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在江蘇的愛國主義思想與實踐（下）

原標題：林則徐在江蘇的愛國主義思想與實踐（下）

興修水利與賑救災民

興修水利,是林則徐在江蘇任內重要事迹之一。他先後組織疏浚了江南蘇松一帶白茆河、瀏河，及寶山、華亭一帶海塘,丹徒與丹陽運河,練湖,蘇北的鹽城及通州一帶許多河道,僅1835～1836年間,便在十五個州縣,挑土一百六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方,河道疏浚總長八萬九千餘丈。它有兩個明顯特點：

林則徐

首先把對人民及漕賦威脅最大的河流進行疏浚,使之收到實效,這是林則徐治水的第一個特點。

江蘇境內有三江：黃浦江、吳淞江、婁江(又稱瀏河)。西北有白茆河,與三江相依。其間支流港汊縱橫,構成天然的水利灌溉網。但由於長年失修,三江逐漸淤塞,反利為害。1824年,賀長齡在魏源等人協助下,曾先後組織挑浚了黃浦江、吳淞江,而白茆河、瀏河由於工費較巨,一直未能疏浚,以至「淤塞多年……旱澇俱無從灌泄」。

林則徐於1833年底開始籌劃挑浚瀏河與白茆河,至同年8月底先後完工。此後,林則徐又組織疏浚了太湖下茆、淀支和太倉州的七浦河、徒陽運河、練湖、寶山、華亭一帶海塘以及鹽城的皮大河和通州河等處,對江蘇農業經濟的恢復和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起了一定作用。

林則徐治水圖

注重調查,虛心求教,身體力行,是林則徐在江蘇興修水利時的又一特色。

在治水工程中,他多次親往工地視察,無論盛暑烈日或大雨滂沱,「每坐小舟,數往來河中,察勤惰,測淺深,與役人相勞苦,不煩供億」。

為疏浚鹽城縣皮大河,林則徐在1836年11月,預先微服乘船到當地查訪,從當地農民及他人口中證實,此為「現不可緩之工,農田大有裨益」而決定動工。

在親往太倉州視察水利工程中,林則徐曾採納各州縣牧的動議「以石壩灰漿尚未乾老,擬試放之後仍堵閉數月,以候大水啟發」。

林則徐還曾詢問求教於年老兵民,總結出用碎石搶河險的經驗。「兩次上堤,周曆查訪,並詢之年老兵民,咸謂未辦碎石以前,誠不知其有濟與否。既辦之後,每遇險工緊急,功效甚著。」

在治水實踐中,林則徐逐步認識到水利與農業，治水與人力、地力等多方面互相依存的關係,提出「賦出於田,田資於水,故水利為農田之本,不可失修」,「水道多一分疏浚,即田疇多一分依賴」,豐富了林則徐的水利思想。

賑救災民,是林則徐在江蘇的又一重要活動。他在江蘇為官的十年,幾乎七年有災,其中水災、雨災、風災等連年不斷,給江蘇人民帶來了極大災難,不少地方饑民「洶洶將變」。

林則徐採用「安貧保富」、「損上益下」等措施,穩住災民,剔除了官場賑災中的一些弊端,總結出「資送、收養、收孩、瘞棺、捐衣、養佃、當牛、借籽種、禁燒鍋」等十二條措施,創造了一套賑災經驗,給災民帶來了實惠。主要做法有以下幾點：

(1)「損上益下」,請求朝廷恤撫。這是林則徐在賑災中實行的一個重要方法。他多次要求朝廷減免或緩徵賦稅等,表現了相當的勇氣。

1833年8-9月,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儀征、丹徒一帶水災,若待勘定後再酌接濟,已緩不濟急。林則徐首先撫恤,發放銀兩,並上奏朝廷請求：先行撫「一月折色口糧以資接濟」。

同年年底,太倉、鎮洋、寶山、嘉定四州縣水災嚴重,林則徐不顧朝廷報災不出九月的定例,據實上奏,要求撫恤。並且不顧朝旨詰責,頂住來自道光皇帝的壓力,單銜密奏,堅請緩徵災區漕賦,提出「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份元氣」的主張,並表示：對違例請緩徵事,願「獨任其咎」。

林則徐單銜密奏《江蘇陰雨連綿田稻歉收情形片》

這就減輕了災民的一些困難,使不少災民從中得到實惠。馮桂芬曾記敘為「大江南北,數十州縣之遠,億萬戶之眾,雖鄉曲婦人孺子絕不知大吏名氏者,獨於公名氏甚熟,莫不知其為好官」。

