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事物不見得一定是他們現在的樣子
讓·保羅·薩特出生於1905年。他的父親是一位海軍上尉，在他還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他在成長過程中與母親極為親近，直到他十二歲母親改嫁，這讓他非常難過。薩特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巴黎，他經常去左岸的咖啡屋，坐在盧森堡公園的長凳上。
他有斜視，一隻眼睛遊離不定，戴著特別的厚眼鏡。他1964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他拒絕領獎，原因是這個獎項是給資本家和中產階級的。 他身材非常矮小（五英尺三英寸）經常自稱很醜陋。他梳著倔強的大背頭。當他1980年去世（享年74歲）時，五萬人走上巴黎街頭護送他的靈柩出殯。
薩特作為存在主義這項哲學運動的主要人物廣為人知。他讓思維和哲學令人嚮往。他寫了一本難懂的書叫做《存在和虛無》，提升了知名度，這倒不是因為人們能理解他的思想，而是因為人們理解不了。薩特得益於20世紀後期人們普遍的的一種心理渴望，去推崇書籍表現出的神秘，而非其觀點的清晰。
存在主義主要基於對幾個要點的洞悉：
一 事物比我們想得更怪異
薩特敏銳地專註於世界表現其比我們通常願意承認的陌生和怪異得多的那些情形；對這些情形我們越來越難以用日常邏輯歸結其背後的原因，這讓事物顯得非常不可捉摸，甚至荒誕駭人。
薩特的第一本小說《噁心》發表於1938年，其中滿是這類情形。主人公羅昆丁是一位30歲的作家，住在虛構的法國海邊小鎮，有一段寫他坐有軌電車。他把手放在座椅上，但很快縮回去。座椅這個再普通不過幾乎不會讓人注意到的東西，忽然讓他覺得非常陌生，「座椅」這個詞從它所在的位置鬆動開，它所指的那個東西以一種原始的怪異顯露出來，彷彿他從沒見過座椅——它的材料和略微的膨脹讓他想起死驢腫起的腹部，令他作嘔。羅昆丁只好強迫告訴自己他旁邊的這東西只是別人用來坐在上面的。羅昆丁在這個駭人的場景里看到了薩特所稱的「世界的荒謬」。
這類情形直指薩特哲學之核心。要像薩特一樣思考，得去除每日常規給我們的偏見和固定的假設，意識到事物本來的存在方式。我們可以實驗用薩特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想想看「與伴侶共進晚餐」這個你熟悉的場景。
如果採用這樣的表述，所有事情貌似很符合邏輯，但一個薩特主義者會揭開其表面的正常狀態，顯露出潛藏其下的離奇古怪。晚飯其實指地球上稱作你的這部分已經旋轉背對著遙遠的氫氦爆炸產生的能量，你放低膝蓋置於一塊被砍的樹做成的木條下，把死去的動植物的各部分放進嘴裡嚼，在你身邊，是另一個你經常觸摸其私處的哺乳動物在做同樣的事情。你還可以以薩特的方式來看你的工作：你和許多人把自己的身體用布包裹起來，聚集在一個大盒子里，相互發出焦慮的聲音；你極快地按著各個塑料按鍵換來一些紙。然後你停下來走開。等下次天亮，你再回來做相同的事。
二 我們是自由的
這些怪異的場景肯定讓人凌亂，也很嚇人，但薩特讓我們關注它們是出於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它們讓人解脫。生活比我們想的更怪異（去公司上班、和朋友共進晚餐、看望父母——沒有哪一件是顯而易見或者正常的），但結果是它有更豐富的可能性。事物不見得就是它們看起來那樣。
在很有責任感義務感的日常媒體包圍之中，我們允許自己的想像空間有限，但我們其實更自由。只有夜深人靜、卧病在床，或是乘車遠行的時候，我們才允許自己的頭腦用不那麼常規的方式做番白日夢。這些時刻讓人不安，也讓人解放：我們可以離開家，對一段感情說再見，和另一半永別；我們也可以辭職移居國外，把我們打造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自己。
通常我們有一大堆理由說明為什麼那些根本行不通。但薩特通過他對那些凌亂情形的描述，讓我們能夠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他想讓大家不要墨守成規，釋放我們的想像力：我們不見得一定要坐公交上班，對我們不喜歡的人說些言不由衷的話，或為了關於安全感的錯誤觀念犧牲了我們的活力。
