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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歷史提醒我們回望來路,心懷謙卑敬畏 | 專訪海洋史學者林肯·佩恩

原標題:海洋的歷史提醒我們回望來路,心懷謙卑敬畏 | 專訪海洋史學者林肯·佩恩



在那本著名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作者賈雷德·戴蒙德用了不足1頁的篇幅來描述「航海技術」。


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白鯨記》被視為文學史經典之作,書中意志堅定、聰明自大的船長亞哈乘坐裴廓德號從紐約東岸出發,從南大西洋途徑非洲南端,進入印度洋、太平洋,追捕一頭名叫莫比·迪克的白色抹香鯨。


歷史書上說,希臘人是海洋民族,而羅馬人是非海洋民族。

歷史書上還說,中國國土遼闊,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再加上從1840年開始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總體而言中國是個非海洋國家。


以上四種看法,在美國海洋史學者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看來,分別代表著世界史研究里長久以來的四大偏見:陸地中心主義視角、歐洲中心主義視角、對於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的劃分,以及以國土疆界為中心的海洋研究方法。


扭轉這些偏見的辦法簡單到令人驚訝:我們只需將目光的焦點從陸地轉向海洋,從堅實的國土疆界轉向一片片海域,從政策制定者轉向一個個具體實在的個體——這就是林肯·佩恩試圖在《海洋與文明:世界海洋史》(The Sea and Civilization: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一書中試圖向我們傳達的觀點。



《海洋與文明》作者林肯·佩恩


為何要創作一本海洋文明史?這一想法萌生於林肯·佩恩1997年出版的處女作《世界船舶歷史百科全書》(Ships of the World: An Historical Encyclopedia),此書是對他童年以來就一直感興趣的船舶的系統梳理。光看書名,就知道這是一本野心勃勃的大作。林肯收集了1000艘世界各地不同尺寸和類型的重要船隻,為每一艘船配上短文,描述它們的物理特性、結構以及歷史。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他逐漸勾勒出了世界海洋文明的框架,並萌生了一個想法:創作一本真正的講述世界海洋文明的著作。2004年,他和出版社簽約,之後花了八年時間研究、閱讀和寫作。2013年,這部野心勃勃的《海洋與文明》正式與讀者見面。2017年4月,該書中文版面市。


在林肯看來,回顧人類歷史時將視線從陸地轉向海洋大有裨益,通過討論「船隻運載的人、人們的文化和物質創造、農作物、獸群、人們之間的衝突與偏見、人們對未來的期望以及對過去的記憶」,我們會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有更加清晰和完善的認識。而在討論海洋史時,跳出歐洲中心主義的窠臼也會讓我們受益匪淺,讓我們知道除了殖民、開拓、大規模遠距離的海上航行之外,其他地區的人還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與海洋產生關聯。與此同時,我們也會對祖先多一份敬畏。在多年之前,正是他們敢於探索未知的勇氣和精湛的航行技藝,讓人類踏上遷徙的征途,讓文明開始溝通,讓世界開始轉動。


日前,林肯·佩恩來到中國。藉此機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對他進行了專訪。在訪談中,林肯和我們分享了他的寫作思路、傳統意義上海洋研究存在的主導範式及其問題所在,以及傳統航海技藝的失落和保存。



《海洋與文明》

[美]林肯·佩恩 著 陳建軍、羅燚英 譯


後浪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訪談



寫海洋史除了依靠史料,


還要依靠文學


界面文化:《海洋與文明》從大洋洲開始講起,為什麼選擇這個起點?


林肯·佩恩:因為這是最說得通的一個起點。在我開始寫這本書的前六年中,第一章其實一直都被放在第十二章或十三章的位置上。我的想法是把之前的事情都放在一邊,先聚焦歐洲人進入大洋洲,再著手寫背景故事。我不喜歡這個架構,原因之一在於它非常歐洲中心主義,於是我想,為什麼我不先寫大洋洲?雖然大洋洲在傳統意義上和世界其他部分孤立,但是大洋洲各個島上的人們卻能夠到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這就為航海技術打下了基礎。他們跟著鳥類魚類,閱讀天象,這些都是遠距離航海的概觀。而當我寫後面的章節時,我就不需要再解釋一遍了。


界面文化:要書寫關於某一事物的世界歷史從來都並非易事,對你而言,這本書始於何處,你又是如何將繁雜的材料梳理歸類的?

