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多元農書觀

原標題：明代的多元農書觀

編者按：此文與《唐北宋官修書目所見農學觀念》、《南宋官私書目所見農學觀念》構建起從中古到明代時期較為清晰的農學觀念。傳統文獻學界多將研究關注點集中於經、史考證，對於子、集二部研究相對較為薄弱。農書是子部中實用性較強的書籍，其農學思想是體現中國傳統農耕文化的重要載體。葛小寒此文借鑒葛兆光先生「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研究思路，並結合e-考據的論證手段，揭示了明人農書「歸隱」的內涵，是之前農學研究中相對討論較少的領域，這不僅是對明代農學觀念的補充，同時對於研究明代士大夫階層隱逸思想亦是新的思考，呈現了傳統史學研究嶄新視角。多元化與複雜性的描述，亦是對傳統農業歷史文化一貫性特點研究的新補充，並延伸農書概念與農學觀念。與此同時，《唐北宋》、《南宋》、《明代》三文可謂是對於農書介紹的三部曲，文章所涉及的農書，是對幾朝農書的基礎性認識，對初涉農史研究的後學具有指引明航作用，亦是對幾朝文獻、文本書寫的重新認識，引申中國傳統社會農與士之間的深刻關係。

關於明代農書的研究，學界已從宏觀和微觀角度進行了頗為深入的探討。但是，就筆者目及所見，尚未有學者從「觀念史」角度考察明代農書，而惠富平頗為敏銳的發現：「由於審視角度之不同，人們對農書的稱謂不盡一致。考察這些稱謂形成的歷史，似乎早期多稱農家書，中期稱農事書，晚近稱古農學書，反映出對農書認識的逐漸深化。」這一點提醒我們，當前學者們所探討的明代農書，未必與明人觀念里的「農書」相一致。因此，考察農書在明代的「觀念史」，不僅可以揭示明人對農學知識的認定與否，而且可以檢討當前對於農書定義的問題。例如王毓瑚先生以為農書當「以講述農業生產技術以及與農業生產技術直接有關的知識的著作為限」，而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在編纂《中國農業古籍目錄》時則把農書的定義擴大為「凡記述中國人民在傳統農業生產中所積累的農業知識理論、生產記述經驗、農業經營管理及對農業文獻的考證校注等方面典籍」。筆者以為，搜集前人的農書確應秉持「寧多毋缺」的原則，將農書範圍放得寬一點也未嘗不可，但是這種「放寬」並不能夠代替對於某一歷史階段農書觀的考察，否則便掩蓋了歷史的複雜性。其次，近人對於「農書」概念的探討往往受到現代農學分類的影響，這就會造成以「西方」概念解構中國自有知識的情況。那麼，如何回到明人的語境下去探討「農書」呢？筆者打算從三個角度進行嘗試：普通士人在文集中的「一般性觀察」，書目作者在古典目錄中的「分類性觀察」，以及農書作者在其撰著中的「專業性觀察」。

一．一般性觀察：文集中的「農書」

葛兆光提出「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研究思路對於農書的研究也有所裨益。因為目前對於古農書的認定與分類基本均是以農書本身為準，但是在明代一般士人眼中「農書」又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恐怕才是當時頗為主流的農書觀。為了探討這種「一般的農書觀」，我們不妨藉助大型古籍資料庫來進行「e-考據」。當前最為全面的歷史文獻資料庫非「中國基本古籍庫」莫屬。因此，筆者利用該庫全文檢索了明代諸種文獻中出現「農書」二字的情況，一共有345條記錄，但是在這些記錄中，大部分都是特指某一種書籍，而非作為概念而泛言的「農書」，例如陳子龍在《上張玉笥中丞》一文中提到「徐相國農書繕錄呈覽，治水明農同源共貫」，這裡乃是特指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又如很多「農書」條皆與「神」或「勸」字相連，構成「神農書」與「勸農書」，這也不是作為概念的「農書」。此外，還有一些文集出現重複著錄或著錄了某些前人詩文的現象，這些也應該刪除。如此一來，能夠代表明代「一般的農書觀」的條目大約有56條。考察這些文集中的「農書」內涵，大體可分為三個類型，筆者每一類型略舉例若干製成下表，請看：