在完全實現自由的過程中，我們會遭遇薩特稱為存在的「痛苦萬分」。所有事情都（驚人地）有其可能性，因為沒什麼事情的意義是預設的或是上帝賦予的。人逐步創造了意義，也可以隨時自由地把這鐐銬扔一邊。在非人類的世界裡並沒有「婚姻」或者「工作」。這些只是我們給東西貼上的標籤，好的存在主義者會自由地把標籤摘掉。
這很恐怖，所以才會有「痛苦萬分」這個詞，但薩特把痛苦萬分看成是成熟的標識，他標誌著我們全然活著，恰如其分地意識到現實，連帶它其中的自由、各種可能性和重要選擇。
三 我們不應該生活在「糟糕的信念」中
薩特把沒有很好地理解或吸收自由以運用在生活中的情況稱作「糟糕的信念」。
我們告訴自己事情必須按照某種方式來，閉上眼睛根本不去看還有其他的可選方案，這就是糟糕的信念。堅持認為我們不得不做某種工作，或是不得不和某人一起生活，或者不得不把某個特定的地方當做家，這些都是糟糕的信念。
《存在與虛無》里有一段關於「糟糕的信念」的很有名的描述，薩特覺得一名侍者過於投入他的角色，彷彿他最優先最主要的身份是一名侍者而非一個自由的人：「他的動作快速向前，有點過於嚴謹、過於麻利。他走向顧客的步子有點太快了。他有點過於急切地向前彎腰：他的聲音，他的眼神表現出他有點過於熱切地要為顧客點單……」
薩特認為自己正忍受著「糟糕的信念」，那個人（可能是以聖日耳曼的花神咖啡館某人為模型）說服自己本質上必然是一位侍者，而非爵士鋼琴師或北海漁船上的漁夫這樣的自由人。換做今天，同樣根深蒂固的、因為沒有選擇而受支配的態度可以在IT經理或者接孩子放學的家長身上觀察到。他們也許都感覺到：我不得不做我在做的事情，我沒有選擇，我不自由，我的角色決定了我做的事情。
存在主義讓人實現自由的觀念不要和美國人的那種我們生而自由、無需受苦或犧牲的勵志想法相混淆。薩特的思想遠比後者讓人沮喪，更有悲劇性。他只是想指出，我們擁有比通常認為更多的可選項，哪怕在某些情形下主要的首選項（薩特有力地辯護了這一點）也許是自殺。
四 我們大可以廢除資本主義
一個非常妨礙人們體驗自由的因素是金錢。大多數人拒絕一系列可選項（移居國外，換份工作，離開伴侶）的時候會說「如果不用擔心錢我會考慮的。」
面對金錢的這種被動狀態在政治層面上激怒了薩特。他原先認為資本主義是一部巨大的機器，可以產生被需要的感覺，而現實中這並不存在：它讓我們告訴自己我們不得不工作好幾個小時，買某個產品和服務，付低薪讓人工作。但這其中只有對自由的否定，不接受我們應該認真考慮的其他生活方式。
因為如此，薩特一生都對馬克思主義很感興趣（即便他批評前蘇聯和法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似乎理論上允許人們通過減少物質上（錢和財產）的考慮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來探索自由。
所有這些仍是迷思：我們可能改變政治來重獲基本自由嗎？我們對資本的態度如何改變？每周應該工作多少小時？電視上的節目、放假去哪兒、學校里的課程，這些怎麼改善？怎麼改變我們那些毒害身心、充斥著宣傳鼓動的媒體？
雖然是個多產作家（他曾估計成年之後自己每天至少要寫五頁書），薩特卻沒有提及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他開啟了可能性，但任務仍然留待我們解決。
總結
薩特的思想鼓舞人心，他堅持認為事物不見得一定是他們現在的樣子。他強烈意識到我們作為一個人和作為一個物種的沒有實現的潛力。
他竭力主張我們接受存在的易變性，並建立新的習俗、習慣、觀點和看法。承認生活並無預設邏輯且無內在意義可讓我們如釋重負，尤其當我們被傳統和現狀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薩特的思想對處於青春期的我們特別有用——在那個階段父母和社會的期望可以壓垮我們，還有中年更暗淡的時光，我們意識到還有一點點時間來改變，但已所剩無幾。
※八首醉美酒詩詞：今朝有酒今朝醉！
※為什麼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會有那麼大的力量呢？
※佛陀的教誨使我們意識到直面痛苦的重要性
※人如玉，相對月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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