林肯·佩恩:這是一項耗時耗力的工作。我對想表達的主要觀點有個大概想法,但當著手寫作時,我花了很多時間探索圖書館,成書中很大一部分內容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可以使用哥大圖書館,我在紐約還有一個暫住地。所以在那六個月里,我反覆去圖書館,複印了大量資料帶回家。我瀏覽了海量的研究資料,關於這本書的組織架構我有一個大方向上的想法,就是按照地理區域和地質情況來組織。但說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比如關於中國的章節,當我著手查資料才發現我對中國一無所知。我之前對中國造船技術有一點兒了解,但不多,而我對中國的朝代歷史和中國帝國的擴張更迭更是一無所知。對於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因此對我而言,要學習的知識太多了。



貝葉掛毯上描繪的造船場景,講述了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政府英格蘭並奪取王位的故事。圖片為《海洋與文明》一書插圖,出版社授權使用。


我清楚自己每一章想要聚焦的一些元素,最重要的是貿易、交流和移民——這是我們能夠從海洋歷史中學到的最寶貴的東西。但除此之外,我也需要了解航海技術,比如能夠接觸到造船行業的人群、造船材料的來源等等。幾千年來,中國的船隻都是由國內的木材製造的,但在現代早期,木材告急,因此他們需要在泰國造船。諸如此類的知識,都是我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需要閱讀、吸收和掌握的。除了上述這些知識之外,我還需要了解法律,比如領土法和國際法等等。


此外,對於很多國家的很多歷史階段,你沒辦法依靠檔案資料和史書獲得,就只能依靠文學。歐洲傳統中一個經典的文本是荷馬的《奧德賽》,在幾百年中,《奧德賽》都被認為是杜撰的、是荷馬的想像,後來德國考古學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發現了特洛伊城。在我看來,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極具解放意義的瞬間——從此以後我們可以說,在那些沒有歷史記載的地區,文學確實為歷史提供了一扇極具價值的窗口。我閱讀了大量詩歌、史詩和小說,藉此一窺當時的海洋生活。


界面文化:以海洋文明為主題的作品近年來很多嗎?


林肯·佩恩:是的,尤其是在現代。幾年前我做過一個非英語海洋文學的講座,因為我發現,美英等國的海洋文學課程內容一般是荷馬史詩加上英美作家的作品,而這種課程設置存在問題。首先,它忽視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及其歷史。如果我們讀讀那些文學史上與海洋相關的偉大作品,比如梅爾維爾和康拉德,就會發現它們傳達的是一種單調的海洋文學視角,因為他們描寫的是在海上航行的人們,路途遙遠,時間漫長。但對於世界歷史上的大部分人來說,人們沒有機會花那麼長時間出海。除了航行以外,我的講座還涉及了人們和海洋之間其他形式的關聯,比如漁業和沿海的小生意人等等,這是對於海洋文明的更加細緻入微的考察。


歷史複雜,歐洲中心


簡單二分毫無裨益


界面文化:在書的序言里,你提到之前的海洋研究有一些範式,具體指是什麼?這些範式是否曾發生什麼變化?

林肯·佩恩:和剛才說的文學一樣,海洋研究里一個十分經典的範式就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研究,即最重要的是了解過去五百年的海洋歷史,因為這和歐洲擴張、殖民行為以及歐洲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相關。在這個歐洲中心主義的氛圍中,歐美人十分自豪,並熱衷於推廣自己的歷史。但實際上,這個假設雖然是可以理解的——考慮到英國從十九世紀以來就擁有最大規模的海軍,但並不正確。


我發現一個很滑稽的事情:美國數一數二的海洋理論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1890年代寫了一本《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內容基本是關於英國和法國的。固然有趣,但我們無法得知任何關於其他海洋衝突的知識,而實際上這樣的衝突有很多。他總結歸納了很多在他看來適用於英國的特點,並嘗試將其應用到美國,他還大談國民性格、兩個國家的相似性以及英美的國土形狀。但我們只需要看看地圖,就知道美國和英國完全不像。他的假設讓人困惑,觀點和當下並無相關,但他仍然是美國海洋政策方面的明星。因此我認為,在海洋研究的領域有許多人們既已接受的範式,因為人總是天性懶惰,不願意重新思考和獨立思考。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


界面文化:在你看來,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史學研究里的歐洲中心主義?


