戰場。」（第396頁）氏著根據日軍作戰計劃，繪出1936年8月日軍的作戰計劃圖。（第298頁）但是核對原計劃，該圖所舉的師團數字是存在的，但圖中箭頭所示從北平直指武漢和南京的規劃，是原計劃書中沒有的。相反，該計劃明確規定的作戰方向是和海軍配合，即從海上指向華北（含平津與青島山東方向）、華中（即華東上海方向）、華南（福州汕頭等地），此方案沒有涉及武漢等華中地區。該方案還明確規定，對南京地區的攻擊，將使用正面攻擊上海的第九軍（3個師團），與從杭州灣登陸的第十軍（2個師團），相互策應，以「佔領並確保包含上海、杭州、南京的三角洲地域」。顯然，插圖自北而南的指向箭頭，屬於著者自己的解讀，但是標題為「1936年8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對華作戰計劃」，如此作為日方史料加以使用，有損於史料的原始性和真實性。

關於日軍全面攻勢中的自北而南還是自東而西問題，海峽兩岸學界關注已久，論著多達數十篇（部），還有相應的日軍史料,本文不再贅述。氏著對於這一問題著墨不少，但大體沿襲國民政府的戰時宣傳以及戰後初期蔣緯國、徐培根等中國台灣學界的思路與結論。對於多年來的海峽兩岸研究成果，似有梳理不足或忽略之嫌。

氏著有關戰後蔣日關係的論述集中在第六章，其主要內容圍繞蔣的「寄望中日友好」的以德報怨政策而展開，詳盡介紹了蔣的政策提出與發展、社會媒體反映諸方面。該章再度突出了值得商榷的情感主題，其焦點問題之一是對於日本軍事顧問團隊「白團」地位作用的描述。

國民政府退台後，軍事完全處於崩潰境界。為借用各方面人力物力，蔣充分利用了日本舊軍人組成的顧問團隊「白團」。氏著強調「白團」是美軍顧問援助到達之前「唯一」外援力量，是「國軍能在短時間內恢復戰備能力的關鍵」。（第66頁）並著重描述蔣要求台灣軍人全面學習日本軍人，包括學習由「負責、服從、服務、犧牲、創造、守法」等「六大精神」組合的日本「武士道」，以及近代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諸多精神。氏著強調「白團」在台灣「能在軍中掀起一股全面向日本學習、看齊的熱潮」。（第68頁）

「白團」地位作用確實不可低估，由「白團」舊軍人顧問團隊所帶來的日、台關係諸方面的影響，至今仍然是存在的。不過就退台前後蔣支配下的黨、軍體制的整建而言，氏著對於「白團」意義地位的強調有絕對化傾向。當時，為重建軍事力量，國民政府繼續利用戰時的同盟關係，全面引進美國軍事制度與技術，施行美式戰略與戰術的作戰訓練，可謂「使得國軍體質快速轉換並漸趨美式化」。相信此點已成研究界共識，無需本文贅述。氏著幾乎沒有介紹國共內戰時期與蔣退台後的軍事重建的「美化」歷程，單獨強調「白團」的作用，包括強調「白團」的思想文化意義，用以證明蔣之對日友好、化敵為友，這樣的論證有違蔣之軍政舉措實況。其實在大陸地區，中共軍隊也大批量使用日本人力與技術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也在不斷開拓和日本的經濟技術交流。可知，當時中國國內各派政治力量借用戰敗投降後的日本的人力物力，這是戰後中日雙方特殊政治形勢所造成的普遍現象。誇大其中的情感因素，極容易導致軍政大局的把握失誤，或史實研究的誤解。

結語：關於史料、史實和方法的總結與思考

當斯坦福大學所藏蔣日記完整公開之際，氏著不乏隻眼，指出新公開「沒有造成近代中國史事認識上的顛覆性衝擊」（前言，第7頁），蓋因為此前已有《事略稿本》等出版，「大溪檔案」等多類史料在台北也已公開，日記的主幹內容早在史家關注之中。加之日、美、歐所藏國際性資料的大量披露，業已構成較為穩定的主幹史料的存在及其研究態勢。所以，氏著認為新開放蔣日記可以加深、佐證既有研究，但不會造成顛覆性的史實重構。此言說明著者在研究動態與史料掌握方面具有充分的自信。

黃仁宇曾對蔣與蔣日關係研究提出過值得重視的評議，指出有人對蔣「恣意批評」，或是「所作的蔣介石傳記寫來唯恭必敬，讀來有如新添了一部《二十七史》，內中又來了一篇《太祖本紀》」。按黃仁宇主張，對於蔣不能照搬以政治史為主體的古史帝王「本紀」模式，而應該客觀地兼顧其思想、文化多方向，開拓新的研究視角。由此觀察，氏著能夠站在學術前沿，掌握大批中日雙方核心的、特別是青年時期蔣在日資料，從心理情感和對日認識角度展開新的研究並提出新結論，在方向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問題在於內容方面，氏著情感傾向很明顯，一以貫之強調蔣日之間的「親善」成分，直接影響到較多的史料取捨與史實解讀。於是，在青年蔣的對日認識、北伐時期「蔣·田中會談」、日軍蠶食華北與發動全面戰爭、蔣之軍政大局應對方略、戰後處置日本等問題的內容分析，及其相關的「親善」與和平性格的結論，多與研究界所確認的中日關係基本史實相悖離，需要在軍、政與情感認識多個層面再作綜合性探討。

上述討論，還連帶一個方法問題，黃仁宇的「本紀」說是對於僵化的研究模式的批評用語，但絕不能忽略蔣的執政生涯長達半個世紀，其研究必然包含「本紀」式敘事。蔣早年留學的革命初衷與後來的政治家本色，實際地構成了蔣對日情感的多重成分。對於蔣日關係的研究，情感視角的選擇不可忽略軍政敘事，情感敘事並非「親善」唯一；視角選擇與敘事平衡，始終是需要有效把握的研究原則。

竊以為蔣之青年留學與執政生涯，與其說是「親善」日本，不如說是「知道」日本。如果結合「本紀」式軍政解讀方法，還原蔣作為軍人出身的「知日」政治家本色，諸多商榷之點，有可能自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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