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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 | 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

原標題:秦暉 | 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



文 | 秦暉

摘自《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


本文已獲授權


辛亥革命要幹什麼?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麼?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以後,當時先進者追求的民主、自由、憲政、人權等等依然任重道遠。但是帝制這玩意,後來再也行不通了。儘管民初的中國兵荒馬亂,內憂外患,人禍天災連綿,復辟派說是今不如昔,客觀地講很多方面的確如此。相比起如今很多人誇張渲染東歐、中國台灣、泰國等地民主化以後的所謂「亂象」,民初的亂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國革命後引發的慘烈內戰了。


但所謂人心懷舊不過是想入非非,袁世凱、張勳兩次嘗試復辟帝制,都立即成為國人公敵,身敗名裂。人就是這樣怪:有的事情人們就是認準了不能回頭的。正如世上不少國家獨立後長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亂到盧安達、索馬利亞那種地步,也沒有人把重回殖民地作為選項。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治安問題嚴重,曾被我們一些人引為民主有害的證據,但南非現在就是白人也無人想恢複種族主義的「好秩序」了。同樣,辛亥以後國人告別帝制也是義無反顧,民國再「亂」,復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畢竟沒有「成功」—當然,有人說它沒有成功是因為它「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因而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對此我們姑置不論,但孫中山先生臨終的遺囑也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見革命後的現實的確是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當作富國強兵的手段,革命後的民國年間顯然沒能實現這個目的。如果把革命當作制度的更替,那麼帝制雖然廢除,民主卻未能建立,無論是軍閥割據,還是一黨專政,顯然都大有違於辛亥時賢的初衷。當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憲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既不希望看到軍閥割據,也不希望看到一黨專政的。


「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


因此,雖然朝廷與立憲派都說要搞立憲,但兩者的差別之大,可以說遠遠超過所謂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差別。日本式立憲就是要學日本在「西化」形式下實現的「周秦之變」,它是要維護「秦制」、維護君權的。而英國式立憲就是要廢除秦制,廢除君權,雖然保留帝位,但那就像英國女王一樣不過是個象徵而已。其議會民主的實質與革命派所要的共和制可以說並無區別。


革命派和立憲派其實都知道這一點。如革命派的汪精衛說:「今日之英國非君主政體,乃民主政體也。」而立憲派的英國式立憲,他們自己的另一個說法就叫「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他們自稱與「革命黨」的區別,不在革命不革命,更不在立憲不立憲,而在於「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而革命派也有人接過這種說法,把自己(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分野稱為「排滿論與政治革命論」的區別。


原來,革命派之所以反對保留君主,不在於英國式憲政與共和制憲政有什麼區別,關鍵在於革命派要以「反滿」為號召,滿族是征服者,必須趕走,如果說漢人皇帝能否保留還可商量,清朝的滿族皇帝那是絕不能保留的。這就是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與立憲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換句話說,這種差別不在於「革命」與否,而在於「排滿」與否。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辛亥元老李書城先生後來曾回憶說:「同盟會會員在國內宣傳革命、運動革命時,只強調『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兩句話,而對『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意義多不提及。」

可見,那時的立憲派與革命派其實都是要廢除帝制實行憲政民主,而清廷的「立憲」卻是要維護帝制。追求如此南轅北轍,清廷與立憲派後來的決裂也就不難理解。革命派既然非要搞掉「異族」皇帝,除了用暴力自然別無他途。而立憲派則留了一條皇帝若能放棄皇權甘當「虛君」,就不必強求廢君這樣一條和平變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堅不放棄皇權,那立憲派們也是不排除「小百姓一齊要動蠻」的。而清廷只想學日本天皇,決不願意當「虛君」,那革命終歸就很難避免了。後來也正是立憲派與革命派加上中國傳統的反對勢力(會黨、民變乃至朝廷內部尾大不掉的軍閥政客之類)匯成大潮一齊「動蠻」,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和平的君主立憲可能嗎?


不可能僅僅因為是滿族皇帝?


由於近20年來人們了解的立憲派已經與過去截然不同,而現在凸顯的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實質矛盾,即是否要「排滿」的不同,按今天的價值觀顯然又是立憲派更為進步,他們「更注重民族團結」,反對漢族獨尊,而革命派則顯示出更多的民族偏見和狹隘報復意識。再加上立憲派和平改革與「動蠻」兩手都不排除的思想也比革命派的「唯暴力革命」論更符合當代潮流。所以如今至少在大陸,辛亥研究中為立憲派討公道已經是蔚然成風。區別只在於有人認為立憲派與革命派各有所長難分伯仲不宜褒此貶彼,有人更走上指責革命派、獨褒立憲派的思路,至於那些認為連立憲派都是太「激進」(如上所述,就事實而言他們確實相當激進),而同情清廷的日本式立憲(其實是次於日本式的立憲)設想的主張,也已經不算稀奇。


就以肯定立憲派的代表性學者侯宜傑先生而言,他考證了立憲派與革命派勢成水火其實只是國外「政治僑民」中的現象,根源在於海外生存環境下對有限的華人捐款和人力資源的爭奪,(秦按:其實這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僑民」中的極常見現象,並非只有中國政治僑民有這樣的「劣根性」)並不是真正的思想上南轅北轍。而在國內,立憲派與革命派的矛盾就小得多,更多的是互相協作和互相支持,甚至很多情況下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分別就很模糊—正如革命黨與會黨的區別也很模糊一樣。而後來的辛亥革命,實際上是他們共同發動的。所謂立憲派「逼革命派妥協」,甚至「竊取革命果實」等等說法,也是不公正的。