表1 「中國基本古籍庫」中所錄「農書」舉例表

首先來看模式一，這一模式下的詩文都透露著「經世」的內涵。左光斗在其奏疏中提到「農書」的原因，乃是為了解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的問題，通過講求「農書」達到「屯田西北」，由此可以「足餉足兵」。另一方面，李開先所引「李泌上農書」的典故，也在另一篇具有「經世」關懷的詩文中出現。鄭真在其《滎陽外史集》中收錄了他謫居邊地的友人「孟教授」所寫的一首詩，詩中「孟教授」雖然感慨自己在邊關謫居的痛苦，但還是心念朝廷，仍在末尾寫下「欲寫農書進，難憑尺素箋。」這裡的「農書」並不是實指某一種農書，也不是說「孟教授」與上表所列「李開先」真的要寫一部「農書」，而是暗示自己願意（或不願意）作李泌那樣的臣子，史載他進「農書」的目的是為了「以示務本」，因此，在引用「李泌上農書」之時，「農書」亦是與「經世」牢牢聯繫在一起的。不過，除了這三條以外，筆者未見明人詩文集中有如此使用「農書」的情況，因此，或可認為「農書」與「經世」這種聯繫的感知並非廣泛存在於明人的觀念世界。

模式二中的「農書」則較為單純的指向農業生產技術。如該模式下的第一條詩文，乃是表達農書對於農業生產活動具有指導性意義，這體現在農書具有「占歲」的預測功能，而這種對於農書的認識廣泛存在於明人的詩文中，屠隆在另一首詩中也寫道：「父老農書佔有年」，朱長春則有詩云：「夜發農書占歲事」，等等。當然，農書除了「占歲」之外，還包含著其他方面的知識，上表模式二第二條詩文揭示了明人將有關「萵苣」、「蔓菁」等蔬菜方面的知識也算作農書的內容，除此之外，耕桑稼圃之事自然也是農書應有之義，田藝蘅的詩正表達了這一點：「漸知學稼非容易，借得農書手自抄」，而黃省曾的詩將「蠶桑」納入農書之內：「少小愛桑麻，農書凡幾家」。以上可見，在部分明人詩文中「農書」只是幫助農業生產與記錄農學知識的工具而已。同時在傳統社會，農業乃是根本性的產業，對於農書的推崇恰與儒者所言的「務本」相通，因此見模式二第三條詩文，農書在單純的技術性指向之外也具有了「務本持家」的內涵，同樣的表述也出現在鄭文康的詩中：「百年茅屋傳家物，一卷農書教子方」。

最後，在模式三中，農書與「經世」、「技術」都沒有了關係，在這裡農書常與「已與人間萬世疏」、「漫擬王符成小隱」、「樂與山間草木俱」等強烈表達「歸隱」的詩句共同出現。曾雄生曾指出「隱士與農業的聯繫最為緊密，這種聯繫打破了傳統中國社會『農者不學，學者不農』的界限，因而對於中國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從筆者檢索的諸條目來看，其中確實是將「農書」與「歸隱」掛鉤的詩文最多，除了以上所列之外，用「農書」表達這一心情的詩句比比皆是：「指點杯盤無別饌，坐談筐篋有農書」，「露氣蕭森生草堂，農書葯里兩相忘」，等等。此外，道家是被認為與中國的「隱士」思想有著莫大關係的學派，同時，道教理論體系也蘊含著部分農學思想，而在明人詩文中有不少語句都將農書與「道家」、「道書」相聯，例如李開先有詩云：「不材真朽木，有味是新蔬。此外讀書否，農書與道書」，駱文盛則寫道：「農書時自檢，道侶日相攜」。

綜上所述，明人詩文中的農書一般有著「經世」、「技術」、「歸隱」三個層面的指向，其中後兩種才是主流。換言之，明人「一般的農書觀」應該可以概括為：在內容上，強調農書是農業生產活動中的重要工具；在意象上，則多賦予農書「歸隱」的內涵。

二、分類性觀察：目錄中的「農書」

余嘉錫在論及中國古典書目作用時強調書目的意義在於：第一，「論其歸指，辨其訛謬」；第二，「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第三，「在類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條例，並究其本末」。由此可見，考察明人的書目不僅能夠了解當時的農書分類與認定情況，甚至可以窺視時人對於「農學」的認識。據王國強的研究，有明一代書目撰寫十分繁榮，尤其以私家目錄的修纂為盛，除去那些偏重於刊刻、戲曲、僧道的專科性書目，明人修撰的公私書目有近170種之多，其中有150種左右都是私修目錄。但是，這些書目大多不存，根據《明代書目題跋叢刊》的著錄，現存的明人目錄大約只有30種。再除去其中後人偽造的幾種書目，筆者實際可見的明代目錄只有21種，請看下錶：

