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巨變中的鄉村向何處去

原標題：賀雪峰：巨變中的鄉村向何處去

編者按：

二十世紀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衝擊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社會結構，下至家庭倫理，時代劇變的風雲席捲了各個角落。而農村，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構成，自然無法倖免，且商品經濟對農村的衝擊較之城市更為劇烈，數千年來長期穩定的農村社會結構於一夕之間鬆動，農村的家庭結構巨變，農民的價值觀與意義世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衝擊。

鄉村是中國社會的重要構成，也是傳統的重要依託，時代劇變之時 ，人們應當思索，中國鄉村該往何處去？

編輯：韓添

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國農村調研，感受到了中國農村巨大的變化。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師生連續三年利用春節返鄉機會撰寫回鄉記，2013年寫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寫100多篇。從中心師生連續三年所寫近300篇回鄉記來看，雖然每個人的家鄉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所寫主題也不同，但所有回鄉記都自然而然匯成一個時代主題，就是當前中國農村正經歷史無前例的巨變。

一

在閱讀中心研究生所寫的回鄉記時，我發現這些年齡比我小20歲左右的同學普遍強烈地感受到了家鄉巨變，有趣的是，他們所記憶的小時候的家鄉，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的農村狀況，竟然與我小時候的家鄉十分相像，這反映出上世紀90年代以前農村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然而2000年之後，中國農村普遍出現了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依賴村莊以外的城市工商業收入。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農村留下老幼病殘，普遍出現了空心化。

將田野調查所形成的感覺訴諸統計數據就更有說服力了。200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36%，2014年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54%，短短十幾年，我國城鎮化率提高了1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十多年時間，超過1/4的農村人口進城了，他們在城市就業，從城市獲得收入，主要時間都在城市度過。相應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少，農業對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不重要。

也就在這個世紀初，中國農村發生了三個層面的巨變。第一個層面是國家與農民的關係，數千年來國家都是從農村提取資源，皇糧國稅不可免，2000年之後，國家逐步取消了農業稅，而且拿出越來越多的財政資金支農，傳統的以收取農業稅為中心形成的國家與農民的關係面臨巨大轉型。第二個層面是農村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的鬆動，不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莊基本社會結構如宗族、門子等家庭聯合體受到衝擊，而且家庭結構本身也處在巨變之中。第三個層面是農民價值與意義世界的變化，傳宗接代觀念受到衝擊，為什麼活，活著要幹什麼，現在成了問題。

上述三個層面的巨變當然不是在世紀之交突然開始的。近代以來，中國開始告別已經循環數千年的傳統社會，走上了巨變之路。這樣一個巨變發生在各個方面，核心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但直到上世紀90年代時，農村仍然居住著70%的中國人口，農村社會仍然相對封閉，農村社會結構仍然穩定，一切都好像在變又未變。到2000年左右，農村變化到了一個關鍵節點，猛然間加快了速度，形成了令所有觀察者震撼的能量，以至於相對2000年以來的農村巨變，過去數千年的農村似乎沒有變化。　　

二

中國農村的這樣一種巨變，最顯著的是大多數農村青壯年離開農村。這樣一個變化是農民選擇的結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一方面體制改革為農民提供了進城的保障。農民進城，中國農村一直以來人多地少的問題就有很大緩解，農民收入持續提高，農村貧困大幅度減少。同時，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農民進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壯年勞動力的進城，而不是全家進城，因為全家進城的成本太高，農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們家庭在城市的體面生活。

據我們的調查，中國大約70%的農民家庭選擇了一種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即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這樣一種家計模式可以同時獲得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而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可以讓農民家庭每年都有經濟的節餘。有節餘的日子才是比較好過的日子。但是，這樣一種半工半耕也必然出現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造成農村空心化，之前維繫農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社會結構也開始瓦解。

農民進城，對農民家庭來說當然是利大於弊，對村莊生產生活秩序則是弊大於利。正好國家自2000年以來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不僅為農村最弱勢群體提供了低保和困難救助，而且為農民建立了廣覆蓋的新農合、新農保，緩解了農村中的絕對貧困。同時，國家也在大力改善農村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

國家投入解決了一部分農村存在的問題，但國家投入不是萬能的。在傳統的維持村莊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體，而又沒有別的力量來接替時，農村社會就出現了各種問題。

這些問題不僅表現在垃圾遍地這種具體事情上，而且表現在人情惡性競爭、住房無序攀比、人際關係變得冷漠、賭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濫等等方面，幾乎涉及農村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層面。正是這些問題聚集起來，呈現出讓人震驚的鄉村圖景，觸動了每一個春節返鄉的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

三

毫無疑問，解決上述問題、重建鄉村生活的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國家財政的支持。但是，國家向農村輸入資源，不能僅僅是把資源輸送到農村就完事，還應當讓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與農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結合起來。資源下鄉若沒有帶來農民組織能力的提升，卻讓農民形成了依賴思想，農村組織能力更弱了，這樣的資源下鄉就很難說是成功的。

中國農村規模巨大，幅員遼闊，區域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已經形成包括農村在內的城市帶，隨著大量外來人口湧入，農村不僅沒有空心化，反而變得更加繁榮。從東部地區農村內部看，少數村民通過辦廠經商發家致富，成了企業家；大部分村民可以在當地務工，獲得養家糊口的收入；外來農民工則很難融入沿海發達地區，他們在發達地區賺錢，而準備回自己家鄉消費。也就是說，發達地區的農村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分化，及由此而來的社會分化。

中西部農村經濟相對欠發達，大量農村人口流出，甚至有農民全家進城不再種地，這些全家進城不再種地的農戶，將土地流轉給仍然要依託土地獲得收入的家庭，從而在農村形成了大約佔農戶總數10%～20%的主要收入在農村、社會關係在農村、家庭結構完整、家庭收入不低於外出務工收入的所謂「中農」家庭，這樣的「中農」加上留守農村的老人、孩子，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結構，為國家資源下鄉和農村內生秩序形成提供了可能。

國家可以為農民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但國家很難解決從國家投入到農民需求的「最後一公里」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水利建設的「最後一公里」、通村公路的「最後一公里」、農技服務的「最後一公里」等等，它們主要不是工程問題或國家投入問題，而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不夠的問題。

基層村社組織很重要，因為農民有大量一家一戶「辦不好、不好辦和辦起來不合算」的事務。這些事務不僅涉及生產生活，也涉及村風村貌。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失落，孝道不彰、人情競爭失控等問題的發生，固然有城鎮化、市場化大潮影響的背景，但缺乏組織的原子化的鄉村對這些衝擊缺乏抵抗力，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些親族關係密切的農村地區，在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現實時，往往能給予正面的回應，如通過族人協商，達成共識，有效地避免人情支出的惡性膨脹。這給我們以啟示，鄉村建設最根本的當是基層組織建設。在城鎮化的背景下，只有把基層組織建設與國家資源下鄉有機結合，才能回應農民對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需要，才能抓住巨變時代鄉村建設的牛鼻子!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轉自：三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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