(２)倡議「民捐」與平糶米價。這裡所說的「民」主要指地主士紳。在賑災中,林則徐常向地主士紳呼議捐輸,有時還用強硬措施,勸諭官吏、士紳捐賑。

1823年6-8月,江蘇大水,「田禾蕩然」,「平地高數尺,濱江居民回廬悉被淹沒」。為賑災,林則徐在警告災民不許鬧事的同時,先後下《勸諭捐輸告示》與《諄勸殷富平糶並嚴禁牙行鋪戶囤米抬價告示》,命各富紳「已捐者速交,未捐者速捐」,不要「擁一己之厚資,而聽萬人之餓殍」,要殷仲富戶將「存積米石,亦須乘時出糶」,「即時糶賣,以平市價」。

林則徐還注意藉助商人力量來增加糧食來源,以免稅。供資金等利「招徠川湖米客」,販米來蘇,因而使糧價「不禁自跌」。

(3)改進賑災辦法。辦賑,是封建統治者緩和階級矛盾、欺騙人民的一種手段,歷來弊端很多,其中「有羼和糠粃、短缺升米、私飽己囊者,有派累商人、抑勒鋪戶令其幫助者,有將鄉紳家丁佃戶混入丁冊、希圖冒領者……有將已故流民乞丐入冊分肥者,有將紙張飯食車馬派累保證,作為攤捐者……冊籍付之糧吏,銀米委之劣衿……真正饑民全無實惠」。

針對這些弊端,林則徐提出須以「稽核戶口為第一要義」,並採取依靠書院諸生稽核戶口和放賑,減少了不少弊端。

1834年1-2月,林「集諸生於學,親為揀派,每圖一人,查明戶口人數,先付執照以憑領賑,各造所查戶口清冊呈閱」。並派往各處放賑,使胥吏不能直接勒索,災民從中得到一些好處。

同時,林則徐還在辦粥廠基礎上,採用並推廣明代陳嘉善的「擔粥法」,「預製有蓋粥桶,以木尺量之,高一尺五寸,徑圓亦如之。每桶盛粥五十餘碗,兩桶為一擔,每擔煮米一升,再入棲粉一升,令人分擔附近……遇老弱瘦病者各給一杓……早晚兩次,則全活者尤多」。

1832年,林則徐還採用以工代賑的方法,招災民疏浚河泥,既解決了災民生活,又興修了水利。

(4)儲糧備荒,發展生產。林則徐在賑災的同時,還著眼於鼓勵生產。

1823年夏秋,江蘇大水。年底,林則徐北上覲見後,攜淮北麥種歸,散播各鄉,以助春耕。

林則徐還整修署後屋,改建為「豐備倉」，儲糧救災。《林則徐日記》記述如下:

節署之最後一進,舊為樓屋,年久失修,瀕於傾圮。余商之同人,葺為義倉。自正月初十日動工,至今成大小廒座十間,編其名曰:「重、農、崇、本、富、積、谷、慶、豐、綏」,每廒各取一字,於昨二十八日進谷三百石,今日進一千五百石。

此外,林則徐在社會福利方面也有些建樹,如：蘇州育嬰堂「共有屋二百零一間,收養乳嬰、斷乳嬰和殘廢留堂習藝共二百四十餘口」。太倉崇善堂,專事從事太湖遇難者的救生、打澇、掩屍和救亡等工作。林則徐親自撰文,要各地「聞風興起」,並堅持下去,「匪始之難,終之實難」。

蘇州林則徐紀念碑

改革鹽政與漕運

鹽務是清代經濟的又一大政。由於鹽官和「綱商」相互勾結,壟斷食鹽市場,妄抬鹽價,造成官鹽滯銷,私鹽充斥,威脅了封建王朝的鹽稅收入,危害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綱鹽」制度「行之二百歲,百竇千蠹,晝夜朘蝕」,成為一大弊政。兩淮是明清時代食鹽的主要產區之一,鹽場多至三十,行銷及於六省。歷任官員對此都十分重視。林則徐在整頓鹽務方面曾得到道光帝嘉許:「林則徐曾經署兩江總督印務,於鹽務素所熟悉,其楚省應銷淮南鹽引,早已成竹在胸……」

道光皇帝

縱觀林則徐的鹽務經歷,大致分為這樣三個階段：署理浙江鹽運使期間,協助該省巡撫帥承瀛整頓鹽務,開始接觸這一政務,對鹽政弊端有所洞悉;在江蘇任職期間,是他鹽務改革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而此後湖北總督的崗位是他實踐鹽務思想的大舞台。

1822年10月,林則徐接到簡放江蘇淮海道的抄報,但他並未立即赴任。因帥承瀛兼理鹽政亟須人才,挽留他暫署浙江鹽運使,暫攝運司三個月。林則徐「從帥仙舟中丞厘革夙弊」,制訂了定鹽場官制、裁鹽政養廉、革掣規供應、灶課由場征解、銷引先正後余、引目通融行銷、收支力杜弊混、梟私商私並禁、掣驗改復兩季、甲商酌裁節費等十條措施。《李星沅日記》曾提到這次鹽政改革的成效：