林肯·佩恩:我認為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和書寫歷史的方式有關係。西方一直在呼喚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和歷史書寫方法,為創新而創新,有些很棒,也有一些不太好。當然也很多歐洲學者創作了極其重要的先鋒著作,試圖用西方材料闡釋亞洲歷史。我十分幸運地和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著名漢學家、華僑史研究專家)共事了十年,他利用荷蘭在巴達維亞(印尼首都和最大商港雅加達的舊名)、日本長崎和中國的貿易記錄,來理解印尼及中日的貿易歷史,並做了很多關於廈門的研究。今年他會出版一本新書,他翻譯了一本寫於1793年的巴達維亞的中文編年史,這是在巴達維亞最早的中國歷史。這本書關注到了當時在印尼的中國社群,比當地的荷蘭人要多很多。所以,其實有很多歐洲和亞洲學者在用非歐洲中心主義的眼光來研究亞洲歷史,儘管有時候由於條件所限,他們仍需依靠歐洲的材料。



約翰·布魯恩的《從厄勒海峽眺望克隆堡宮》(1739年)。厄勒海峽是丹麥和瑞典之間一條狹窄的海峽,所有過往船隻都必須支付通行費,這裡處于丹麥國王(身居畫面中央的王宮中)的監管之下。圖片為《海洋與文明》一書插圖,經出版社授權使用。


界面文化:除了歐洲中心主義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經典假設嗎?


林肯·佩恩:另一個經典假設是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之分。傳統意義上最經典的例子,就是羅馬人是非海洋民族而希臘人是海洋民族,美國人是海洋民族而中國是非海洋民族。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希臘歷史,就會發現希臘的哲學家討厭海洋和貿易,他們說要在遠離海岸十英里的地方建立城市,這樣外國人就不會來污染我們的思想和宗教,也不會帶來外來的貨物和語言。

相反地,羅馬人和海洋實際上有一種十分密切的關係,羅馬在地中海成為一個帝國是因為海權,而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軍隊。類似地,如果在21世紀審視世界,看看中國再看看英國,我們會發現,英國不再是一個強大的海洋力量了,反而中國在海權方面日益強大。因此,這種簡單粗暴的分類對任何想深入思考的人來說都毫無益處,它不會告訴你世界之所是,對於過去的虛假理解和對於當下的片面理解都不可取。歷史的價值在於為「我們是誰」這一問題提供更加細緻入微的理解。


界面文化:在序言中,你也提到了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和他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在重塑海洋研究範式這個問題上,他是一個重要人物嗎?


林肯·佩恩:我認為他極其重要。他寫的是地中海地區,並且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歷史階段即16世紀後半期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在位期間,有非常具體的視角(從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狀況到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狀況和文化生活,最後到政治史),那時候人們嘗試遷徙到世界的其他角落,但最後以失敗告終。布羅代爾思考歷史的方式,尤其是他關於歷史事件、關鍵歷史時刻的思考非常有價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框架。但我也不認為我們要一直受限於這些框架,而應該持續挑戰這些框架,想出屬於自己的研究框架。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 著 唐家龍、曾培歌、吳模信 譯


商務印書館 2017年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布羅代爾在自己的研究中消解了國家邊界,這也是從海洋文明的角度研究歷史的一個好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那些邊界消失後,我們能夠逐漸了解不同個體是如何相互交流溝通的,這一點對中國來說十分重要。中國通常被認為是總體上對海洋不太感興趣的國家,但當我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指的是一種官方態度,這並不代表個體對海洋不感興趣。中國一直有豐富的海洋傳統和文化,只是這些傳統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罷了。所以我認為,從布羅代爾的角度來閱讀歷史,有利於我們擺脫國家的至高無上性。這是好事,因為參與航海事業的並不僅僅是國家,也有具體的人。


界面文化:這種國家邊界的消解是否也極好地駁斥了陸地中心主義?


林肯·佩恩:沒錯。我喜歡海洋視角的原因,是國界消失之後,我們需要考慮連接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海上貿易。這樣一來,我們聚焦的是真正的海洋元素,而非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力角逐,這是一種極其寶貴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歷史不僅僅是偉人的歷史,也是許多在不同層次上運轉的個體的歷史。我們不能忽視政府和國家,但它們不是最重要的元素,只需放在背景中。

回看海洋歷史,


向祖先的努力和成就致敬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你在《海洋與文明》一書中格外關注造船技術和造船業,這是和你之前關於船舶的那本書有關嗎?


