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自序

原標題：【新書推薦】《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自序

《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自序

瞿駿 |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一部中國近代史常讓我們有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這源於我們總是也只能通過前人留存的文字、實物和言語的「碎片」來感受歷史和認識歷史。中國近代史相較之前的中國史，碎片恰恰留得特別多。

這好比一幅高難度的拼圖遊戲，治近代史者面對的是從史料魔盒中傾泄而出的海量碎片，因此若無關節之言來定位之，統攝之，我們將經常看到錯亂之圖與失真之圖。而本書選擇的關節之言是「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

談「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並非是說在近代中國轉型中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變遷不重要，相反在紛繁的歷史過程之中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變數。

不過對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視乃至迷信確實是近代中國轉型中的一個顯著特色。梁啟超即指出：「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杜亞泉則發現「吾國歷史上內部之戰亂，究其最重之原因，則關係經濟者居多」。但到了近代與西洋思想相接觸後，多演變為國民思想之衝突，由此產生的現象是近代中國「少數維新之士」 總是試圖憑藉「先進」的思想來攪動不那麼「先進」的社會，而且還經常效果顯著。

1903年夏曾佑在《中外日報》上撰《論新黨之將來》一文，把「逐滿黨」和「立憲黨」放在一起批評，說他們「觀其舉動，則空言而止」——演說是空言！出報是空言！著書是空言！發電是空言！與反對者大哄也是空言！而且「終日所言，皆歐美、日本之粗跡，而於己國之歷史之往事，社會之現情，瞠乎未之有睹，而且不屑道之」。可是到1912年，在袁世凱的奏疏里，這些在夏氏看來植根於「歐美、日本之粗跡」的「空言」卻著實不空，變成了「人心由學說而定，莫可挽回者！」

從夏曾佑眼中新黨因咄咄「空言」而未來無望，到清廷因「人心由學說而定」而黯然遜位，其間距離不過九年，但「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的力量已昭然若揭。

1912年後各路人物仍然在不斷闡釋演繹著這種似乎無所匹敵的力量。梁啟超就說辛亥革命「由表面觀之則政治革命、種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則思想革命，實其原動力也。蓋數千年公共之信條，將次第破棄，而數千年社會組織之基礎，將翻根柢而動搖」。

李大釗則指出：

吾嘗遠繙歷史之陳案，近窺世局之潮流，見夫興亡倏忽，文運變遷，世主傾頹，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緣，罔弗基於人類思想之變化，思想之醞釀，遂為一時之勢力。表示此勢力者，無問其為一人物為一制度，均不過一時民眾思想之代表而已。羅馬帝國之陵夷，亞拉伯帝國之建設，自外象觀之，或由外敵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顛覆，而其真因，實在國民思想之變化耳。即如吾國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覯，平心論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民軍不過一旅之眾，而黃鶴樓頭，一呼百應，謂非由於國民思想之變化而何也？

孫中山談五四運動會特別說到：「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戴季陶更是斬釘截鐵地說：「一個時代的革命，他事實上的表現，一定是以革命的要求作前驅。革命的要求常常是以思想的革命為表現。所以，無論在那一國，那一個時代，一個大革命出現之先，一定有一個新舊思想戰的時代」。即使到了梁啟超寫《歐遊心影錄》的時候，他看似對當年自己極度認同的「歐美、日本之粗跡」有深切的反思和重新的評價，但對一般意義上的「思想解放」仍信心十足，說：

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變了離經叛道。我說，這個全屬杞憂。若使不是經不是道，離他叛他不是應該嗎？若使果是經，果是道，那麼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紅爐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評攻擊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評擁護他，經一番刮垢磨光，越發顯出他真價。倘若對於某家學說不許人批評，倒像是某家學說經不起批評了。所以我奉勸國中老師宿儒，千萬不必因此著急，任憑青年縱極他的思想力，對於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就是鬧得過火，有些「非堯舜、薄湯武」，也不要緊。

