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傷寒論》花了很長時間，卻總是讀不透，悟不透

熟讀經典，是每一位臨床中醫工作者入門的基本功。筆者這裡僅以《傷寒雜病論》為例，談一些學習的方法與體會。

猛火煮——使其言如出於吾之口

第一次讀經典醫著的時候，要集中時間，集中精力，熟讀牢記。其目的，是要狠抓「三個基本」，即理解經典的基本概念，牢記經典的基本內容，初步形成符合中醫原創特色的基本思維方式。這三個基本是相互聯繫的，也是步步深入的。

什麼叫「猛火煮」？是指第一次讀經典醫著的時候，就像大火煮生米一樣，集中時間，集中精力，一次煮透，熟讀牢記，不留夾生飯。借用朱熹治學的要求，就是要達到「使其言如出於吾之口」。提起經典里的章、節、段、句，就好像從己口中講出自己心裡話一樣流利、自然。這一目標，應該在中醫教育的本科階段完成。即使要補課，做到「使其言如出於吾之口」，也必須趁著記憶力強的年輕時候，抓緊時機「猛火煮」。

「猛火煮」的目的，是要狠抓「三個基本」。這就是：理解經典的基本概念，牢記經典的基本內容，初步形成符合中醫原創特色的基本思維方式。這三個基本是相互聯繫的，也是步步深入的。當理解基本概念，牢記基本內容的時候，頭腦里已經大體構成了中醫特色的基本思維方式。所以在中醫本科學習階段，必須在這「三個基本」上下大功夫。以此為基礎，往後即使再學點西醫的常識，也會清醒地認識到西醫與中醫在基本理論上的本質區別，不致於陷入「中醫西化」的誤區了。

筆者是從「師帶徒」的途徑走進中醫學殿堂的。讀研究生之前，沒有上過中醫藥大學。在「師帶徒」之初，先用了一年半的時間熟背中醫入門的基礎讀本，比如《藥性四百味歌括》《藥性賦》《針灸經穴分寸歌》《經絡循行路線歌》《瀕湖脈學》以及《四言舉要》《湯頭歌訣》《醫學三字經》《醫學實在易》等。一年半之後開始背經典醫著，主要有李士材的《內經知要》、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葉天士的《外感溫熱篇》和吳鞠通的《溫病條辨》。

那時候老師診務繁忙，沒有機會逐條進行講解，讓我們結合參考書自學、自背。比如學《傷寒論》的參考書有成無己的《註解傷寒論》、尤在涇的《傷寒貫珠集》、柯琴的《傷寒來蘇集》，當時南京中醫學院出版的《傷寒論譯釋》以及第二版《傷寒論講義》。在大體了解經典文意的前提下，要求學生逐條熟讀熟記。用老師的話講：「必須在嘴皮子上練好機械功，張口成誦。」

考核時，老師要求我們把《傷寒論》手抄本放在他面前，他半閉著眼睛聽我們背誦，從第一條背到三百九十七條。中間遇到不熟練處，他的提示不超過三處，三處提示之後再遇到不熟練處，就得從頭再讀、再記、再背，然後再考核驗收。當年我從頭背一遍《傷寒論》用一個半小時；《金匱要略》1小時10分鐘，快的時候1小時5分；《外感溫熱篇》是19分鐘到20分鐘；《溫病條辨》是55分鐘。

我這一生最大的幸運是遇到了柴浩然老師。經歷了那一階段的學習之後，在上述課目上基本上做到了「使其言如出於吾之口」。這為後來的繼續深造和一生從事中醫臨床與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經歷了「猛火煮」這一階段之後，往後進一步學習、消化、研究、使用起來，就非常方便，非常容易了。

在學習中醫基礎，熟讀中醫經典中，有一條刻骨銘心的體會，即切忌「夾生飯」。人在20歲左右，25歲之前，是大腦的機械性記憶能力最強的時候。這一階段記熟了的東西，以後不容易忘掉。這一階段一旦形成了記憶不準的「夾生飯」，往往一輩子都處於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狀態之中。

