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徒派與學院派的比較

熊老十六歲開始行醫，從事中醫臨床五十餘年，中醫高等教育三十多年。對於中醫從什麼書入門學起，師承派和學院派各自優劣，老先生以樸實的語言講解，給予年輕醫生和中醫愛好者諸多啟示，也讓更多人思考如何在學院派的時代洪流中學習和傳承中醫。

中醫從什麼書讀起

講講中醫從什麼書讀起，這個問題是值得探討的。有人曾採訪過我，問我是什麼派的。我說我既是學徒派，又是學院派。我為什麼這麼講呢？我是學徒派，誰都知道，現在有句笑話，叫「地球人都知道」，因為我講真話，從不隱諱我的出身，講假話我不會的。

問我是什麼文化水平，我說我就是學徒出身。十三歲當學徒，當到十六歲當醫生。當學徒的時候，什麼事我都干過，給老師提尿壺，那是常事；打洗臉水、倒洗腳水，那也是常事；在藥鋪里下梭板，打掃衛生，掃廁所，這些事我都搞。

這個學徒派讀書，和我們現在科班派讀書有區別？

這就是我要講的核心，這個問題值得探討。我記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堅教授講過一句話，他說:「我們湖南中醫應該研究熊繼柏現象。」他說應該研究一下我的現象。他說你為什麼會講課，為什麼會看病，為什麼會寫書，他說我們值得研究一下這個現象。

確實是學徒出身，我倒不在乎什麼研究我的現象，也沒有誰研究過我的現象。但是我琢磨，因為我在農村公社衛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對農村的情況特別了解，我在城市又當了30多年醫生，我對城市醫療也很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學府教了30多年書，退休後幾乎跑遍全國，全國許多大的中醫院校我都去過，如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給全國的名醫班講課，所以我對上面的情況很了解，我對基層的情況很了解，像我這樣的人確實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醫的教育問題，我在考慮這個問題。我不講規律，我就講講我是怎麼讀書的。

第一本書——《雷公炮炙四大藥性賦》。我四個早上把它背完，一個早晨背一個藥性，寒、熱、溫、平，就四個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沒事幹。

背完了接著就是《藥性歌括四百味》。當時背了，但現在我不一定還記得。四大藥性賦我還能背，要我寫我還能寫下來。《藥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寫不下來了，連接不起來了。這就是第二本書。

第三本書——《醫學三字經》。要說明的是，我讀的書都是抄來的，不是原版的。第一，沒有書買；第二，買不起。都是抄師傅的，抄了有錯別字，師傅給你改正，改過來後再教一遍，讓你去讀，就這樣的。

《四大藥性賦》師傅沒講，《藥性歌括四百味》也沒講，《醫學三字經》講了，講得似懂非懂。「醫之始，本岐黃」，岐伯和黃帝，就這麼講，那時我哪知道岐伯、黃帝是誰啊？「靈樞作，素問詳」，靈樞是什麼，素問又是什麼，那時全不知道。「難經出，更洋洋」，「難經」是什麼不知道，現在知道了。那時《醫學三字經》全背。現在如果誰要我抄，我可以一個晚上給抄出來，不僅不要書本，而且絕對沒錯。這是第三本書。

第四本書是《脈訣》，包括《王叔和脈訣》和《瀕湖脈訣》兩本脈訣，這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診斷學。這是第四本書。

第五本書是《醫宗金鑒·四診心法要訣》，講的是診斷學。現在總結歸類就是中藥學、三字經、診斷學。

之後開始學方劑。首先是《局方》。《湯頭歌訣》讀完了，讀陳修園的《時方歌括》，這兩本書的方劑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氣湯：「和解藿香正氣湯，蘇葉白芷共藿香，陳半茯苓大腹草，厚朴桔梗引棗姜。」這是《金鑒》的。「藿香正氣白芷蘇，甘桔陳苓術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棗，感傷嵐障並能驅。」這是《時方歌括》的。這兩本方劑書我都能背。

