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初稿只有六句，眾人提議改詞，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何堅持原稿？

1949年10月1日，在盛大的開國大典上，隨著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言,五星紅旗緩緩升起，《義勇軍進行曲》響徹整個天安門廣場。

然而此時，很多人或許並不知道，為這首在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歌曲之一譜曲的人從未接受過系統的專業音樂教育；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譜寫這首歌曲的時候，只有23歲。

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的人，就是聶耳。

聶耳

聶耳，出生於昆明一個清寒的中醫世家。他的父親聶鴻儀除了行醫問診，還在當地經營一家名叫「成春堂」的小藥鋪。

聶耳四歲那一年，父親去世，他和三個哥哥兩個姐姐，靠母親經營藥鋪和幫人做針線活，艱難維生。

出生在幾乎人人都喜歌善舞的雲南，聶耳自幼便受到雲南豐富而又優美的民間音樂和戲曲的熏陶。

聶耳的母親名叫彭寂寬，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子，喜愛唱民歌的她是聶耳最早的音樂啟蒙教師。

聶耳的母親彭寂寬

丈夫去世後，彭寂寬一個人要養活六個孩子，繁重的家務，並沒有讓她放鬆對兒女的教育。幾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給孩子們講《岳飛》、《柳蔭記》、《孟姜女》等流傳於民間的故事。彭寂寬常常用滇戲或花燈曲牌邊唱邊講，低回哀婉的歌聲，讓幼小的聶耳開始對音樂藝術產生了興趣。

1924年求實小學生音樂團合影，左二聶耳

10歲時，聶耳跟一位姓邱的木匠鄰居，學會了吹笛子，後來又學會了拉二胡、彈三弦和月琴。

1927年，考入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後，主修英語的聶耳，在跟外籍教授學習的時候，開始接觸西洋樂器。

當時，聶耳每天晚上都要參加由這位教授創辦的英語學會，進行英語的補習。在這段時間裡，聶耳向他的老師學習了很多音樂基礎理論，開始學習五線譜、小提琴和鋼琴的彈奏。

然而，聶耳對音樂、藝術的理解，卻遠遠不是只有喜愛那麼簡單。其實，早在1925年，聶耳就已經萌生了將「音樂」和「革命」聯繫在一起的意識。

1925年的5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席捲了上海和全國25個省區。當時，還是一名初中生的聶耳，利用他的音樂才能為上海的工人募捐，同時，他還加入了以「為中國謀幸福，為世界謀幸福」為宗旨的學校社團。

在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習的三年時間裡，聶耳唱起流傳於世界的革命歌曲，熟練於多種樂器的演奏，並為一首首歌舞伴奏，沉醉於音樂帶來的美感，同時不減投身革命的激情。進步思想的號召、軍閥的殘酷統治、國民黨政府的做派，使聶耳更加堅定了投身革命運動的意願。

1928年，聶耳向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共青團組織提出了入團申請。入團後，他常在學校僻靜處參加小組活動，學習使用油印機印刷傳單、小報、書寫標語口號。聶耳搞秘密宣傳的技術很高明，他能一面和人周旋，一面貼標語。

1930年春，「白色恐怖」在中國大地上蔓延。由於叛徒告密，聶耳的共青團員身份和參加革命活動的情況被國民黨特務掌握，將他列入了逮捕黑名單。得知這一消息後，聶耳平靜地向校務處請假，離開了正在就讀的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外語組，躲到親戚家。

然而，直到7月份，「危險警報」仍未解除。當時，聶耳的三哥聶敘倫，正準備前往上海工作，為了讓弟弟躲避反動當局的迫害，他將計就計，讓聶耳頂了自己的名，連夜離開昆明，取道越南、香港，前往上海。

如果說到了上海的聶耳，有什麼美好願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夠到暨南大學或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去試奏。然而，這個初到上海的「窮小子」，並沒有足夠的錢去做任何維持生活以外的事。

到上海的第一年裡，聶耳一直在一家小店裡打工，他平時可以做的三件消遣，就是學習英語、學習日語、練習小提琴。

1931年3月，聶耳終於等到了一次機緣，進入上海音樂界，也由此遇到了他的音樂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1931年的3月末，上海《申報》刊登了這樣的一則招生啟事，寫著：聯華影業公司招收學生，錄取之後包吃包住，每個月還能夠發放十元錢的津貼。

一看到有這樣的好事情，聶耳趕緊去報了名。考試的時候由於緊張，聶耳發揮得並不好，但是沒想到卻意外地被錄取了。從此以後，他就成為了聯華影業公司旗下明月歌舞團里的一名小提琴練習生。

來到明月歌舞團沒過多久，聶耳就遇到了他一生當中、最為人熟知的「黃金搭檔」——田漢。

這兩個人的音樂事業，也悄然有了交集。

在來到上海之前，聶耳最多只能算是中國西南邊陲的一個「進步青年」和「文藝骨幹」，雖然自幼愛好文藝和音樂，但直到此時，他還沒有任何一部自己的作品，而此時的田漢早已名聲在外。

早年間的田漢，在上海文藝界，是較少介入政治的。然而，在面對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田漢改變了20年代的電影創作中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戀愛悲劇為主的創作主題，轉向了為民族解放而吶喊。此時，他和聶耳，站在同一戰線上。

聶耳開始參加多個音樂組、組織音樂研究會，還自修了和聲學、作曲法等作曲理論。並在田漢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1933年初，兩個人為影片《母性之光》譜寫的插曲《開礦歌》問世開始，聶耳和田漢就進行了頻繁的合作。在聶耳一生所創作的歌曲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作品都是由田漢來作詞。