《黃帝內經》接近20萬字，《傷寒論》《金匱要略》也就四五萬字，真正下定決心去熟背，其實並不難。過去中國的讀書人，少年時候讀《幼學瓊林》《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千字文》等，青年的時候讀「四書五經」。一輩子做人、做事，受用無窮。

接下去再拓寬學習研究，便會基礎牢固，觸類旁通。當年接受「師帶徒」教育方式，也是這樣。先背中醫通識課目，再背中醫經典醫著。經過如此的「猛火煮」以後，在臨床中消化吸收，在成長中拓寬視野，補充新知就比較方便了。這一中醫教育之路，值得我們今天反思、研究。

如今中醫大專院校要求學生學習外語，我看熟讀中醫經典醫著可能比學習外語更容易一些。當年作為中醫教育史上的第一屆研究生，學校鼓勵我們選修外語，我固執地放棄了。

那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們這批研究生是在中醫後繼乏人的社會呼聲中入學的，所以自己覺得把古漢語學好，把中醫學透是我們首要的任務。今天想起來，我仍然對當年的選擇感到欣慰。

慢火燉——使其意如出於吾之心

在「猛火煮」之後，仔細深入地品味經典的原意，在精思中全面消化吸收。是中醫碩士或者博士教育的重點，或者一個人通過中醫持續教育、終身教育，在長期努力、不斷加深對經典理解上的主要任務。其目的在於「一個確立、兩個掌握」，即確立臨床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掌握經典醫著的用方、用藥規律。

「慢火燉」的意思是，在「猛火煮」之後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仔細深入地品味經典的原意，在精思中全面消化吸收。還借用朱熹的話來講，「慢火燉」的目標是，「使其意如出於吾之心」，亦即完全徹底地匯通經典醫著之奧意。

「慢火燉」是中醫碩士或者博士教育的重點，或者一個人通過中醫持續教育、終身教育，在長期努力，不斷加深對經典理解上的主要任務。其目的在於一個確立、兩個掌握。一個確立是:確立臨床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兩個掌握是：掌握經典醫著的用方規律，掌握經典醫著的用藥規律。

得意而忘言的啟示

莊子講到「得意而忘言」時，有這樣一段話：「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思是，騎著馬追兔子，得到了兔子卻忘記了馬；筌是用來捕魚的工具，捕到了魚卻丟掉了工具。莊子這裡的重點，在於強調得意而忘言，即針對表達知識的名實關係講的。

文字是名，知識是實；文字是傳承知識的工具，知識因文字而廣為傳播。疏遠了原來的承載知識的文字語言環境、氛圍，拘泥於初期的淺薄理解，忽視了文字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不斷變遷，固有的知識、學問則可能籠罩在失真的危險之中。比如，《黃帝內經》的語言是最精粹的古代文言，因為後世文字語言的不斷變遷，則需要後世為其做注釋或白話翻譯。近代在經典醫著的白話翻譯和外文翻譯中，詞不達意，似是而非的問題十分普遍。這其實都是得意而忘言的現象。

記得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華中醫藥學會工作期間，曾向許多中醫名老專家討論、請教讀經典的問題。近乎一致的觀點是：青年時期多讀一些注家，中年以後只讀經典原著。青年時期入門未久，需要泛觀博覽，由淺入深；中年時期根基已固，思維精深，所以只讀原著，自可準確、深刻、全面地領會經典醫著深邃的原意。其中所蘊藏的憂心，也是莊子的「得意而忘言」。

「得意而忘言」，幾乎是中國傳統文化傳承中的一種通病。它不僅指文字語言方面，更主要的在於醫學概念與內容方面。把秦漢時期的文字語言所承載的《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用現代文字語言的形式和習慣直接表達，是一件十分嚴肅，十分困難的事情。其嚴肅與困難的程度，甚至不亞於外文的翻譯。