讀完方劑後開始讀內科學的書。內科第一本書是陳修園的《時方妙用》。「中風……風者，主外來之邪風而言也。中者，如矢石之中於人也。」像這樣的話都要背，這就是接觸內科學。

接觸內科學以後，老師就開始跳躍式地教我了，這是我的第一個老師，胡岱峰老師，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學究式的。他說我能讀書，不能跟大家一起讀，要開小灶，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一個班。讓我開小灶就是學習《傷寒論》，讀的是《傷寒論新注》。開始是讀原文，老師的標準就是背。

背的同時也講，比如給我講豬膚湯，我問過一個問題，我問老師：豬膚是不是就是豬皮，老師回答說是，我說：「那是不是隨便哪裡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麼問這樣的問題呢？」老師說：「你怎麼問這樣的話，你問得出奇呀。」他感到奇怪。

又比如「五苓散，白飲和服」，我問「白飲」是什麼，老師說：「白飲就是米湯啊。」就問這些東西，都是當時讀書的靈感，所以永遠都記得。就這樣《傷寒論》我背下來了，背下來後就覺得這書讀得差不多了，這樣的書都能背下來，而且是搞不懂的書。我為什麼現在始終念念不忘我這個老師，就是因為我這個老師引我入正門。如果沒有這樣的老師，我對經典不可能讀得這麼好。

《傷寒論》讀完了，接著就是《金匱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內把這兩本書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匱要略》好背，就是《傷寒論》不好背，尤其是太陽篇，把人背得暈頭轉向。這兩本書讀完後，趕上1958年開始「大躍進」，我就當醫生去了。

我當時就讀了這麼多書開始去當醫生。那時剛開始當醫生看不好病，當然也可能偶爾看好一兩個，但總是不滿意。人家老醫生看了幾十年，病人天天找他看，因為看得好啊。

我就問那個老醫生：「你怎麼看得好病，我怎麼就看不好呢？」我問他讀些什麼書，是不是書比我讀得多些。他問我都讀些什麼書，我說讀了《傷寒論》《金匱要略》，他說：「誰讀那樣的書啊，那書有什麼用，那書沒用。那書是講理論的，不是看病的。」我說：「你怎麼知道啰？」他說："我們都不讀，你看我們哪個讀，一個都不讀。」

這就是說當地的醫生沒一個讀過《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但他們就能看得好病。於是我就問他讀些什麼書，他告訴我只讀過《醫宗金鑒》，我又問他《醫宗金鑒》怎麼讀，他說就讀《雜病心法要訣》。好，我就找到《醫宗金鑒》，把它借來。我一看，《雜病心法要訣》基本出自《金匱》，但它在《金匱》方基礎上加了一些時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

另外一位醫生又告訴我，《醫宗金鑒》裡面值錢的是它的婦科學和幼科學。我在讀《醫宗金鑒》時又發現一個問題，《傷寒心法要訣》把龐大複雜的《傷寒論》原文精化精簡了。於是我把《傷寒心法要訣》認真讀了，比內科《雜病心法要訣》讀得要熟得多。這樣，我就花力氣讀了《傷寒心法要訣》《婦科心法要訣》和《幼科心法要訣》。所以我的學生都知道，我經常用《傷寒》方、《金匱》方，用得很熟，婦科、兒科基本上用《醫宗金鑒》的方，這是自學的。

讀完了這些書我才真正開始當醫生。在農村當醫生，你要應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當你出名以後，比如我那時每天要看將近一百個病人。那時候很多怪病就開始遇到了，師傅不在身邊，我沒處去請教，農村那些老醫生我跟他們講《傷寒論》和《金匱》他們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解決。

我看病沒人帶，都是自己闖出來的，所以我的經驗都是實踐中反覆摸爬滾打出來的。跟我上門診的這些學生得到我的經驗好像很容易，其實我是吃過大苦的，所以我現在用起來，學生們一下就學到了，好像非常簡單，其實我是經過幾十年磨鍊得來的，其中既有正面的，更有反面的，它是不斷地升華、總結出來的東西，它不光是書本上的東西。

