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感傷為基調的一出悲喜劇——馬蒂·吉斯切內克專訪

馬蒂·吉斯切內克（Matti Geschonneck）比我想像的還要健談，往往是我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他總是能夠就電影和個人經歷聊上一會。應該是這部電影有他自己太多相似經歷的緣故吧。《光芒漸逝的年代》（In Times of Fading Light）是根據德國作家恩根·榮格（Eugen Ruge）的同名半自傳體暢銷小說改變的，作家的父親沃爾夫岡·榮格（Wolfgang Ruge）和電影中的角色庫特（Kurt）一樣，也是東德著名的歷史學家，更是當時體制內忠誠信仰的堅定維護者。不過，榮格自己是在1984年的時候（東西德合併之前）來到西德。小說原著作家的這段經歷在訪談中被導演馬蒂提起多次，「因為我自己的父親就是一個黨的老幹部，他也曾經在集中營關了六年。他很長壽，去世的時候已經102歲高齡。直到他去世的時候，他依舊堅定得秉持著社會主義理念。所以，你可以想像，我和父親在很多問題上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事實上，馬蒂比榮格更早，也就是在1978年的時候，他就來到了當時的西德。這些類似的經歷和相同的家庭背景，都促使導演將其改編成電影。「儘管我是在1978年就來到了西德，但我並不是有些人期待的就此開始一心批判之前的體制，我也不希望電影《光芒漸逝的年代》被人看作是對那個體制的一種清算。這不是我想要的。」

「很多人說這是一部政治題材電影，這點我不否認。《光芒漸逝的年代》是在陳述一段歷史，它嘗試著進入了德國歷史那段難以言說的一個階段。我是通過功勛老幹部威廉的女婿、歷史學家庫特作為目擊者，通過他貫穿起了這個家庭的變遷，然後通過祖孫四代人在那個特殊時期的經歷來反映當時人們精神狀態和情感的複雜性。因為有一點我深信不疑，只有重新回顧歷史，我們才能更容易理解當下。」

在東西德合併之後，處於前體制內前政府工作人員的家庭和生活成了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一般很少被提起，包括作家榮格和導演馬蒂的家庭都是如此。「所以電影表現的家庭生活不是一個普通人的家庭，而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家庭。而這樣的家庭相對而言複雜性更強，所以我不想只是簡單的用漫畫式的人物表達來實現。《光芒漸逝的年代》並沒有很強的戲劇性情節，它更像是一幅社會風俗畫；它不是由情節來推動的，而是通過翻開畫幅的方式來展現人物以及社會變遷。」

「看到小說時，這個故事讓我很感動，同時我也從中感受到了一種溫暖。小說中人物夏洛特（威廉的妻子），她拋棄了自己的家庭跟隨革命者威廉奮鬥一生，最後來到了東德，但是在之後的歲月里，她的寂寞，特別是我能感受到她最後去世時的寂寞，也許她是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離開的。所以，除了感動和溫暖之外，感傷是我這部電影里最重要的基調。與此同時，我又不希望這種感傷是一種完全負面的情緒，它還是存在著肯定人生的積極意義。」

除了馬蒂強調的落寞的「感傷」， 我提到了自己在觀影中感受到的幾段略帶喜劇色彩的橋段。馬蒂很開心得說這就是他希望實現的效果。雖然他覺得觀眾有時候聯想「太多」。他說觀眾會發現很多連電影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觀眾把自己生命中的部分經歷帶入到了電影中。這是我期待的，觀眾們進入了電影，然後有他自己的感悟。」

「東方佛教的禪宗中就有提及過，佛祖坐在河邊，看著河水流淌，河水就是生命本身，它兼容並蓄，有悲傷也有快樂。我的電影其實也是如此，感傷是最主要的基調，但是卻也充滿了希望。我感覺自己很幸運，在決定拍攝這部電影三年前，我先發現了能夠將這種複雜情緒充分表達的音樂，那就是俄羅斯作曲家Aram Khachaturian的Masquerade華爾茲舞曲，我把它放到了電影葬禮之後的尾聲。這是一部無與倫比的絕妙音樂，它本身就是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誕生的。那是1941年德國侵略前蘇聯，莫斯科圍城戰的前夕。原本舉行的音樂會也被迫中斷。我非常喜歡這段音樂，你在音樂中就能感受到悲傷和歡樂是並存的。我一直期待這樣的音樂，竟然讓我實現了。」

在原著小說中，榮格按照時間線索把四代人分階段（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進行敘述，同時用1989年10月1日這個生日慶典作為人物和情節的聚合點。「小說可以這樣描寫，但是電影藝術的表現形式就需要做一些設計。所以我直接就濃縮成了10月1日威廉生日那一天來表現。」