1985年我在中華中醫藥學會工作期間，親自經手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創辦兩種學術期刊。一為《中醫學》，屬於高級學術理論類期刊；一為《學中醫》，屬於科學普及類期刊。1986年正式創刊時，《中醫學》更名為《中國醫學學報》，《學中醫》至今沒有問世。原因是《學中醫》屬於「科普」類的期刊，其中的文章必須經得起兩次翻譯的嚴格檢驗：一是把中醫經典醫著的原意翻譯為現代文字語言，二是把現代文字語言表達的中醫學道理翻譯為大眾化的通俗語言。經過兩次翻譯的科普作品則可能成為「自以為得意，其實已忘言，結果是言意兩失、非驢非馬的第三種怪物」。

因此在中醫的研究生教育中，引導學生衝出「得意而忘言」的雙重迷霧，原汁原味地理解中醫經典的含義，是這一階段學習研究中必須注意的重要問題。

關於類證分析

類證分析，即關於同類證候相互關係的臨床研究。這裡的同類證候，指的是臨床表現相似或先後相關的證候。因為證候是病機在感性認識上的表現，病機是證候本質的理性概括。因此對於相似證候以及證候的變化進行綜合性分析比較，有利於深入、細緻地揭示疾病病機演變的軌跡。

1978年在研究生學習過程中，劉渡舟老師指導我們做了一次非常有意義的類證分析。仿照《傷寒明理論》的做法，對《金匱要略》和《傷寒論》里的證候進行歸納、分類。比如頭痛，把所有提到頭痛，或者隱含了頭痛的條文都提出來，放在桌面上一條一條地進行比較，分析不同條文中證候的特點，比較不同病機里證候變化的關係。在分析比較過程中，使得我們對《傷寒論》《金匱要略》證候的表現和演變，有了比較深入細緻的認識。

後在《傷寒論》《金匱要略》的教學中，我要求學生就《傷寒論》《金匱要略》分別做出兩套卡片來。這裡以《傷寒論》為例，一套是把《傷寒論》的397條寫成397張卡片，一套是把《傷寒論》的113方做成另一套卡片。在做類證分析時，把與其一證候相似或者前後相關的卡片，統統抽調出來，放在平台上進行比較、研究。比如說發熱，把與發熱相關的惡寒發熱、往來寒熱、蒸蒸發熱、不惡寒而惡熱等等相關的卡片，全部抽調出來放在桌面上進行分析比較。這時候，《傷寒論》六經病傳變中關於熱和寒的變化軌跡，一下子都看清楚了。

做類證分析的目的，在於全面確立起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其實在臨床上，每一位中醫每天都在不斷地做類證分析，只是我們把它稱之為辨證而已。如果在學校讀經典的時候下了這一番功夫，臨床上的類證分析就要方便、自然、靈活得多。可見，在學生學校讀經典的時候便學會了類證分析，這是提高中醫臨床醫生辨證論治水平的最佳時期與最佳選擇。

關於類方的分析與研究

類方，是大體屬於同一類的方劑。也就是藥物組成相近、臨床功效相似的那一些方劑。把同一類方劑放在一起做比較、分析、研究，是方劑學習中非常簡單、有效的學習辦法。

把《傷寒論》的113方，做類方分析。全部《傷寒論》的方劑，除了極少數外，需要做類方分析的，大體是麻黃湯類、桂枝湯類、越婢湯類、葛根湯類、青龍湯類、柴胡湯類、瀉心湯類、白虎湯類、承氣湯類、理中湯類、四逆湯類，計11類。這時候仍然使用前面兩套卡片，將同一類方劑放在一起比較、分析、研究。這對於訓練和把握病機、治則、選方、用藥的內在聯繫，尤其對於學習遣方用藥的規矩和技巧，是非常有意義的。

以越婢湯的類方為例：《傷寒論》在太陽病篇里講的桂枝二越婢一湯之前，並沒有把越婢湯提到突出的位置上來。太陽病篇的「太陽溫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一條，按其病機特點，就應該選用越婢湯為主方。聯繫到《金匱要略》里的越婢加半夏湯、越婢加術湯等，也證明這一判斷是正確的。因為張仲景在治療衛氣鬱閉、熱郁於內時，在治療衛氣鬱閉、水氣鬱於內時，都用了以辛涼解表為主的越婢湯類方。