對於一個方，我怎麼加，怎麼減，已經形成了一個規律。某個病一來，我立刻能想到用什麼方，這些經驗是我幾十年積累的東西。病人一來診察之後，我的方就出來了，為什麼這麼快呢？因為我搞了幾十年啊，我看了幾十萬人了。

在這個實踐過程中我又讀了一些書，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讀得很熟，《傅青主女科》裡面的方我經常用，當然是有選擇地用。治婦科病我基本上就是用《醫宗金鑒·婦科心法要訣》和《傅青主女科》的方，治兒科病我基本上就用《醫宗金鑒·幼科心法要訣》的方。

曾經有一本幼科專著叫《幼科鐵鏡》，我讀過，我個人覺得不怎麼樣。還有一本書是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這本書過於複雜，把婦科複雜化了。

我經常說我們中醫學本來就夠複雜的了，我們現在有不少的中醫，甚至於號稱中醫學家，他把中醫學人為地複雜化。難道還嫌它複雜不夠嗎？把它人為地搞複雜了，我們的後人還怎麼來學啊！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住後退縮，進一步退三步，他還怎麼學？這人為的複雜給後人帶來的弊病，只能給中醫學術帶來摧殘作用。

我的第一位老師教我通讀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到1961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師了，他是陳文和老師，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他是在國內學中醫，然後到日本去深造。

陳老師發現我讀書讀得好，但有明顯的缺陷，第一，沒學過溫病學；第二，沒讀《內經》。溫病學和《內經》講些什麼東西，我確實都不知道。我後來見到我第一位老師胡老師時，我就問他為什麼不教我讀《內經》？他說：「你那麼小，讀什麼《內經》，那是你讀的啊？到時候你自然就可以讀。」我問他要到什麼時候？「當幾年醫生以後，到20多歲30歲時再讀吧」，這是胡老師跟我講的，他叫我到二三十歲再讀《內經》。

在陳老師那裡，他就教我讀《內經知要》，其實我原來真正的《內經》功底就是《內經知要》，溫病功底就是《溫病條辨》。《溫病條辨》拿到手以後，我的感覺就不一樣，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溫病條辨》上下了功夫。我對《溫病條辨》是讀得很熟的。我們學校的溫病教研室主任謝鳳英教授，她的溫病學水平是很不錯的，一次偶然的機會她發現了我對溫病也很熟，她說：「你怎麼對《溫病條辨》那麼熟啊？」我開玩笑說：「難道就只允許你一個人熟啊！」

現在我就可以告訴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來自哪些地方。開始不是講了兩本方劑學嗎，這是基礎，然後是《傷寒》方,《金匱》方，《醫宗金鑒》方，程鍾齡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後就是溫病方，就這麼多方，就來自這些地方。當然，以後還有一些雜家的方，比如張景岳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還有《審視瑤函》的方，那是個別現象，包括《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的方，那都是個別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講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陳老師重點就讀了《溫病條辨》和《內經知要》，陳老師告訴我一個重要的道理：要想當一個好醫生，必須大量讀方劑。他有個手抄本，有2000多首方，當時他要我抄下來，我那時因為記性好得很，全記得，就沒抄。那時又沒有複印機,否則的話就複印下來了，真可惜啊！

自從跟陳老師學了溫病學後，回去當醫生就大不一樣了。當時我們那裡乙腦、流腦流行，我治好幾個危重病例，在石門縣西北地區的醫名就打開了，所以我出名是在1963年以後，是因為治乙腦、流腦。

上面所談的就是學徒讀書，下面分析學徒讀書的特點。

第一，讀的是原著，沒有水分，至少沒有現在的書這麼多水分。我不是讀的現在的書，我讀的是原著，這是第一。現在的教材裡面有很多是人為的錯誤，人為的複雜。

第二，我讀中醫書，並且讀得比較熟。恐怕大部分人雖然讀是讀過，但沒有讀得這麼深，讀得這麼熟，尤其是現在科班出身的，儘管對某一門很熟，比如講《金匱》的對《金匱》很熟，講《傷寒》的對《傷寒》熟，但是講《金匱》的不熟悉《傷寒》，講《傷寒》的不熟悉《金匱》，他還不一定做到了純熟，因為他沒有背書本，僅僅局限於教材的一點點，教材以外的不注意去讀。