表2 明代尚存公私書目表

首先來看官修書目中的農書觀。雖然上表顯示尚存的明代官修目錄有9種，但是其中有7種書目皆未設立「農家類」或「農圃類」，如孫能傳等人修撰的《內閣藏書目錄》，被認為是明代僅次於《文淵閣書目》的官修目錄，但是該書分類頗無頭緒，張鈞衡稱其為「部類參差、殊鮮端緒」，是書雖有「子部」其中卻無「農家類」，如《農桑輯要》、《王禎農書》等書籍收在了「雜部」中，畜牧獸醫方面的書則在「技藝部」。官修書目中僅有《文淵閣書目》和《國史經籍志》設立了「農家類」，通過對這兩種書目農書收錄的比較，可以發現兩書對於農書的認識幾乎是相同的。請先看《文淵閣書目》的收錄情況：

表3 《文淵閣書目》「農圃類」所收農書表

以上可見，《文淵閣書目》「農家類」基本只收錄了傳統的「農桑」書，既沒有花、茶譜錄，也沒有畜養獸醫類的書籍。這種對於農書的認識，在《國史經籍志》中也是如此。後者在史部中設立了「時令」、「食貨」等小類，又設立了「酒茗」、「食經」、「種藝」等三級目錄，以此收錄花果譜、茶酒譜等書籍，而在子部農家類下則僅有《農桑輯要》、《栽桑圖》、《農器譜》等傳統的「農桑」方面的書籍著錄。此外，《國史經籍志》「農家類」後的一段論說，或能代表了官修書目對於農書的認識，請看：

聖王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務地利而已，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人農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人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徙，而無二心。天下無二心即軒轅、幾籧之理不過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於寓內。而泄鹵瘠空，西北為甚，雨澤不時，輒倚耜而待槁，淫潦一至，龍蛇魚鱉且據皋隰而宮之，豈獨天運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呰窳偷惰，而教率之者疏耳。古有農官，顓董其役，而田野不辟則有讓，播植之宜，蠶繅之節，如管子、李悝之書多具之，惜不盡傳。姑列其見存者於篇。

上文所引，除卻焦竑對於明代農業生產現狀的感慨之外，基本表達了一種對於農書的認識，即農書是專指那些「播百穀」、「勸耕稼」，探討「播植之宜，蠶繅之節」的書籍。因此，筆者認為明代官修書目的農書觀頗為狹隘，它基本繼承了北宋《崇文總目》的農書認識，即將農書限定在「農桑衣食」之上。

與官修書目不同，明人的私修書目大多都保有「農家類」，僅《李蒲汀家藏書目》、《趙定宇書目》、《脈望館書目》、《得月樓書目》四種未專門設有著錄農書的小類。這倒不是說這些書目未收錄農書，而是以上四種書目，除卻《脈望館書目》外，均未有嚴格的分類，如《李蒲汀家藏書目》乃是按照收藏的位置進行分類，其中亦有收錄《齊民要術》、《荔枝譜》等書，但是並未將其整合在某一類目中。即便如此，其實還是可以隱約看出書目作者對於農書的認識，如《趙定宇書目》收錄了一種明代叢書《稗統》的目錄，為了方便討論，筆者將其一百六十冊至一百八十冊的目錄抄錄如下：

表4 《趙定宇書目》所錄「《稗統》目錄」節略表

以上可見，該目錄雖然沒有明顯指出哪些是農書，但還是可以明顯看出其中存在一定的分類：一百六十五冊之前基本是與天文相關的內容，一百七十四冊之後則轉向了醫藥養生方面的書籍，而中間的「歲時類」、「農桑種植」、「草木花譜」則明顯的具有農書的傾向。由此窺視，似乎明代私修目錄中的農書觀比官修目錄要更為廣闊，畢竟在官修書目中，「草木花譜」與「牧養」都是別立類著錄的。當然，對私修目錄中農書觀的判斷，還應該考察那些實際設有「農家類」的書目。就筆者所見，存有「農家類」的八種私家書目僅有《寶文堂書目》與上述官修目錄所體現的狹隘農書觀相一致。在該書目「農圃類」中，僅收錄11種農書，且不出「農桑」的範圍，即《齊民要術》、《農桑輯要》、《王氏農書》等等，而花譜、時令等類別的農書均別而著錄。除此之外的七種私修書目基本都體現了一種「擴大的農書觀」。如《徐氏家藏書目》「農圃類」收錄了136種農書，其中大半都是各種茶譜、花譜、酒譜，甚至還有《虎苑》、《蟲天志》等畜養方面的書，以及《食經》、《食品紀》等烹飪方面的撰著。同樣的情況還存在於《世善堂藏書目錄》、《澹生堂藏書目》、《萬卷堂書目》等等私家書目中，即便是收農書最少的《笠澤堂書目》，也可從其所錄書目中看出這種農書觀，請看下錶：

