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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僅有武不行,僅有仁更不行,宋仁宗「原罪」不可輕視

「守成之君」主要是承認「守成者」的能力不如前者,守的是前人的成就、貢獻。漢唐宋元明清六大統一朝代中,「守成之君」除了元不太明顯外,各朝都非常明顯。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朝代除了西晉之外,漢唐宋明遠清都可以舉出代表人物。

例如西漢高宗劉奭、東漢恭宗劉祜、唐憲宗李純、宋仁宗、明孝宗、清嘉慶和道光,這些都屬於守成之君。其中,宋仁宗、明孝宗、清乾隆晚年和嘉慶以及道光最符合「完美版」守成之君。其中,宋仁宗是被現代許多人最為推崇的,甚至我認為是神話。

1)宋仁宗只是「守成之君」

「守成之君」是一種讚美詞,守住祖宗的貢獻與偉大,發展自己的文治武功特點。然而,「守成之君」大部分做得都不好,其中以「宋仁宗」做得最差,清朝屬於東方文明的沒落,中國古代農業文明輸給了近現代的工業商業化文明。這個可是文明的替代不是人力可以比擬。晚明屬於東西方文明的競爭期,晚明也肯定輸但輸得確實不會那麼慘。

因為宋仁宗在制度上沒有解決「三冗」問題,所以,他註定就是「守成之君」。這點許多人會以「祖制」作為解脫,但問題是,宋仁宗不但繼承而且發揚了宋朝的頑疾問題。

例如在「重文輕武」上,宋太祖、太宗並非很明顯的重文輕武,他們只是防止「武將奪權」。到了宋仁宗時期,文人竟然逼死了「大英雄狄青」,這是後世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難以接受的。

目前對於宋仁宗的神話主要還是說他仁、對百姓如何愛戴、如何支持文化事業等,然而,這些不是宋朝一貫的特色嗎?只不過程度加深而已。而且在我看來,對於幽雲十六州在內的千百年來都是中國故土的地方,在自身實力強於對方的情況下,不主動收複本身就是喪棄自身的責任。

直接造成後世的朱元璋對建議在北京建都的臣子們說,北京不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呀,不利於安定呀。內容詳見《朱元璋為何把北京視作非中土之地,殺死營造中都數千木匠,附相關史料》(2017年10月9日發表)

由此可見,對於處在中國千年的河北地區,經過400多年分離,連北京、河北這些地區都不認得了。北宋皇帝們難道這一大歷史責任!而北宋的諸如馬匹不足等,其原因也是自身的原因並非不能完成的自然因素。

(2)宋仁宗不宜被神話

當然,宋仁宗和宋朝最值得人們讚歎的也確實是經濟政策,但不宜將其神話。

每個朝代到了中期各種起義都相對較少,對於北宋來說發生的農民起義相對較少,可見其綜合幸福度應該是最高的。這個絕對該讚揚,也就是說老百姓在普遍時期沒有被逼到絕路上,沒有逼到絕路自然不會造反。

但北宋中期發生的五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其中三次都是在仁宗時期。例如1043年的王倫起義、1043年農民兵、卒聯合起義、1048年的彌勒教兵變。參見《南宋真的很富裕?不妨從農民身上談起》2017年3月11日發表

可以說,北宋中期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最好時期,但就在這一時期,北宋仍然沒有對比其更加弱小的西夏起到碾壓力量,實在讓人遺憾。

由此可見,他對於「祖制」過於支持。他的個人性格較為軟弱,這就使其在對文臣的制衡方面根本沒有起到較好作用。

3)宋仁宗以及宋朝的皇帝不是愛好和平,而是苟安和平

宋朝的軍事實力並不弱,從第一二次北征的戰爭結果看,雖然失敗,但在決勝之戰都屬於臨門一腳失敗。在此之前,都屬於擠壓式的優勢。

北宋宋太宗時期對遼作戰,基本上屬於戰略優勢下的細節失敗。宋太宗第一次北伐時的高梁河戰役,宋軍戰略優勢明顯,結果,宋軍被遼軍左右兩路「奇」兵突襲而大敗。982年第一次北伐失敗後,宋太宗986年第二次北伐則因為主將曹彬糧草沒帶夠而採取冒進措施,進而惜敗。

相關內容參見《宋太宗北伐因此人大敗,蕭太后視此漢臣為依靠並主導契丹終被漢化》2017年6月25日

《宋太宗真有精力!被遼國打敗後乘驢車南逃,一句話就逼死太祖之子》2017年6月19日

北宋真正的弱勢是從宋真宗的《檀淵之盟》開始,嘗到了好處,因此,喪失了歷史的責任感後一直苟安和平。

有些人總想用現代社會的和平理念去解釋古代社會。即使是在現代社會,國際關係中的事務,你都不可能拿《國際法》作為國際關係準則的最高標準,還是誰胳膊粗作為第一。否則,你怎麼能夠解釋「洗衣粉是大規模殺傷武器」呢?當然,你會說那不是洗衣粉,是普京的玩笑,但不是洗衣粉它到底是啥呢?還不是,胳膊彎粗的人說啥是啥。

因此,可以說,清朝以前的中國古代社會有什麼準則?那是純純粹粹的比誰的兵強馬壯。因此,苟安和平那就是自取滅亡。

很顯然,北宋的對手遼國,南宋的對手金國,在某種程度上都迎合了兩宋的戰略,這個只能說你不能把你的安全寄存到對手的失誤上。古代社會就是如此。你不強大你軍事不行就是被欺負,更何況宋朝是自廢武功行。你經濟再好也是給別人養的。

然而,現在有些人竟然吹捧兩宋的苟安和平策略,利用經濟阻止了戰爭。北宋和遼兩國都被金虐了,南宋和金也都被蒙古滅了。你可以阻止敵人,但不能阻止其他勢力崛起。中國歷史就是如此,一個敵人一個敵人地不斷變化。你必須永遠武力在手。

相關內容參見《北宋養馬最多20萬匹與唐朝低谷平,馬政不好賴不著唐,賴它們》2017年7月23日

(4)對一種苟安思想的批評

有人對我的這種思想這樣批評「寂寞的禪師: 難道學漢武帝,唐玄宗,乾隆。敗光了幾代的積累,成就了自己的偉業,留給繼任者幾代背不動的大黑鍋!」。

不學他們,但更不學宋朝皇帝。漢武帝對匈奴作戰沒有什麼錯兒,沒有對匈奴的作戰,漢朝就會被游牧部落攻佔,戰爭是必須的。只不過,戰爭時間的長短和大小與國力匹配問題上,漢武帝犯了錯誤,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和漢朝的力量。希望,用一種農業文明去消滅游牧文明。這個倒可以批評漢武帝。

宋朝皇帝普遍苟安,這和漢武帝沒有可比性。漢武帝打匈奴是對的,錯誤在於戰爭規模過大,超出國力。唐玄宗和乾隆則更是一點兒錯沒有。唐玄宗對吐蕃和其他地區都是延續百年的競爭;乾隆則是開疆裂土,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開疆裂土並沒有耽誤乾隆經濟是清朝最好的時期的現實。

如果照宋朝皇帝那樣,你只守最富有的地方當個皇帝就行了,那更會是全世界最富有、幸福度最高的地方了。

因此,宋朝皇帝中對「苟安思想」影響最大的就是宋神宗,宋真宗之前是「重文防武」,宋真宗開始是「重文輕武」,宋仁宗時期就由「重文輕武」最終變成了「重文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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