當然全部中醫學徒都像我熊某人一樣讀書是不可能的。第一，不可能人人都有很好的記憶力，有很好的悟性；第二即使有這個記憶力，下不了這個決心，不能像我這樣不要命地去讀書，去搞臨床實踐。因為我有一個環境所迫，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

我學醫時吃什麼？吃紅薯。我睡什麼？一床棉絮，既沒有被套，也沒有床單。那個時候都是兩個同學一起睡，一個出蓋被，一個出墊被，但是誰都不願意和我睡，為什麼呢？因為我一沒蓋的，二沒墊的，一床破棉絮，並且還有幾個洞，我就一床棉絮一裹，就是這麼睡覺，哪像現在的年青人生活這麼幸福。我當時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讀書。

後來當醫生的時候我連煤油燈都點不起，經常在月光下看書。所以我經常講，一個人要成功，要兩點，第一，要聰明；第二，要勤奮。用我們的土話講就是發狠，不要命地去干。你說現在的聰明人多不多？像現在的碩士、博士，哪一個不聰明啊？但是你能下這個狠功夫嗎？這一點很難。

有人問我：「您到底讀了多少書啊？」我給大家交個底，其實並沒有讀很多書，只是我讀得比較熟，讀得比較細，理論功底比較紮實，臨床經驗比較老到，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個中醫學徒學醫的特點。

在這裡我還要提到一點，過去我們的中醫老師有門戶之見，有派別。比如我的兩位老師，第一位老師是典型的溫熱派，他熟讀《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也很熟悉《內經》，但他不懂溫病；而我的第二位老師是清涼派，他恰恰注重溫病。因此，現在回頭反思他們的臨床功夫，我第二位老師治療常見病擅長，第一位老師治療怪病功夫厲害。我很幸運恰好得到了這兩位老師的指點，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位老師而沒有跟第二位老師，那我的臨床水平肯定沒有現在高。這就是學徒的偏頗，所以我說學醫者的老師絕不能糊塗。

另外，我們古代老師帶徒較保守，但我不保守。我在課堂上或臨證帶學生什麼都講，如果學生用心就記住了，如果學生不用心或未入門就可能—晃而過，不能體會。跟我的學生都知道我從不保守，只要我有空，問我的問題我都答覆。

我記得初當醫生時，在我們山區遇到了一個病人，他的腦袋腫大，脖子也腫得和腦袋一般粗，又紅又腫，又癢又痛，又發燒。我當時只有十六七歲，有人請出診看病我很高興，看了這個病人之後很自信地判斷是「大頭瘟」，於是很有把握地開了個「普濟消毒飲」。哪曉得病人吃了三付葯，一點都沒好，於是我又給他改了個「防風通聖散」，心想這個病人又癢又痛又發燒，不是風火嗎？防風通聖散既消風又瀉火，應該會好。結果又沒好，我就傻眼了，頓時方寸大亂，跑了三十里山路去找我的老師。

我老師當時八九十歲了，正在家裡抽一個大煙斗，我進門後很恭敬地叫師傅，老師見了我就說：「你來了，是不是看病看不好啊？」我說：「是的。」於是把情況告訴了老師，然後問：「您看怎麼辦呢？」師傅慢條斯理地給了我三個字：「翻書去。」我這來回六十里山路算是白跑了，但是「翻書去」這三個字有好處啊。

回去後我一通宵都在翻書，還要思考，這樣得來的知識比老師講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所以，我後來基本上不再去問老師了，因為問他也就是這三個字，不罵人就算不錯了。現在，有時候我也會跟我的學生開玩笑說：「翻書去。」當然，舊時的老師帶徒弟也是很嚴格的。有一次我治療一個寒實結胸證的病人，用「三物白散」，開了「巴豆霜」一錢，碾粉後沖服。