表5 《笠澤堂書目》「農事類」所收農書表

此外，雖然私家書目沒有如同《國史經籍志》存有書目作者對於某一類書籍認識的說明，但是《澹生堂書目》卻頗為獨特的在「農家類」之下又分了五個小類：「農家之目，為民務、為時序、為雜事、為樹藝、為牧養，計五則。」具體考察其中所錄農書，「民務」主要著錄了《齊民要術》、《農說》、《農遺疏》等傳統「農桑」範疇的農書，而「時序」則是指《田家五行》等歲時時令書，「雜事」則包括了《本心蔬食譜》等「食品」方面的書籍，「樹藝」則是各種「花草茶木」的譜錄，「牧養」下有《蟲天志》、《牛經》等「畜養」方面的農書。由此可見，這一分類所體現的農書觀與上文所引《笠澤堂書目》、《徐氏家藏書目》等等所揭示的「擴大的農書觀」基本一致。

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發現，明代官修書目與私修書目的農書觀並不完全一致。在官修書目中，農書被狹隘的限定在了「農桑」的範疇下，而在私修書目中，農書則進一步將花果譜錄、畜養食品等方面的書籍也納入其中。有意思的是，官修書目的「狹隘的農書觀」似乎自宋以來一以貫之，乃至到了修撰《四庫全書》時，館臣也持同樣的態度，「非耕織者所事，今亦別入譜錄，明不以末先本也。」而私修目錄農書觀念的擴大，則至少從南宋以來便已如此，而公私書目之間最大的分歧正在於那些代表士人興趣的「花果普」、「茶酒譜」等是否能進入「農家類」。換言之，在書目中，對於農書的定義或許成為了官府知識形態與士人知識形態交鋒的舞台。不少學者視明代中國是士人力量勃興的時期，筆者以為這種勃興不僅僅體現在對地方事務的管理與參與上，而且體現在對於知識話語的爭奪中，私修書目中的農書觀及其普遍流行正是士人知識形態的一種勝利。

三、專門性觀察：農書的自我認識

以上兩節的觀察，基本都是在探討「一般的農書觀」，因為文集或書目的作者基本都沒有實際從事農書的撰寫。換言之，他們對於農書的認識大概只是一種「無意識」的反應，而對於那些「有意識」從事農書撰寫的人來說，農書如何定義，它包括哪些內容，則將在本節中得到揭示。不過，從上文的探討可以發現，明人對於農書的認識並不一致，這帶來的問題便是如何能保證本節所探討的農書便是明人觀念里的農書呢？筆者所採取的方法是三種：第一，有些書籍題名即是《××農書》，例如《沈氏農書》、施大經的《澤谷農書》，這些書籍自然屬於「農書」這一範疇中；第二，通過本文第一節的檢索，筆者發現某些書籍雖然未必叫做「農書」，但是在明人的文集中卻被當作「農書」來認識，例如前揭陳子龍所言的「農書」，乃是指徐光啟所撰的《農政全書》，再如馬一龍的《農說》在何喬遠的《名山藏》中也被形容為「農書」，那麼，這些書籍在明人的一般認識中是屬於「農書」的；第三，筆者系統整理了本文第二節諸種書目中「農家類」的書籍，從中挑選出題名涉及「農」字的書籍，如《農圃四書》、《農遺雜疏》、《農桑風化錄》等等，這類書籍毫無疑問也應屬於「農書」。然而，要探討這些農書中的農書觀首先是這些農書尚存，因此，筆者整理了符合上述三條的農書，並將其中尚存的農書製成下表，請看：