越婢湯類方最突出的一點是麻黃和石膏的配伍。由此進一步聯繫到溫病的辛涼解表劑，不難看出張仲景的越婢湯、麻杏石甘湯，與《溫病條辨》里的桑菊飲、銀翹散以及辛涼重劑的白虎湯，其中都貫穿著「辛涼」這樣一條共同的配伍原則。所以越婢湯、麻杏石甘湯、桑菊飲、銀翹散乃至白虎湯，雖然選葯不同，但是治則原則完全相同，都屬於辛涼解表的同一類方劑。

如此比較、分析、研究之後，自然會進一步看到以下四條比《傷寒論》類方分析更為重要的學術意義：

其一，越婢湯是《傷寒論》太陽篇中風、傷寒、溫病三大表證里，治療太陽病溫病的正宗方劑。

其二，越婢湯、越婢加朮湯、越婢加半夏湯，三方對應的病機均為衛氣鬱閉。這是以開腠發汗、宣通衛氣為主，在治療熱郁於內和濕郁於內兩種不同疾病中的靈活運用，也是中醫異病同治優勢在《傷寒雜病論》的突出體現。

其三，越婢湯、銀翹散、桑菊飲三方，藥物組成相去甚遠，治療範圍與病機的針對性卻十分近似。所以此三方的配伍原則，彼此相通，均為辛涼解表同一類方劑。

其四，「傷寒」與「溫病」兩派之間，長期以來毫無意義的「寒溫對立」之爭，由此露出了真象——從類方分析、治則分析上，已經初步看出傷寒與溫病兩者，在病機理論上的同一性了。（

對於《傷寒論》的承氣湯類方，我們這裡也做一分析。《傷寒論》的承氣湯類方，主要指大承氣湯、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這三條方劑。這一類方分析，需要考慮的是，為什麼三方在藥物上有所加減，在劑量上有所變化，這三方所針對的病機與治療原則便明顯不同了呢？另外，由張仲景《傷寒論》的「三承氣湯」，延伸到吳鞠通《溫病條辨》里提到的「陽明溫病，下之不通，其證有五」那一段文字中所提及的「五加減承氣湯」。當把這八個承氣方聯繫起來分析時，就會明顯地看到以張仲景的三個承氣方為基礎，演變成《溫病條辨》里的「五承氣湯」，其方劑組成更合理、藥物配合更靈活。因而更增進了《傷寒論》與《溫病條辨》在理論體系上一致性的認識。

做類方分析的目的，在於熟練地掌握好臨床看家基本方劑。所謂臨床看家基本方劑，就是那些運用最廣泛、理解最深刻、加減變化最靈活的臨床基本方劑。上述類方分析中，《傷寒論》的113方，核心是11個基礎方劑。將這11個基礎方劑的加減變化規律搞明白之後，一本《傷寒論》的選方用藥規律，大體就掌握了。從此舉一反三，可以從中悟出一條讀方劑學專著的方法來。

歷代醫家留下的方劑學專著很多，動輒數千、數萬，全部彙集起來，誠可謂多不勝數。如果以類方分析的方法來讀方劑學專著，把方劑內在的變化法度和規律搞清楚、弄明白，數千、數萬條方劑在我們手中就會濃縮為數十條臨床看家基本方劑，從此也就掌握了方劑加減變化的原則和規律。於是在中醫臨床上，自己就可以根據實際病情，組成比方書中更具體、更準確的有效方劑來。這豈不事半功倍了嘛！如果一個人不在經典上下功夫，而是從學習方劑學開始，一頭鑽進歷代方劑專著的注釋大海之中，恐怕歷代再好的方劑，將永遠不會成為自己手裡看家的基本方劑。

用藥規律與特點的分析研究

《傷寒論》里的桂枝使用得最多，見於三十餘方之中。在三十餘個不同的方劑里，桂枝的配伍形式與原則是什麼？桂枝在每個方劑里解決什麼問題？發揮什麼作用？這類問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首先，藥物的功效在四氣、五味。四氣不是由外表感覺而來，五味不是嘴巴品嘗的結果，而是在臨床功效、歸經的前提下，總結確定的。所以我們說，功效在性味。