但如果「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僅僅是有無與倫比的力量，近代中國隨著思想文化之潮流浩浩蕩蕩，心無旁騖地向前奔去，人們特別是讀書人就不會有「兩頭不到岸」的過渡時代的感覺。這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說的「衝決網羅若真的如此容易，青年們的激進化潮流反而不易如此洪猛，當時青年的處境和心緒卻是用另一個詞形容反更為妥協，那就是進退失據」。「進退失據」說的是近代中國一方面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蓬然而起，看似莫可匹敵，但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再如何強大，總要遭遇那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條件」。當那些條件與思想文化的力量相碰撞，遂在近代中國轉型中表現為以下多重具有相當緊張性的歷史面相：

第一，中國是一個「老社會」，「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帶來的是「新環境」。這「老社會」在「新環境」的刺激下不變是不可能的，但要讓「老社會」徹底變化也是不可能的，於是近代中國就變成了「半吊子」的老社會與「不完全」 的新環境並行的「中國」，此正如梁漱溟所言：「舊秩序既以不容於新意識被排而去，而新秩序顯又以缺乏新事實而安立不起來」。

而且這個「老社會」不是個小地方，她是一個大中國，有極其廣袤的疆域，數量眾多的民族和數億的人口。這一疆域、民族、人口的基本面在清乾隆時代就已確定，「傳統的管理方法和傳統的知識都不可能完全應對（乾隆時代）新的問題，由於人口的增加，原來的人類生活、生產方式已經不能養活那麼多人了，所以，應該採用另外一些生產方法」。其實何止是生活方式和生產方法，在生活和生產發生了大變化的背景下，乾嘉以降中國的文化傳統也因疆域、民族、人口等基本面的變化而更加成為一個「巨大複雜、學派林立、彼此競爭的思想天地」。當這個「思想天地」與西方遭遇時，兩個「龐大的，變動不居的，疑竇叢生的人類實踐區域」的互動就開始了，並長久持續著，在此過程中血淚與希望共生，困窘與新路並存。

第二，近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的來源之多樣和路徑之繁雜常令人目不暇接。陳獨秀曾提醒張君勱注意「各種新思想都有各種事實為他所以發生的背景」。這個「各種事實」和「各種新思想」正是「轉型時代」的基本底色。戴季陶在《世界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的適應》一文里就充分描述了影響中國的世界時代精神的「各種各樣」與民族適應的「無所適從」：

中國人今天大家都有一點覺悟了，都曉得特權主義、國粹主義是死人墳里的殉葬物，一切的生活問題靠他是不能解決的了。大家都在若有識，若無識的當中隨著世界的新潮走。這個當口，恰被一個向右轉的德謨克拉西，向左轉的梭霞里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渦里，漩到頭眼昏花。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別不出來。好容易有聰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點上發現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來，以為這是一條可以走的路了，誰知剛上了路，就看見前途橫著幾條分歧的大路。向那一條走好呢？法國人向那裡去了，英國人向那裡去了，德國人、俄國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顧得東來顧不得西，可憐這睡眼朦朧的中國人，竟變成一個中心無主的迷路兒了。

更弔詭的是由於思想與文化的來源之多和路徑之繁，尋找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後的中間「定點」和最後「終點」竟幾乎成一不可能的任務，正如李大釗所言：「宇宙進化的大路，只是一個健行不息的長流」，於是革命和運動的本身就漸漸成為了其目的，「在革命中是沒有靜止狀態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滿足於最初一度達到的目標而進行自我剋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新思想和新文化一方面似乎做到了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日新月異；但另一方面其實質卻已被命定地掏空，處於隨在隨滅、初新即舊，方生方死的狀態，「覺悟者」能留下的大概只有懷疑的態度。蔣夢麟即說：「他們講思想革命的人，不但對於遺傳的或『舶來』的思想抱一種懷疑的態度，對於自己的思想行動也是如此。」這話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思想革命」究竟革出了什麼？「文化運動」到底動出了什麼？杜亞泉就曾指出：「態度非思想，思想非態度，謂思想是態度，猶之謂鹿是馬耳」。這種「指鹿為馬」恐怕非蔣夢麟等有意為之，而是蘊藏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內部的結構性矛盾里。