表6 明代狹義「農書」表

上表可見，除了最末兩種農書（《農用政書歷占》與《農具》）外，其它諸種農書皆未有較為明確的內容指向，而這兩種農書一個關於歲時時令，另一個則涉及農具，如本文第一節所引詩文可見，許多詩句都強調了「農書」對於「占歲」的重要性，所謂「農書占歲令」，而農具則歷來是一些經典農書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如《王禎農書》中專門撰有「農器圖譜」），因此，這兩種農書基本包含在上文所述明人的農書觀之下。與此類似的則是《沈氏農書》，該書大體可以分為「逐月事宜」、「運田地法」、「蠶務」、「家常日用」四個方面，基本仍不出傳統農家的「耕桑」範疇，僅「蠶務」一節另附了介紹畜養的內容。但是黃省曾所撰的《農圃四書》則不同，該書雖然題名為後世書商所加，但其中內容卻為《稻品》、《蠶經》、《種魚經》、《藝菊譜》四篇，既有傳統農家所關注的「稻」與「桑」，也有士人興趣的指向：「魚」與「菊」。由此可見，從這些農書所包含的內容來看，農書作者對於「農書」的認識似乎基本接近之前所討論的諸種農書觀，即在傳統「農桑」的基礎上，亦將畜養、花譜等「農藝」知識納入農書之中。

不過明代最重要的「農學家」徐光啟對於「農書」的認識似乎有所不同。上表一共引了三種徐氏的著作，其中所謂《農書草稿》乃是後人所稱，況且該書除了詳載「糞丹」之外，還記錄了「論筆」、「造強水」等「工藝」之事，似乎並不能獨以「農書」視之。但是，《農遺雜疏》則至少在崇禎年間便已流傳開來，根據胡道靜的輯本來看，該書不僅涉及傳統農書所包含的「大麥」、「蔓青」等作物方面的內容，而且也有「肥豬法」、「石榴」等屬於畜養、果樹的知識，由此可見，徐氏的農書觀似乎更接近於上一節私修目錄中所體現的那種認識。可是《農遺雜疏》畢竟只是個輯本，那麼，在頗為完善的《農政全書》中，徐光啟的「農書」認識又是如何呢？

從該書的目錄可以看出，徐光啟眼裡的農書應該可以包括「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種植、牧養、製造、荒政」，由此可見，與非專業人士的觀察不同，徐氏認為農政、水利、荒政等方面的內容也可以算作農書。徐氏的觀點得到了《農政全書》的作序者張浦和主要編輯者陳子龍的認同，張氏在序言中認為「農家者流」不僅包括「種樹、試谷、育蠶、養魚、耕牛之經、花竹之譜」，而且也包括「上探井田，下殫荒政」；陳子龍則在「凡例」中直言：「水利者，農之本也，無水則無田矣」。同時，在徐光啟所譯的《泰西水法》中，作序者曹於汴也寫道：「太史玄扈徐公，軫念民隱，於凡農事之可興，靡不採羅。閱泰西水器及水庫之法，精巧奇絕，譯為書而傳之」。此外，《農政全書》卷三所引用的《國朝重農考》亦談論的是「田制」、「水利」等農政方面的內容。因此，徐光啟的農書觀乃是一種「更為擴大的農書觀」，它不僅包括了農家基本的「農桑」，也包括了士人所關注的「農藝」，更將政府所重視的「農政」納入其中。

而且，徐氏的這種認識並不是特例，在袁黃的《寶坻勸農書》中，除了大篇幅的敘述了「天時」、「地利」、「播種」、「耕治」、「糞壤」、「占驗」等傳統屬於「農桑」的內容之外，也專門有兩篇涉及「農政」方面的內容：「田制」與「灌溉」。此外，施大經的《農書閱古篇》乃是明代少見題名直接呼作「農書」的古籍，其中的內容卻基本是「農政」，這裡略舉該書卷一目錄說明，請看：

表7 《農書閱古篇》卷一「上古民事記」目錄

以上可見，《農書閱古篇》雖然也有「月令時宜」等內容，但主體完全是介紹「上古」的農政，而該書卷五乃是介紹明代的情況，其中內容大體包括「軫念民瘼」、「蠲恤災傷」、「疏決壅滯」、「再下寬恤」、「田賦記」等等內容，這也完全屬於「農政」範疇。由此可見，徐光啟那種將農政納入農書之中的認識還是存在於不少實際撰寫農書的士人身上。