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所謂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衝突具有個人性質,正如革命派之間(如同盟會與光復會)或立憲派之間(如國外的康有為、梁啟超和國內的張謇、楊度)的矛盾一樣,也沒必要都認為是理念上的衝突。


筆者以為這些見解都是極有價值的。基於這種見解,現在很多人都為立憲派的和平改革設想未能實現而扼腕憤嘆,認為君主立憲制其實是當時中國最有利的選擇,如果能走這條路,中國後來的政治現代化會要順利得多,沒準就成了日本、英國了。而這條路之所以沒走成,除了革命派太「激進」或者清廷太「保守」以外,很多人都認為關鍵還與清朝皇室是滿族有很大關係。如果中國當時是個漢族王朝,革命派的「排滿」就沒了理由,朝廷的「恐漢心理」也不會那麼重,君主立憲之路是很可能成功的。


歷史當然很難假設。不過我卻認為,對立憲派的重新評價當然很應該。但是由此就說立憲派的設想有多少可能,確實不好說。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也不相信「革命」就是「歷史必然」的宿命。但是要從既定條件出發來估價事件發生的幾率的話,我認為恰恰從「中國傳統」來說和平立憲的可能是極小的。即便當時中國是個漢族王朝。當然,傳統並非固定不變,中國絕不是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機會,但在那時,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為什麼這樣說呢?這就要涉及到更深的歷史背景。下文我們再詳細道來。

辛亥研究,如今細節是越來越清楚,


而背景卻越來越模糊了


說細節越來越清楚,是因為這些年來,尤其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對辛亥當時以及前後的有關人和事的考證有了極為可觀的進展。這些細節廓清了因1911、1927等幾次大變局造成的主流敘事大擺動而被當事者、尤其是勝利者一方推銷的、乃至壟斷的種種話語,各種神化與妖魔化的說法逐漸受到了史料的檢驗,新發現的史實林林總總,總的來說就是發現「革命」者未必那麼激進,「保皇」者卻也相當進步。勝利者不那麼聖潔,失敗者也不怎麼骯髒。革命派其實會黨習氣多於「共和」精神,而立憲派追求的是「英國式」憲政而非「日本式」憲政,其激進程度看來也與革命相去不遠。甚至連清廷,從新政的決心「遠超戊戌」,直到「清帝遜位詔中體現的共和真諦」,也於立憲派乃至革命黨不遑多讓乃至有所過之。所以有人說辛亥革命是「很不『革命』的革命」。



但另一方面,如果這革命、立憲和清廷等諸方據說區別其實不那麼大,而變革的後果卻又非常不理想—這裡指民國的「亂象」和憲政很長時間不能走上軌道。那麼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專業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是:這些年來在辛亥前後歷史細節的考證逐漸清晰的同時,這場革命的宏觀背景卻越來越模糊。由於過去這些年來對「中國傳統觀」、「中國歷史觀」認識的多元化,對「帝制」的評價本身越來越成了嚴重的問題。與辛亥時期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極度反感帝制、而辛亥以後儘管時事日艱,拒絕帝制的全民共識卻毫無改變的情況大異其趣的是:如今的人們似乎對帝制有了一種越來越帶有玫瑰色的描述。如果按照這種描述,是否應該否定帝制本身都是個問題,立憲派與革命派都是愚不可及,根本就沒有必要分別高下了。


到底是辛亥時代的人們(絕不僅僅是革命派)錯了,還是我們錯了?他們當時如此決絕地不惜「動蠻」也要擺脫帝制,卻為什麼憲政大業前路曲折?過去教科書都說辛亥以前,或者說晚清以前是專制黑暗、「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而現在從一些洋人開始,時興說中國從來經濟上是「世界中心」、政治上是父愛式的仁政(或者用秋風先生的說法叫「儒家憲政」)、倫理上更是盡善盡美的桃花源。如果說晚清以前確實不錯,以後為什麼就不行了?是因為傳統弊病導致的王朝周期性治亂循環?是某種「小冰河期」的氣候異常使中國進入了「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的下行期」?還是西方來的禍害毀壞了我們傳統的桃花源,而受西化影響的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要對此負責?


同樣地,辛亥以後的民國時期,過去都視為兵荒馬亂、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但近年來懷念民國的風大起,經濟上的「黃金十年」,外交上從「改訂新約收回利權」的「革命外交」到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強」之一,當然更不用說當年新文化的風起雲湧和傳統國學的雲蒸霞蔚,都獲得高度評價。最近的人口史研究中有人也指出:刨除當時連綿不斷的戰爭與天災,僅就相對和平時期與地區而論,那麼由於經濟社會醫療的進步導致人口變化模式由傳統的「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向發展中階段的「高低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轉變,在中國既不是發生在1949年以後也不是發生在清中葉傳說中的「人口爆炸」時代,而就是開始在民國時期。這是真的嗎?


顯然,對辛亥的認識離不開對其前因後果的認識,否則細節再清楚,也就像一部活劇,如果劇本糊裡糊塗,演員再怎麼活靈活現,觀眾還是會一頭霧水。前面說過,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也就是推翻了帝制。那麼我們對辛亥這場活劇的了解,就要從帝制的興衰入手。


轉載於:國家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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