第三，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的背後隱含著的共同背景是近代讀書人對於「變化速度」的渴望。1919年梁啟超曾勸導讀書人「天下事是急不來的，總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但這話正倒映出大多數讀書人的「急迫」來。這種「急迫」一方面體現在實際歷史過程之中，與歐洲相比，其兩三百年的變化過程我們經常用幾十年甚至十幾年就走完了。「速成」雖未必「濫造」，但總留下了不少「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的痕迹。另一方面則表現在心態上，如蔡元培所說讀書人常「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他的極端的主義」。

我們之所以要重視讀書人對「變化速度」的渴望是因為這一背景如被置換，「轉型時代」的很多問題大概就很難構建。比如「文化運動」究竟應該是重視「提高」還是著眼於「普及」。若讀書人感到時間充裕，其實都可慢慢做去。但在「時不我待」的狀態下就面臨兩難的選擇。又如革命與改良的爭論，「智識」是否罪惡等問題都與這一背景密切相關

第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從來不僅僅關乎思想與文化。其有力量很多時候恰恰是因為思想文化可以「使用」，可以成為工具，可以成為「護符」。杜亞泉就特別指出新舊思想之爭實際上是「利慾」與「意氣」之爭！由此不禁讓我們想到列寧的話，「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麼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這段話提醒我們思想文化的本身，思想文化的「使用」和其「使用」後的結果都應平等地視作為歷史之事實。它們之間的聯繫有時是順理成章的，有時是旁逸斜出的，有時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有時甚至是出乎意料的，但正是這些似乎並不圓融合洽的聯繫正構成了「近代中國」的大歷史。

以上是從「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的角度出發為近代中國轉型之大舞台做的一個簡單剪影，卻已經能看出其無與倫比的複雜性和豐富性。這一方面讓我們面對這段歷史常生無力之感，研究它實在是一條荊棘滿布的困難之路，但另一方面這也構成了這段歷史的獨特魅力所在，所謂牽纏往複、曲徑通幽、柳暗花明、福禍相倚均在其中有充分的展現，我寫作這本書的長久動力即在於此。在交代全書的結構之前，有幾點先需要向讀者說明

第一，本書的焦點在張灝討論的1895—1928年這三十多年的「轉型時代」。關於「轉型時代」，前賢多有佳作，可謂精彩紛呈，美不勝收！因此本書不是一本面面俱到之作（這實在太超越我的學力），而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多地提供自己這十餘年來對這段歷史的解讀和心得。

第二，本書特別希望討論的是為何「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這正和標題「天下為學說裂」相關。近代中國的家國天下之變，最為顯著的是國變，20世紀前半期即已有了三次「改朝換代」。但在國變背後影響更深遠的是天下之變，即張灝所說的「與政治秩序解體相伴而來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機」。這種「文化危機」或曰政教危機的發端、表現與後果，特別是它對具體人物的影響，將是本書的著力所在。

第三，陳旭麓先生曾睿智地指出：「我們總是想把政治思想看作是社會經濟亦步亦趨的，我們寫戊戌、辛亥、五四不都是這樣寫的？但是我們的政治思想像朵飛在天空的白雲，想遮蓋大地，其實它還是離地面很遠的孤雲」。這裡陳先生一方面說的是「轉型時代」人們的思想狀況與我們自以為能信手拈來的「社會」狀況並不貼合，另一方面則說明真正與思想相關聯的「社會」狀況正有待史家來進行重建。因此本書會較多地注意轉型時代的思想與社會如何「交互激蕩」，以努力揭示離地面近一些的那些思想。