1934年春，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電通影片公司成立。應電通公司的約請，田漢在1934年秋末，開始創作一部以長城抗戰為主題的文學劇本，劇作的名字，暫定為《鳳凰的再生》。到了11月份，由於田漢對這部作品又有了新的構思，為配合最新的情節需要，將這部作品更名為《風雲兒女》。

《風雲兒女》的劇本梗概寫好後，田漢又想創作一首以長城為背景的電影主題歌。對於「長城」，田漢有自己的認識，他的一篇文章中曾寫道：雖然從飛機上看，長城不過是一個矮牆，但我們現在要反對侵略者，中國人民要團結起來，形成一個真正的鐵的銅牆。於是有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句歌詞。

1935年2月19日的夜裡，田漢被捕，電通公司為了儘快讓這部宣傳抗日救亡的作品問世，向另外一位在公司內擔綱電影創作的夏衍，下達了一個任務：那就是把田漢所寫的《風雲兒女》劇本，儘快地改寫成為電影劇本。

當得知電影即將準備開拍的消息之後，聶耳坐不住了。他找到夏衍說：「田先生這個歌，我來作曲，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也會同意我作曲的。」

就這樣，聶耳拿到了田漢創作的那六句歌詞，開始了譜寫工作。在上海霞飛路的居所里，聶耳僅僅用了兩天時間，完成了曲譜初稿。

1935年4月，黨組織為了保護聶耳免遭迫害，並且考慮到他有到國外深造音樂的意願，在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制訂了一個經由日本、轉道法國巴黎，最後去蘇聯莫斯科學習、考察、進行創作以及展開革命音樂活動的計劃。

在出國的前一天，聶耳到上海荊州路405號電通影業公司攝影棚，用簡譜初稿進行了試唱，並與電通影業公司的老前輩探討了修改意見。4月15日清晨，聶耳踏上了東渡日本的輪船。到達日本之後，聶耳以一個「窮留學生」的身份，低調地融入了日本普通人的生活。他租住在位於東京神田區的一座三層樓房裡，房東是日本的一位平民。每當人們問起他的身份，聶耳通常都回答說，他是一名想取道日本到義大利學習音樂的學生。為了能夠更好地掩蓋身份，平時聶耳只是用小提琴來拉一些流行歌曲。但是私下裡只有聶耳自己知道，他還有一個艱巨的任務要完成。

1935年5月初，聶耳將修改過的歌詞和曲譜，寄回了上海電通影業公司，在「名稱」的位置上，寫著三個字，「進行曲」。

作為這部主題曲所屬電影的投資人，東北抗日義勇軍總司令朱慶瀾將軍，在「進行曲」三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三個字，將歌曲正式命名為《義勇軍進行曲》。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製成唱片，於1935年5月16日公開發行。

《鳳凰的再生》更名為《風雲兒女》之後，在拍攝和上演的過程中阻力重重。為了避免《風雲兒女》被國民黨上海當局禁演，朱慶瀾將軍遊說社會各方，終於使這部影片於1935年5月24日上映。隨著電影《風雲兒女》的上映，《義勇軍進行曲》在中國大地上唱響。

1935年的7月末，田漢被保釋出獄。在上海，他時常能夠聽到《義勇軍進行曲》，這令他激動不已。

田漢在後來寫道：「我和聶耳合作過好些歌曲。他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教育，但是他天賦甚高，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又勇於學習。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於處理別人很不易駕馭的語句，比如《義勇軍進行曲》里的歌詞寫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這一句就很不易駕馭，而他卻處理得自然而有力……」

田漢對聶耳的改編，很是贊同。田漢當時寫作的歌詞有六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血肉來築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每一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大炮飛機前進！」《義勇軍進行曲》現行版歌詞，便是聶耳三次修改原稿歌詞後的成果。

然而，不幸的是，剛剛出獄的田漢，卻被告知聶耳已經離世。

1935年7月17日，就在田漢出獄前幾天，聶耳於日本藤澤市的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亡。《義勇軍進行曲》，也成為了田漢和聶耳，一生中合作的最後一個作品。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之後，迅速傳唱開來，不分城市、農村，也不分國內、國外。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在西北練兵，特彆強調士兵齊唱《義勇軍進行曲》的重要意義。而1937年，淞滬會戰當中，孤軍奮戰的「八百壯士」，唱起它來鼓舞士氣。很多軍隊和軍校，也都將它定為軍歌。

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之後，《義勇軍進行曲》在東南亞地區更是廣為傳唱，成為了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戰歌之一。

1949年6月，第一屆全國政協籌備會成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由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徐悲鴻等人組成。根據徐悲鴻的提議，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通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體現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7月4日，負責擬訂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第六小組，召開第一次小組會，擬定了徵求國歌詞譜啟事（草案）。大會秘書長周恩來簽發這個啟事時說：「我個人的意見最好就用《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不過你們大家可以討論，再徵求一下群眾意見。」

截至9月21日，在先後經過兩批作品徵集後，第六小組共收到應徵國歌632件，歌詞694首，但沒有合適之作。

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究竟用哪首歌作為國歌還沒有確定下來，梁思成、張奚若、馬敘倫等民主人士提議還是應該用《義勇軍進行曲》。與會者基本通過了這一提議，但是他們對這首歌曲的歌詞，提出了疑問。

在各方意見不一的情況下，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發表了一番看法。周恩來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夠鼓動情感。修改以後，唱起來就不再會有那種情感了。」毛澤東接著說：「中國人民經過了艱苦鬥爭，雖然中國快要解放了，但還是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夠忘記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保持原有的歌詞好。」

1949年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就國歌一致通過了決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

1978年3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集體填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2004年3月14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2017年9月1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獲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於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國歌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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