患者拿處方到醫院藥房去買葯，藥房撿葯的老先生有七八十歲，經驗非常豐富。他拿到處方後直接扣下了處方，送到我師傅那裡，然後打發病家把我叫到師傅那兒去。我知道是因為巴豆霜的緣故，到了師傅那裡，他明知故問說：「巴豆霜是你開的？」我說：「是的。」他說：「巴豆吃了會怎樣啊？」我說：「書上說，不利，進熱粥，利過不止，進冷粥。」他說：「要是吃了拉血怎麼辦？」我聽了就傻眼了，因為張仲景沒講吃了會拉血呀！

師傅就責問了我一句：「你有多大能耐？敢開巴豆霜？」我當時還壯著膽子辯白了一句：「師傅，我是看您經常開。」我很後悔說這個話。後來我再也沒有開過巴豆霜了。所以，我當醫生一輩子都很謹慎，沒有出過醫療事故，砒霜、斑蝥、馬錢子這些有毒的藥物我都不用，老師對徒弟嚴格是有好處的。

在我學葯的時候，有位七十多歲的姓鄭的老師讓我受益匪淺。我做學徒要一大早起床，把門打開，把衛生打掃得乾乾淨淨，晚上下班後要把葯屜一個個整理好、關緊，稱葯的秤、壓紙的木方、沖臼、研缽都要整整齊齊地放在固定的地方，碾槽要收拾乾淨豎起來。切葯的時候，老師規定切一種葯就嘗一種葯，切當歸就嘗當歸，切苦參就嘗苦參，切黃連就嘗黃連。當時我不理解，覺得味道太難忍受了。現在我理解了，這樣做才能知道哪個葯是什麼味道，什麼葯麻口，什麼葯封喉，現在有哪個醫生知道呢？而我卻知道。

因此，我非常感謝這位老師。但這位老師很保守，問他什麼也不講。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中醫從古代傳到現在，有多少好東西由於保守已經失傳了！一方面是保守，一方面是有話講不出來，再就是忘記了。

比如，有的東西你不問我，我就沒講，因為每天門診量這麼大，看完病人就精疲力盡了。由此我就聯想到葉天士為什麼寫書不多，他的書都是他講，學生記錄而成的，不是他不會寫，而是沒時間寫。

我現在深有體會，過去一天看一百號病人，沒時間也沒能力寫，現在有能力了但沒時間寫。這也是現在中醫界的一大緊要問題，真的要組織搶救、整理老中醫的經驗，要組織一些懂專業、有水平、有能力的人來整理和寫作。關於學徒方面我就講這麼多。

我已在中醫藥大學教學30多年，我認為學院派所具有的優勢——

第一，學科系統全面，有系統的教材，如中醫基礎理論、診斷、中藥、方劑、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科，等等，分科很細，而我們學徒無所謂分科。

第二，管理規範，只讀書，不像我們學徒要做各種雜事，包括打掃衛生、上山採藥，等等。

但學院派也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不專，學專業不專，心思不專。因為現在的大學生要全面培養，要與世界接軌，做綜合性人才，這當然沒錯。但由此也產生了問題，比如很多學生都把大量精力傾注在學外語上，就不能集中精力學中醫，他們在專業上的深度和廣度就會受影響。

第二，脫離或者說缺乏臨床實踐。學中醫脫離臨床實踐是最大的問題，中醫必須進行臨床實踐。我記得上海中醫藥大學的老院長金壽山教授講過一句話：「脫離實踐講理論，那是空洞的理論，耍的是花腔，好看不頂用。」這話講到點子上了。有些人說理論頭頭是道，著作一本接一本，但連個感冒都看不好，這是什麼中醫呢？這就是學院派的兩大毛病，包括現在的碩士、博士，有的人務實、捨得下功夫，專業可以學得不錯；若稍微一飄，就只剩下外語好，其他都不好。

因此，我們很多高學歷的人缺的恰恰是專業水平，是臨床能力，這也是中醫人才問題的癥結所在。以上就是我關於學徒派與學院派的比較。

版權聲明

本文來源中醫集結號，編輯/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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