由以上三點出發，全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似真亦幻：清末排滿的立論與接受》、第二章《重識辛亥：1911年革命研究的「再歷史化」》、第三章《聯結晚清與五四：轉型時代學生生活史述論》可視為一組，這三章主要的焦點落在1911年革命的前後左右。這既是我博士論文的深化和延展，同時又是「轉型時代」的一個主軸性的問題。盧森堡曾說：「在革命爆發之前，革命看起來是不可能的。革命爆發之後，革命看起來卻是不可避免的了。」此為職業革命家的洞見，但史家要解釋的是：何以革命「不可能」，革命卻發生了；革命發生後都覺得它不可避免，革命就真的順理成章？這就需要對引爆1911年革命的主要思潮——「排滿」，作為實際發生的和作為符號記憶的1911年革命，以及參與1911年革命，並承受革命結果，進而發動新的革命的主體——學生做深入而具體的考察。

第四章《小城鎮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對江浙地方讀書人的文化輻射》、第五章《新文化運動中的「失語者」：凌獨見與五四時代》嘗試從溫州瑞安的張棡、杭州的凌獨見等地方讀書人入手來看清末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我努力想揭示的是從清末到五四的「文化運動」是如何影響具體個人的生命情境的，而一個個「中間人物」又是如何共同去塑造「文化運動」的形態，影響「文化運動」的走勢的。對這些地方讀書人來說「文化運動」既是理想的，又是現實的；既是遙遠的，又是貼近的；既是需要去努力尋找、學習的，同時又是大風瀰漫，籠罩身心的。這些詭論性的具體人物與「文化運動」的關係大概可以從本書的個案中得到一些回答。

第六章《變教與教變：共和國教科書與民初教育轉型》、第七章《啟蒙的複雜圖景：清末民國教科書的「另一面」》處理的是轉型時代「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得以展開的重要載體——教科書。我希望一方面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為分析對象，來討論教科書如何從各個方面影響了民初的教育轉型，這是教科書與新人、新事、新物、新潮結合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教科書與啟蒙之間又不是線性的簡單勾連。清末民國的教科書與中國之傳統、啟蒙的生意等有著錯綜多元的聯繫，因此又需要揭示轉型時代啟蒙與教科書之間超越以往研究之想像的互動，以重新繪製複雜的歷史圖景。

第八章《「走向現代」的悖論：清末江浙地區的憲政選舉》希望通過清末江浙地區咨議局選舉和地方自治選舉的具體過程來看清末憲政思潮「落地」的歷史，它的中心問題是為何「走向現代」的理想如此美好，「走向現代」的實際卻是如此骨感。在這美好與骨感的落差之間透露了：什麼是好的政治，大概仍是我們長久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本書得以問世，實有賴於諸多師友長期的扶掖獎進。許紀霖師啟蒙我以常識，導之我以方法，拓展我之視野。我雖愚鈍，不能得之萬一，但十餘年來隨侍左右，春風化雨，多有浸染。馬自毅師不嫌棄我是一海上浮薄少年，引我入史學之門，得炙於陳旭麓先生開創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綿延傳統中，實乃我之僥倖與福氣。更重要的是兩位先生不僅言傳，而且身教。其待人接物之間既有現代知識分子的洒脫意態，也有舊日士大夫的錚錚風骨。由吾師之為人行事返觀中國讀書人的歷史，常能有古今相映之得。

許、馬二師外，曾教我、助我、惠我的師友眾多，其中多有學界前輩、卓越名家與青年才俊。不過小書太陋，難與各位師友的學問與盛譽相匹配，恕不一一指名道謝，惟盼若能拔冗閱讀，可以不吝指導、質疑、糾錯和點撥。同時也要感謝曾幫我複印材料，核對文稿，修訂注釋的各位研究生同學，道一聲辛苦，與你們在一起，常能教學相長。

在做學問的旅途中除了依靠自己的稟賦和用功之外，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命與運。而讀書人的順命與好運就是有支持你，為你犧牲的家人。我的父母、岳父母、內子於明靜多年來給予我的全方位支持實難以用文字來表達。因此一本書署名的作者可能只有一人，但背後實際上凝聚著一群人的心血，其中也包括小兒瞿想。他自小懂事，曉得父親在電腦前時不來打擾，自己看書玩耍，但對他來說這實意味著少了許多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此間得失常令學問中人無奈並且有愧。

（轉自公眾號「探索與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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