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馬克斯·韋伯「打工」很值得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

我的親友當中甚至有人叫我韋仔——韋伯的打工仔。當然，這個說法很不嚴肅。我是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閱讀韋伯的《新舊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讀完之後覺得有一種史無前例的感覺。我自己最大的益處是，韋伯這個人不是意識形態專家，他不是純思辨的理論專家，也不是教條專家，他是個問題專家。不管他是學術還是政治問題，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的問題，也不管是前現代、現代還是後現代的問題，他總是把眼珠子盯著那個問題分析、論證、思考，這和很多思想大師不同的地方。他的方法論與許多人不同，有多元因果的手段，啟發性特彆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