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之死,死於人格缺陷?
原標題:于謙之死,死於人格缺陷?
于謙(1398—1457),為明朝續命的大功臣,被譽為「救時宰相」。一生干過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尤其是組織打贏了北京保衛戰,穩定明朝政權,事關中原文明的延續,居功甚偉。
景帝朱祁鈺在位那八年,于謙權傾一時,是當朝唯一的重臣。在他蒙冤死後,聲譽日隆。到了清初,南明的「剩鬥士」張蒼水,以埋骨西湖邊,跟于謙、岳飛作伴為最高榮譽。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只有冤死才能把一代名臣的聲譽推到頂點,獲得最高知名度,享受最長久、最廣泛的拜祭。所以我們民族的英雄,基本都是悲劇型的歷史人物。
最愛君時常聽到身邊的人談論于謙,有時他們說的是那個同名的說相聲的表演者,有時他們說的是這位英雄,然後開始評價他,說他的悲劇是源於人格缺陷,簡單說就是不會做人。
這種論調很多,還有一些學者寫成了文章發表。每當聽到/看到這種觀點,最愛君只有一個念頭:你們,不配說于謙。
▲于謙
1
史書寫冤案,有一定的套路。比如天地變色、陰霾四合、六月飛雪等等,總之是營造一種戲劇化的情境,表達史(老)家(天)的看法。
但這些自然力的渲染是不靠譜的。如果靠譜,就應該表現出某種神力,讓冤案受害者不死,而不是在劊子手手起刀落的時候,默默變換色彩圖案。
唯一靠譜的地方在於,讀史書讀到這些氣象突變的記載模塊,就像有個人跳出來告訴你:這是個大冤案,千古奇冤呀!
于謙之死,是百年一遇級別的大冤案。後來修《明史》的人覺得寫上氣象突變還不過癮,又加了句「死之日,天下冤之」。
這是說,不僅老天看不過眼,天下人也看不過去。
天下人是個什麼範疇?包不包括與于謙同朝為官的同事們?
應該不包括。
2
有個叫朶兒的人,是冤案製造者之一曹吉祥的部下,在於謙行刑的地方以酒來祭奠他,痛哭不已。曹吉祥知道後非常生氣,用皮鞭痛打他。第二天,他仍然祭拜如故。
都督同知陳逵深感於謙忠義,收其遺骸葬在北京城西。後來,于謙的女婿朱驥(也有說是其子于冕)將其歸葬於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
這是冤案發生後,公開站在於謙這一邊的人——朶兒、陳逵,以及于謙的親人。沒了。
舉朝文武大臣,在殺于謙這件事上,要麼失語,要麼贊成。
殺于謙的主謀是發動奪門之變的「三大功臣」徐有貞、石亨和曹吉祥,但點頭的肯定是復辟上位的太上皇朱祁鎮。
給於謙定的罪名是謀逆罪,具體為「意欲迎立外藩」,就是想要另立儲君。這個「意欲」,跟岳飛蒙冤的「莫須有」是一個級別,但當時居然沒有人提出異議。
這說明什麼問題?
第一,皇帝想殺的人,沒人敢吭一聲。第二,皇帝想殺的這個人,大家都覺得殺得好。
最愛君認為,前者當然很可怕,但這是皇權政治下的常態,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更可怕的是後者,殺清官名臣,同事們在心底喝彩,帝國權力中心的精英們,還有沒有整體的道德底線?
▲奪門之變中的朱祁鎮(劇照)
3
現在很多人評價于謙,基調是這樣的:是英雄,是清官,但有重大的人格缺陷,跟同僚搞不好關係,四面樹敵,導致被害時毫無奧援,「孤家寡人」。
這邏輯很順,聽著沒毛病。不僅是于謙,歷史上所有品德孤高、不見容於當時的英雄,都會受到類似的評價。最著名的應該是黃仁宇評海瑞,把海瑞當成「古怪的模範官僚」,道德主義的迂腐分子,意思是不值得學習。
官場有一條潛規則:搞政治的人不講道德。
這是事實,但以潛規則為標準,去評價官場上的道德完美主義者,說你不能太完美,你要隨大流,這像什麼話?
相當於我們對著土匪說,你要殺人越貨,不然不是一個好土匪。這不是鼓勵犯罪嗎?
指摘于謙有人格缺陷,不就等於對他說,你應該搞搞權謀,玩玩厚黑,不然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嗎?
官場是髒的,你于謙要跟著臟,不要想著給它洗乾淨,是這個意思吧?