另外，中藥的功效在配伍中。比如《傷寒論》里，麻黃和桂枝相配伍，可以開腠發汗；麻黃和杏仁相配伍，可以宣肺平喘；麻黃和蒼朮或者白朮相配伍，可以發散表濕；麻黃和石膏相配伍，可以發越郁陽，對於外寒內熱這一病機是最恰當的一種配伍。

人們習慣上講的「用藥如用兵」，其實是「用方如用兵」。方劑的奧妙處，是藥物之間的相互配伍；君、臣、佐、使的嚴格配伍，是服從於治療原則的；所以藥物的療效，首先是配伍前提下的體現。這些基本理論，在經典中體現得最突出。所以藥物的功效與使用規律，必須以方劑配伍上來體會、來理解。

還有，《傷寒論》和《金匱要略》里符合病機和配伍要求的那些藥物的用量，更需要我們留意。藥物用量是根據病情的輕重、標本、緩急而確定的，也是具體病機演變情況下的需要。在長期的教學與臨床中我一直強調，必須重視研究經典，特別是對張仲景《傷寒論》和《金匱要略》藥物用量的研究。否則，你儘管用的是《傷寒論》、《金匱要略》的方劑，臨床療效也不會好。

比如桂枝這味葯，在《傷寒論》里用量變化所彰顯的張力是非常大的。桂枝用量最大的一個方是桂枝甘草湯。方中四兩桂枝，二兩甘草，煎好之後，一次頓服。那個時候的一兩，相當於現在的15.625克，那四兩就相當於現在的60多克。然而在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越婢一湯，桂枝二麻黃一湯里，桂枝的量用就小得多。《傷寒論》的湯劑里桂枝用量最小的一方，是厥陰篇的麻黃升麻湯。該方用桂枝僅六銖，即四分之一兩，而且煎好之後分3次服完。

這就是說，一次服下去的桂枝是二銖，即一兩的十二分之一。把一次服下的桂枝量來比較，張仲景在桂枝甘草湯和麻黃升麻湯里用的桂枝量，相差48倍。於是聯繫到病機來考量，不難看出這兩個方劑所對應的臨床病機之間，差異是多麼的大。不言而喻，藥物的用量問題，表明了臨床病機的巨大差異。因此研究《傷寒論》、《金匱要略》時，不研究藥物的用量問題，無疑是嚴重不足。按照張仲景的藥物用量，符合病機與配伍要求的用量，才是真正的常用量。

當今《中藥講義》里所寫的常用量，反而是一種模糊定量。由於沒有清晰地作出病機分析，沒有深刻研究藥量變化的意義，表面上好像是比較規範的量，實質上不是臨床治療的真正有效量。希望大家今後在臨床實踐中進一步研究、思考這一問題。

一味桂枝，在《傷寒論》里出現於30多首方劑之中。在合理配伍和權變用量的基礎上，桂枝可以用於溫通經脈，用于振奮衛氣，用於溫通心陽，用於峻補心陽，用於溫降沖逆，用於溫陽行水，用於溫化寒飲等。這並非桂枝一味葯什麼病都可以用，只不過張仲景在靈活配伍與靈活用量上的舉而已。應該說，一本《傷寒論》，所用的藥物僅84味，倘若每一味藥物在用量、配伍上都可以像桂枝那樣選葯準確，用量靈活，那麼84味藥物就足以適應臨床治療無窮之變的需要。做不到選葯準確，用量靈活，即使懷抱著《本草綱目》，也會感到無葯可用的。

常常聽到有人說，讀《傷寒論》花了很長時間，卻總是讀不透，悟不透。在我看來，關鍵是讀《傷寒論》的方法要對頭，要抓住要領。倘若能從這裡講的「一個確立、兩個把握」上入手，相信就會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本文來源中國中醫藥報，編輯/半夏。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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