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維興：攝影創作需要有更多的跨界

鍾維興

攝影師鍾維興自2016年起，開始系統地拍攝世界攝影名家，截至採訪之時已達82位。然而，這部作品卻不只是一幅幅肖像照片那麼簡單，鍾維興採用文字、圖片、音頻、動態影像、紀錄片等多種表現方式，力圖「完整、立體、鮮活地把當代攝影大師記錄下來」。他的當代攝影大師肖像系列得到歐洲攝影博物館的支持，為其籌辦的展覽也已於11月7日在巴黎開幕，館長讓·呂克·蒙特羅索這樣評價鍾維興：「他讓我們更好地認識這些攝影大師，同時他也通過自己的攝影，書寫和記錄了攝影史，我相信他會在攝影史有一個位置。」在與光明日報記者馬列的對話中，鍾維興從如何進入攝影圈的經歷，談到了如今炙手可熱的人物肖像作品，分享了他一路走來的創作思路和對攝影的獨特思考。

鍾維興作品

奧蘭 法國多媒體及表演藝術家

薩拉· 莫恩 法國時尚攝影師

瓦萊麗·貝林 法國時尚攝影師

弗朗索瓦-馬里·巴尼耶 法國攝影師、作家和演員

阿諾·拉菲爾·閔奇恩 芬蘭裔美國攝影師

喬爾·皮特·維特金 美國攝影師

訪談對話，這就開始

馬列：您是從什麼時候正式開始攝影創作的？

鍾維興：我是從2003年開始拍照的，之前談不上接觸攝影。我最早在銀行工作，後來下海經商。我一直喜歡旅行，走過很多國家，200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四川籍攝影家朱林，之後就跟著他和幾個攝影前輩一起走了許多地方。一路上學習攝影，經歷了很多，可以說對我的人生觀產生了一些衝擊。攝影讓我發現了一種新的、更快樂的生活方式。其實，從攝影來講，每個人是怎麼開始的並不重要，關鍵是想清楚最後要幹什麼。攝影的不同類別沒有好壞之分，不管拍什麼，只要拍得有價值，就是好的。任何藝術家都不是天生的，總要有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

馬列：最近您的「當代攝影大師肖像」系列作品受到了廣泛關注，您是怎麼開始拍攝這一系列作品的？

鍾維興：2015年9月，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與塞巴斯蒂安·薩爾加多會面，我為他拍的一幅肖像令他很滿意。當時在薩爾加多工作室拍攝的這幅照片，也是目前這個系列的第一幅。之後因為馬上要見威廉·克萊因，我就想，為什麼不接著拍呢？其實，提出拍攝攝影大師肖像這一想法時，很多人是存疑的。首先，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因為這些攝影大師分布在全球那麼多國家和城市。其次，這幫「大咖」很難「對付」，拍了以後如果反響不好，還做得下去嗎？而且他們都沒見過我的作品，僅憑一張薩爾加多的照片說明不了問題。

沒人相信我，我就自己堅持一個個先拍起來。拍了五六位之後，歐洲攝影博物館館長讓·呂克看了這些作品，非常認可。之後，他就開始主動幫我約其他攝影家，於是拍攝很快進入了「快車道」。後來不只他，三影堂的榮榮也幫我約了森山大道、荒木經惟、石內都、細江英公等日本攝影家，使我的拍攝持續了下去。

馬列：講講拍攝中的故事吧。聽說約瑟夫·寇德卡幾乎不接受採訪，也不願意被拍攝，您當時是怎樣拍攝的？

當然如果在理想狀態下，給一個攝影家拍正式肖像就不一樣了。在合適的燈光環境下，被拍攝的攝影家能跟我共同參與構思和創意。比如阿諾·拉斐爾·閔奇恩和喬·彼得·威金，他們兩個本身就是行為藝術家，只要提出要求，他們馬上就會配合，所以最終呈現的作品就完全不同了。

馬列：這組肖像還有一個共同點，絕大多數被攝者手裡沒有拿相機。評論家顧錚說，這些攝影大師在某種程度上被「繳械」了，這是您有意為之的嗎？

鍾維興：是的。有些人來之前就知道要接受拍攝，所以都會帶著相機，但是我後來發現，如果全拿著相機，太表面化了。所以我最多拍兩幅，就會請他把相機放下來。以前我拍肖像前觀察人物，是為了更好地表現人物性格，這次則做了更多探索——盡量讓攝影家的肖像與他的作品產生一些精神上的聯繫。如果僅僅從臉譜化的角度去表現，肯定容易重複，因為人的姿態是有限的。我認為關鍵是如何理解他的作品，然後根據這些理解，更好地調度被攝對象。

馬列：您對法國藝術家皮埃爾和吉爾的拍攝，不只是靜態影像，還有動態影像的記錄，您是怎麼想到以這種方式記錄的？

鍾維興：攝影發展到今天，如果只停留在強調所謂的本體語言，只講傳統的呈現方式，只選用單純的靜態攝影的方式，我認為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我們的表達了。今後的攝影創作，一定會有更多的跨界，更多地跟其他藝術形式相結合。我拍他們的作品，如果單純用照片，不去吸收當代藝術的一些觀念和做法的話，至少對我來講，力量是不夠的，表達也不夠充分，所以我就做了視頻作品。

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個項目不能簡單地定義為我的一個藝術作品，項目本身的文獻性也非常重要。為了體現對文獻性的重視，我會先對被攝者做一個訪談，然後再拍攝，並且是全程攝像、錄音的。有的拍攝結束以後，我們還會進一步深入記錄，這個項目不只是照片。

馬列：常年在國外生活、創作，您覺得西方攝影在當下有什麼發展趨勢嗎？您如何看待今後中國攝影的發展？

鍾維興：當今攝影領域，話語權主要在西方，這是客觀現實。以前媒體攝影師的作品可以傳播得很好，作品可以賣很多錢。但當下人人都是攝影師，媒介傳播的方式、創作的方式，一切都發生了改變，要靠攝影活下來越來越難。但是毫無疑問，攝影會越來越好，因為這種殘酷的競爭逼迫攝影師必須拿出更好的作品。相比西方，我更看好中國。藝術發展必須以強大的政治經濟做基礎，尤其是經濟。目前，我接觸的許多國際上的藝術家都很羨慕中國，在他們看來，中國充滿活力。我認為幾十年以後，全球的攝影中心很可能就在北京或上海，而不是紐約或巴黎。

文章選編自《中國攝影報》·2017年·第87期·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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