4
的確,于謙不是一般人。
他自小飽讀史書,崇拜文天祥,心中樹立了對標的榜樣。23歲考中進士,24歲被授職為監察御史,從一名紀檢監察員開始他的政治生涯。
他28歲那年,已經是京城名嘴。那一年,還是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時,漢王朱高煦在山東謀反,很快被平定。宣宗讓于謙負責口頭宣布朱高煦的罪狀,于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朱高煦在這位御史的凌厲攻勢下,被罵得抬不起頭,趴在地上不停發抖,自稱罪該萬死。
這情景,有點像周星馳《九品芝麻官》裡面那個口若懸河的包龍星。
他後來外放為官,主政過的地方有口皆碑,百姓把他當作「神明」。
于謙在官場的晉陞,全靠個人能力,但他最終權重一時,則賴歷史機遇。
在他被召回京充任國防部副部長(兵部左侍郎)的第二年,明朝發生了開國以來最大的危機——土木之變。年輕氣盛的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親率50萬大軍北征瓦剌,結果被俘虜了,有去無回。
舉國上下惶惶不可終日之時,于謙淡定自若,採取一連串成熟老練的危機處理手法,包括怒斥遷都的消極言論、組織打贏北京保衛戰、力主監國朱祁鈺登上帝位等。
他就這樣被推向歷史至高點。
▲土木之變後被推上帝位的朱祁鈺
5
時代呼喚英雄。于謙很快升任國防部部長(兵部尚書)。
戰爭年代,這個職位含金量十足,幾乎等同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時內閣大學士江淵、工部尚書石璞為入兵部協助於謙,兩人爭破頭。可以想像于謙及兵部尚書的地位有多高。
這個時候的于謙,如果是一個後世評論者眼中沒有人格缺陷的于謙,他就會愉快地融入權斗的潮流,愉快地接受人情世故的熏陶,一手捧著成功學,一手拿著厚黑學,把自己變成一個圓滑的政治家。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會跟後來奪門之變的主謀徐有貞說,你想做國子監祭酒的事,我在皇帝面前也美言推薦了,但皇帝拒絕啊。你先別急,我們再等等機會。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會對大將石亨向朝廷薦舉他的兒子于冕感到正常,覺得這名大將懂規矩,知道投桃報李,是穩固的同盟黨。而不會糊塗到不僅不領情,還上疏彈劾石亨徇私情。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不會眼裡容不下沙子,嫉惡如仇,天天彈劾這個貪污那個瀆職,而是握著別人的把柄,好讓他們聽命於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團體。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會專心做景帝身邊的紅人,讓被俘的英宗老死塞外,而不是極力說服景帝迎回英宗,釀成日後殺身之禍。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會像嫉妒他的同僚所誣衊的一樣,交結權宦,樹立黨私,挾天子以令群臣。景帝那麼聽他的話,他想做曹操,問題不大的。
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就不會在獲悉奪門之變的情報後,為了忠義坐以待斃,而是利用手中的兵權,先下手為強,徹底改寫明朝歷史。
▲製造于謙冤案的主謀徐有貞(劇照)
6
天了嚕,如果于謙如你們所願,他還會是我們民族的英雄嗎?
所以,指摘于謙剛正孤高、不懂逢迎、不搞權術,本身就矛盾得無以復加。
我們這個奇怪的民族,一邊對於謙推崇備至,一邊又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為圭臬。難道沒有人知道,這二者是絕然對立的嗎?
每一個英雄都是人情世故的終結者。
一個民族如果以世俗標準去定義他們的英雄,那麼這個民族真是墮落得夠可以了。
可怕的是,我們現在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
以前不是這樣的。于謙蒙冤時,幾乎整個官僚群體有種妒火熊熊燃燒的快感,這是事實;但即便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都不會以這種充滿羞恥感的事實去反推于謙的性格弱點。
他們的認識很清晰,這特么是官僚群體的集體墮落,不是于謙的問題。所以他們會津津樂道地去傳播於謙不遵循官場潛規則,不打點不送禮,只送兩袖清風的事迹。
于謙被殺後,抄家的官員以為可以發現滿牆的人民幣,翻找半天卻一無所獲。直到他們發現一間上鎖的小屋子,興奮地打開後,又大失所望——裡面全是景帝賜給於謙的紀念品(蟒袍、寶劍等)。別人都要掛起來,穿起來,裱起來,他卻鎖起來,從未向人顯擺。
這種精神境界,已然把世俗成功學拉開了好幾個身位。
▲杭州西湖于謙祠
7
于謙死後8年,隨之明英宗去世,明憲宗繼位,他很快得到了平反,各種榮譽加身。
當初沉默或竊喜的那幫官僚,摸准了新皇帝的思路,紛紛上表推進這件事。熱烈的程度,恰好足以掩飾8年前的淡漠。
推翻冤案,徹底平反,恢復官職,追謚美名,追贈更高的官爵,種種哀榮已與逝者無關。這是做給生者看的,皇帝需要忠臣,所以不能讓忠臣長久蒙冤,適時的撥亂反正可以激勵屬下的忠誠,並藉以美化自身形象。
總之,平反昭雪是統治者基於自身利益所採取的政治舉措。
官僚們起勁地參與其中,說到底仍是雞賊的體現:他們容不下一個活著的楷模,卻能標榜自己以死去的英雄為楷模。
這又恰是官場厚黑學與成功學活學活用的道場。
帝國官僚一個個油膩的中年人,無時不映襯著于謙的清奇。
反觀現在,許多人對於謙的崇拜亦是廉價的,精明的,只用於標榜自己的某種正確認知。如果崇拜一個人就要參照這個人的行為模式、處事方式生活,估計絕大多數人都轉而粉起徐有貞、石亨了。
如果稀罕于謙對我毫無用處,沒有人會稀罕于謙。——很明顯,這名英雄死後500多年,遭遇了新的困境,但需要反思的,是我們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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