林肯·佩恩:因為寫第一本書,我在造船方面確實累積了很多相關知識,但拋開這個原因,造船技術和造船業本來就是這本書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人們所在的地區和所處的歷史階段決定了他們能夠製造出什麼樣的船隻。


比如在北極,因沒有尺寸合適的木材,人們想出海就只能用動物皮造皮筏。如果你所能依靠的僅僅是皮筏,那麼不管皮筏是多麼優雅多麼可靠,這個地區也不會發展出強大的海洋力量。與此同時,如果要進入北極地區,那麼相較於其他體型較大的木船,皮筏可能是個更好的選擇。造船業對於任何類型的海洋史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但我們也不能只討論造船業,而應該將其置於更宏大的背景下,否則就只是某種技術手冊了。所以,即便我認為造船業十分有趣和重要,也不會拘泥於其中的細節。我嘗試傳達給讀者的,是我認為在其他學者關於造船業的討論中最為重要的方面,以及造船業的一些重大改變。



傳統愛斯基摩皮筏


界面文化:我還注意到你沒有把這本書局限在海洋的範圍,也涉及了淡水。


林肯·佩恩:從技術和詞源學上來說,海洋是和鹹水相關的。但《海洋與文明》一書中討論的是世界上範圍內可航行的水域,內陸水域也是和更廣闊的水域相連接的。這在中國尤為明顯,我們能夠看到在中國的河流、湖泊和運河中的海洋事業的發展,運河在中國海洋專業知識和航行知識的發展上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中國,不同河流中的不同船舶適應了不同的水域和環境,因此長江和黃河上的船肯定是不同的,長江上游的船和下游的船也不一樣。


界面文化:從方法上來看,除了查閱檔案、書籍等文字形式之外,物件對你的資料收集來說是重要的嗎?對於一些沒有文字的地區和國家來說,你會如何進行材料收集?

林肯·佩恩:這確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是對於大洋洲來說。在3500年的歷史進程中,太平洋島嶼的移民問題是沒有書面記錄留存的,我必須依靠考古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線索。我最喜歡的一個例子,是印度尼西亞東部弗洛雷斯島的多博部落發現的一隻青銅船隻模型,有兩千年歷史,我甚至沒法給它拍照,因為它被到現在仍被視為一件宗教聖物。但這恰恰證明了這個社會中文化傳統的持久性,也證明了航行對於他們的重要性。尋找物件對於沒有文字記錄的人群和社會十分重要,對於有文字記錄的社會來說也同樣重要,比如中國的「南海一號」(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絲綢之路向外運送瓷器時失事沉沒的木質古沉船),那些物件讓人們注意到貿易曾經散發的活力,擁抱原始的文字記載。



在印度尼西亞東部的弗洛雷斯島上的多博部落發現的青銅船隻模型(1世紀),似乎是一艘遠航的戰艦。圖片為《海洋與文明》一書插圖,出版社授權使用。


界面文化:縱觀海洋文明的發展歷程,我們看到了技術的進步和一些傳統技藝的失落,對此你怎麼看?


林肯·佩恩:以航海技術為例,在我們當下生活的世界中使用最好的技術,對於商業、工業來說都是最佳選擇。但對水手來說,了解傳統的航海技術十分重要,不能百分百依賴如今的電子電路。


我認為我們不僅要知道傳統技藝,更要保存它們。了解傳統技藝——不論是造船方面還是航海方面,不僅能夠讓我們回顧幾千年前人類的處理方式,也能幫我們向自然環境表達尊重,最後,這也是在向我們的祖先付出的極大努力和取得的極大成就致敬。想像一下,三千年前,他們不了解環繞四周的水域、不了解水域之外是否有陸地,也不知世界上是否還有其他人,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航行於大海上,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非凡成就。在當下,我們很容易因為科技的進步和新生事物的發明而得意自鳴,而回看海洋歷史是一種絕佳的方式,它提醒我們回望來時的路,看看祖先為我們做了什麼,提醒我們保持謙卑和敬畏。


■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傅適野,編輯:黃月、侯潔瑩,《海洋與文明》一書插圖均由出版社授權使用,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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