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唐朝為什麼衰亡？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五十九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盛衰關鍵固在安史之亂，但導致安史之亂又自有其遠因，其最主要者即為太宗的征高麗。征高麗之役始自貞觀十九年（645 A．D．），到高宗總章元年（668 A．D．）才完全結束，前後長達二十三年之久。雖然終獲勝利，但國力消耗極大，實屬得不償失，尤其導致府兵制的破壞，造成軍事人力的缺乏，不僅必須召募胡兵，而更容許胡將得以握掌軍權。

高麗距離中國核心地區（關中）較遠，不能為中國大患；唐若征討高麗則確為勞師伐遠。不僅路程遙遠，而且必須經過遼澤，一到雨季「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註：資治通監卷一九七，唐紀太宗貞觀十九年。]兼以「遼左早寒，草枯泉凍，士馬難久留」。[註：資治通監卷一九八，唐紀太宗貞觀十九年。]在此種情況之下，唐軍利在速戰速決，但高麗國險民附，善於守城，凡不能守之地皆自動放棄，能守者則堅壁固守。例如唐軍圍安市時，「城中人堅守不動，三月不能克」，[註：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於是曠日持久，太宗終以「倉儲無幾，士卒寒凍，乃詔班師」。[註：同前注。]

出師遼東既已無功，唯一途徑厥為改由海道進攻，但這必須先取百濟（高麗與國）以為基地，而又有賴於新羅之合作。此時新羅已降唐，惟太宗不欲渡海，遂暫停行動。高宗即位，決心改變戰略，海陸並進，先平百濟，然後終於擊敗高麗。

太宗英明之主，深通戰略，應有理性，不至於好大喜功，然則他為何要勞民傷財，為此不急之務。雖然他曾說：「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齣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仇。」[註：資治通監卷一九七，唐紀太宗貞觀十九年。]但這似乎只是一種宣傳號召，而並非戰略理由。從戰略觀點來看，太宗的征高麗似與天可汗制的建立有相當微妙的關係。自建此制之後，中國西北疆即能大致平安，而國威也大張。高麗本不在此體系之內，但恃強經常侵略其鄰國新羅（唐之盟邦），後者遂向唐求援。唐若不出兵，膺懲高麗，則勢將影響其作為盟主的威望，並間接減弱天可汗制的功效，而使精心設計的集體安全體系受到嚴重打擊。因此，太宗才會決心東征。

但師老無功之後，遂又對唐帝國造成兩難問題。若自動放棄，則必然影響威望，引起其他外夷的輕視，於是天可汗制也自難維持。反而言之，若繼續增強軍事行動，最後雖終能獲勝，但對國家的實質損失將難以估計。最後，唐太宗及其子高宗還是決心貫徹東征高麗的行動。高麗既服，唐之國威也就達到最高峰，但不幸的後果也接踵而來。

從太宗親征高麗起，到高宗滅高麗後又在上元一年（675 A．D．）平新羅內亂為止，前後三十年不斷用兵於朝鮮半島。在新羅亂平後第二年，即高宗儀鳳元年，唐自動將安東都護府由平壤撤回遼東，其原因是西北面發生了大變化，國家安全受到新威脅。

為維護西北的安全，唐自貞觀以來即已部署完整的防禦系統：（一）於今甘肅沿河西各郡分置兵府軍鎮；（二）於今新疆天山北路之迪化，設北庭都護府。並置瀚海、清海等軍，於天山南路之庫車，設安西都護府，並設焉耆、和闐、龜茲、疏勒四鎮；（三）於西突厥舊地之碎葉川建碎葉城扼守國際交通要道。整個系統以北庭、安西二都護府轄區為第一線，而以河西州郡為第二線。其整個戰略觀念可套用清季左宗棠的說法：「重西域即所以保河西，保河西即所以衛關中。」[註：左宗棠之語為「重新疆即所以保蒙古，保蒙古即所以衛京師」。]自太宗到高宗，此種軍事戰略對外交戰略（即天可汗制）的維持都頗有貢獻。

但當唐室把注意力幾乎完全投在朝鮮半島上之際，西面的吐蕃遂乘機崛起。因此遂不能不自東北撤退。到調露元年（679 A．D．）單于大叛亂髮生，東突厥復興。而西突厥十姓可汗也與吐蕃連兵攻擊安西，西域淪陷，於是唐軍陷於三面攻擊之中，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劍南都同時告急。唐室決定縮短防線，把安西都護府從龜茲撤退到西州。

武后長壽二年（692 A．D．）王孝傑擊敗吐蕃，收復安西四鎮。於是朝廷由於是否把安西都護府遷回龜茲的問題而引發戰略大辯論。從戰略思想史的觀點來看，這次辯論的內容是很有評述的價值。

反對派以中書令（宰相）狄仁傑為代表。他認為：「今日之土宇過於周漢前朝遠矣，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亦所以失天心也」。他強調說明：

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根本一搖，憂患不淺。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

他王張採取守勢戰略：

莫若聚軍實，畜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御客，則我得其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吐蕃及東突厥）不擊而服。[註：唐會要卷七十三，安西都護府條。]

持不同意見者則可以右史崔融為代表。他基於戰略考慮強調四鎮駐軍與河西安全具有不可分的關係。

四鎮無守則狂寇益贍，必兵加西域。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動，自然威臨南羌（吐蕃）。南羌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不敉矣。方須命將出師，興役動眾。向之所得，今之所勞；向之所勞，今之所逸……今若拔之（撤出四鎮），是棄已成之功，忘久長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前車者後事之師。[註：同前注。]

這兩派的意見雖各有短長，很難定論，但武后基於國家安全的長程考慮，還是採取了崔融的意見而把安西都護府遷回龜茲，並繼續維持西域的駐軍，唐初國威鼎盛，而邊境駐軍卻很少，僅只構成一種薄弱的警防系統而已。若必須用武則由內地派遣遠征軍（所謂行軍），勝利後即撤回。不料以後，遠征高麗，師老無功，而西北邊患又日益嚴重，結果不僅部隊損失重大，而且更把大量兵力長期留駐在邊區。於是誠如孫子所云：「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府兵制的設計本是為了應付短期的戰爭，其優點為能迅速動員大量人力，並把後勤需要減至最低限度。於是唐軍遂可憑藉數量優勢和旺盛士氣、精練戰技，再加上高明的戰爭指導，而迅速贏得殲滅戰。此種短期戰爭不僅消耗不大，還能激勵士氣，培養國民的尚武愛國精神，而且戰爭的勝利還會使兵員獲得物質利益，所以人民勇於從軍。史稱：「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嘆鬱悒」。[註：資治通監卷一九七，唐紀太宗貞觀十九年。]

但長期戰爭和長期戍邊卻與府兵制的根本精神違背。戰爭的消耗日益增大，而戰爭的利益則日益減少。於是人民開始以兵役為苦，紛紛逃亡。其最後的結果則為府兵制的完全破壞。開元十一年（723 A．D．）改行募兵制，用長期服役的傭兵代替府兵，稱之為獷騎。

玄宗時，唐朝國內安富，對外經營益趨積極，設置十節度經略使，其全部兵額多達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這是由於開邊太廣，邊兵遂不得下增之故。此時全國兵額也只有五十七萬人，可以明顯表示外重內輕，全面國防已經喪失平衡。而這樣多的兵員，已經無法完全由漢人來充當，所以召募胡兵遂成進一步的後果。同時，坐養如此大量的軍隊，在經濟上自為沉重的負擔，而最後的結果即為全國經濟的衰退。所以到此時，大唐帝國已經是外強中乾，只等著安祿山來替它敲響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