綜上所述，本節較為簡單的討論了明代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農書，筆者從中發現這些農書中的部分固然頗為符合前揭明人對於農書的認識，但也出現了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一種不同於「一般的農書觀」的看法。這種筆者稱之為「更為擴大的農書觀」乃是將農政亦納入到農書應有的範疇之中，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便是「農田水利」與「救荒賑災」，而這兩者對於「農」的重要性幾乎是明人的共識，如徐貞明在《潞水客談》中寫道：「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而王磐在《野菜譜》序中述說了自己撰寫此書的原因：「正德間，江淮迭經水旱，饑民枕藉道路，率皆採摘野菜以充食，賴之活者甚眾，但其間形類相似，美惡不同，誤食之，或至傷生，此《野菜譜》所不可無也。」因此，具體到農書之中，明人的農書觀又呈現出了另一番景象。

四、 結論

總結本文，筆者認為明人並不存在統一的農書觀，或者說，明人的農書觀頗為多元。這種多元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明人的農書觀似乎隨著他們對於農書認識的深入而不斷的擴大。當他們在生活中「隨意」使用農書這一概念時，多是利用其符號內涵（如「歸隱」），其所認可的農書內容也只包括稼圃、歲時等，農書在這時僅僅指的是「農事書」；當明人真正開始整理農書並將其分類著錄之時，他們對於農書的認識則略有擴大，不僅「農事書」可稱之為農書，那些記載了花茶圃藝、畜養食品的書籍也可算作農書，換言之，「農藝書」也是農書的一種；但是，在那些真正從事農書撰寫的人眼中，這一概念又被進一步擴大，不僅「農事」與「農藝」，而且包括了「水利」與「荒政」在內的「農政書」也被認可為是農書。因此，我們必須看到，明人會隨著對農書利用、研讀、撰寫的深入發展出不同的農書觀。

第二，明人身份的不同，似乎對於農書的認識也有著區別。通過本文可見，幾乎在每一個層面的探討上，「官民」身份的差異都會造就對農書認識的不同。在第一節中，東林黨大員左光斗基本將農書看作一種「經世之書」，而寫下「布穀亂啼芒種後，還臨翻找閱農書」的田藝蘅則僅貢生出身，基本屬於白衣；而在目錄的探討方面，官修書目則將農書定義的頗為狹隘，相反，在私修目錄中則呈現出一種「擴大的農書觀」；進一步到具體農書中，那些將「荒政」與「水利」亦納入到農書範疇的作者基本都與其官員身份密不可分，如徐光啟乃是內閣大學士，袁黃寫《寶坻勸農書》也是因為其曾在寶坻任職。由此可見，身份差異亦是早就明人多元農書觀的原因之一。

通過以上的討論，筆者雖然揭示了明人農書觀的多元性，但是也正是這種多元性使得筆者難以用一個精確的定義去形容明代的農書。其實，今人所編的諸種農書目錄亦沒有一個頗為準確的標準，他們對於農書的認定與選取也是充滿著矛盾的，請看：

表8 若干農書目錄分類表

通過我們前文的探討，以上諸種書目的分類幾乎都不能完全等同於明人的農書認識，例如《中國農書目錄彙編》將「博物類」方面的書籍也算作農書，而這在明人的農書觀中幾乎不見；又如《中國農學書錄》完全沒有收錄「荒政書」，而「荒政」恰恰是明人在撰寫農書時頗為關注的內容。因此，明代的農書，或者說明人觀念里的農書，應該有其自身的定義與分類體系。筆者總結全文，願作如下概括：明代農書，就是指明代農事書、農藝書與農政書，參考現代農書目錄的分類，大體可以分為農事書四類：時令占候、農具耕作、大田作物、蠶桑，農藝書五類：園藝作物、竹木茶、畜牧獸醫、水產、食品加工，農政書三類：田賦田制、農田水利、救荒賑災，此外書中內容囊括以上分類中兩項以上的可另闢一「綜合性」收錄，如此分為十三類。當然，以上這一定義與分類只是為了研究而「假名」的，筆者始終強調「多元性」或「複雜性」才是歷史的面目。

作者簡介：葛小寒，（1990年-），男，江蘇南京人，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博士生，主要從事農學史、社會經濟史研究。

排版by沐月（吳昊）

文章來自《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圖片均采自網路，感謝作者授權發布。此文與發表文略有不同，參考請參考期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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