雖然電影描寫的發生在家庭聚會的一天里的生活場景，但是人物的複雜性依舊可以通過所有人物之間的對話和互動表現出來。特別是家族的第二代、歷史學家庫特更具有代表性。他的母親夏洛特拋夫棄子改嫁給了老共產黨員威廉，之後跟隨著他來到了東德；當時躊躇滿志希望反對納粹的他和兄弟一起登上了一輛開往錯誤方向的火車，結果在前蘇聯古拉格集中營一關就關了十年；對生活強烈不滿靠酗酒麻醉自己的妻子伊蓮娜；以及曾被自己和威廉寄予厚望現在卻放棄家庭學業逃亡西德的兒子薩沙（小說作家榮格原型）；當然，還有一個溫柔的情人，以及和兒媳婦不清不楚的曖昧關係。當馬蒂重新強調了電影中人物複雜性的時候，我也就勢提及了我的疑問。

「其實在當時的東德，擁有情人並不是一件道德敗壞的象徵，這或許是很多觀眾很難想像的。另外，就像我之前提及的，電影中的人物關係並不是我原創的，是根據原著小說改編的。小說本身就帶有很強的自傳性，很多人物都有著真實的生活原型。比如你可以把小說作家榮格就看成是電影中的薩沙，儘管他在電影中基本缺席。但是他又始終存在，而且具有很重要的意義。而榮格的父親就像電影中庫特的生活經歷一樣，在前蘇聯的古瓦格集中營被關了十年。」

始終缺席的薩沙的重要性，在生日宴席上尤為突出。當威廉的妻子、薩沙的奶奶夏洛特一直強調著「只有薩沙才能裝好這張餐桌」時，老威廉就是不信邪，在鄰居的幫助下他裝好了桌子。但是沒過多久，家族的第四代、薩沙的兒子馬庫斯在試圖靠在桌邊拿食物時，桌子塌了。這個場景被很多觀眾都認為是一個隱喻。「這應該是作家小說中想要表達的，我覺得確實存在這種理解。雖然我自己在拍攝電影中並沒有考慮過這個場景背後的隱喻，但是第三代人去了西德，第四代人最終成了壓倒這個桌子（體系）的最後一根稻草。我覺得確實存在這種聯繫。」

「還有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還有人提到了夏洛特床邊的《安娜·卡列尼娜》小說也是一個隱喻。夏洛特為何會讀《安娜·卡列尼娜》？是不是因為她原本是一位資產階級女性，後來愛上了革命者；而現在卻在慢慢毒死他。她看這本小說，也是因為這本小說本身就是一部資產階級社會批判小說？其實，我們在拍攝電影三個月前決定的還是狄更斯的《霧都孤兒》。我並沒有觀眾所解讀的這種深意，只是給電影中的人設一本符合實際需要的場景道具。觀眾們的過分解讀有時候並不見得是創作者們的那時那刻的真實想法。」

另外有一點觀眾們可能相對注意較少的就是，導演其實在電影中特別希望表現出當時政治時勢下蘇聯當時對於前東德整個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現在重新回顧下電影，確實在很多場景設計和人物對話中 。

時勢變遷對於普通人生活的影響在《光芒漸逝的年代》中以一種感傷的情緒滲透其中，但是馬蒂還是強調了這種感傷也是他個人最真實的一種體會。同時它不存在簡單的單一意義指向，不是簡單的是還是不是，對還是錯。清晰得表達這種感傷是他拍攝電影非常重要的一個動機。但與此同時，他認為這部電影更適合用「悲喜劇」來稱呼它。馬蒂指出，在描寫相似時代背景的電影中，《再見，列寧》是一部已經成為經典的作品，和它相比，《光芒漸逝的年代》相對來說更讓觀眾扎心。「我並不是通過這部電影懷念過去的那個時代，但是傷痛和愛情一直存在這部電影裡面，也是構成電影非常重要的主體。我們可以懷念過去的愛情，但是不意味著就是懷念過去的時代。」其實，就筆者看來，《光芒漸逝的年代》比《再見，列寧》更勇敢一些，畢竟，導演沒有嘗試去掩飾，而是通過勇敢的直面時代的劇變。薩沙去了東德 ，在這個微妙特殊的時期，剩下的所有人都需要面對和思考。

「電影展現的故事是東西德確定合併前一個月時間，雖然我們現在都知道當時一個月之後發生了什麼，可是故事裡的人物是不知道的。所以作為導演，我需要非常謹慎得把握好這個尺度，把當時人物對於略顯跡象但又帶有強烈不確定性的未知未來的微妙感覺表現出來。」

旅居丹麥，深度影迷分子，曾代表網易、新浪和騰訊參加過戛納和威尼斯電影節，也曾為國內多家媒體雜誌提供電影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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