道光初帥仙舟先生(承瀛)開府浙中,裁併鹽政,大減陋規,而商私民私不禁自戢,以鹽本既輕,官價自賤,一年足額,二年且溢額矣。

浙江的治鹽經歷為林則徐思考如何進一步革除鹽政弊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實踐的基礎。

在江蘇期間,林則徐對陶澍在淮北推行的鹽法改革十分支持。1832年12月16日,他在聽到道光帝派欽差南來查辦的消息後,便寫信向在京的友人打聽：「昨聞又有兩星南下,想未必為河工,不知地方事耶?鹺務耶?淮北票鹽向有力陳其害者,所云若何?其人可得聞否?」

接到回信後,他又於1833年1月19日寫了一封信,其中說:「鮑給諫之折,務祈錄示一通,俾知所陳票鹽利弊,或其中有何方法,亦可斟酌籌畫。」可見,那時林則徐雖然沒有經手鹽務,但維護票法的態度是十分明朗的。

清代思想家魏源

林則徐和主持籌劃兩淮鹽改革的王鳳生、俞德淵、魏源都有很深的交誼,對他們極為賞識,在許多經濟事務的改革上聽取過他們的意見。1834年5月,王鳳生卒,林則徐為其手書墓志銘。林則徐對俞德淵評價很高。姚瑩說:「林公則徐於時人少所推許,獨於德淵曰:『體用兼賅,表裡如一』。」1836年2月,林則徐第一次署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不久,俞德淵病故。林則徐為他因處理兩淮鹽政「焦勞刻苦,以殞其生,不得展生平之蘊抱」而感到「可慨」。在題俞德淵《水流雲起遺照》詩中,他以「霖雨施未竟,江河流不廢,嗚呼圖中人,留此志遺愛」等詩句,表示深切的懷念。

漕運是清代影響巨大、積弊最多的三大政事之一。江蘇的漕務比他省相比「款目最繁,輾轉抵交,早成積重之勢」。僅蘇、松、常、鎮四府和太倉一州,就比浙江一省的漕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多三倍,比湖廣更在十倍以上。為此,他常「寢不能寐,飯僅一盂」,「精力日以消沮,心緒日以惡勞」。對漕政的憂慮,可以從他致友人的信中看出。在致友人鄭瑞麟(仁圃)的一封信里,他說：

弟回蘇浹月,無日不向所屬索債,如米價存庫及新錢糧漕項,皆不能不加緊嚴催,而積重難返之情形,實非語言所可殫述。現將交代各案,勉強復奏,其萬難之狀,尚不敢徑遂直陳耳……此間多做一日,總多一日諐尤!

在給陳壽祺的信中,他還說：

近來江浙漕運已成不治之症,定例冬兌冬開者,今春兌夏開,天庾正供,尚復如是!則泛舟之役可知……江蘇之病,更比吾閩為難治者,以「局面太大、積重難返」二語盡之。

陳壽祺

在他看來,漕政已是「不治之症」、「積重難返」。儘管如此,他一方面立定章程,加強日常督辦。他經常和兩江總督陶澍、漕運總督朱為弼等就如何剔除漕政弊端進行函商,採取了限制州縣浮收和旗丁勒索,規定閘壩人夫用費,派遣精幹官員驗漕督運等舉措,保證了漕運的暢通。另一方面,他大膽改革,提出了解決漕運危機的四項措施,即「正本清源」、「補偏救弊」、「補救外之補救」、「本源中之本源」。其中,「補偏救弊」和「補救外之補救」兩種方法是權宜之計,而「正本清源」和「本源中之本源」則是「勉圖經久」的重大改革。所謂「正本清源」,指改革現行的漕政制度,實行「縣督幫收」,使漕運「自南至北皆無例外苛求」,以「杜州縣之浮收,絕旗丁之勒索」。「本源之本源」指取消漕政,用在畿輔一帶治水造田,發展農業生產的辦法,來取代南糧北運,解決京師的糧食供應。後兩項是針對漕政弊端而提出的大膽的變革,客觀上起到了恢復江南的農村經濟,增加清朝財賦收入,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在他到任這一年的秋後,蘇、松等四府一州征兌了新漕,還帶運1831年水災欠下的漕米二十萬石,「為歷來所未有之多」。

結束語

《林則徐與江蘇》

綜上所述,林則徐在江蘇期間,力求「興利除弊」,用精明幹練的手腕處理了江蘇複雜的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社會問題,在維護封建統治長遠利益的前提下,大力整頓吏治,適當照顧了中小地主和貧民的某些利益;在著力解除漕賦威脅和鹽政積弊的前提下,注意推廣科學技術和發展農業生產;在興修水利的同時,注意賑救災民,改進了部分人民的生活;在禁煙的實踐中,注意將禁煙與反對外國殖民入侵結合起來,等等。總之,林則徐在解決江蘇問題的社會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表現了卓越的施政才幹,並表現出強烈地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鬥爭精神和愛國主義思想。

（來源：《江海學刊》?周新國 王日春）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