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虐童，我們到底在恐懼什麼？

導語：一起又一起幼兒園虐童事件，其實是在提醒我們，經濟發達自然帶來道德提升的幻象不堪一擊，我們仍在承受社會轉型的現代性陣痛之中。

作者：楊早，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知名文史學者，作品有《野史記》《說史記》《民國了》等。

眼睛一睜，又曝光了一樁幼兒園虐童案，而且，情節之離奇，讓孩兒他娘連聲感慨：「我寧願只是普通的虐童，普通的扎針吃藥，老師為了怕麻煩，園長為了省薪水。不然……太沒法想像了！」

放學的時候，媽媽們拉著已經上學的孩子，反反覆復地追問：你們上幼兒園的時候，有沒有挨打？有沒有被老師餵過藥片？有沒有……問完自家孩子問同學，幸好，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一個媽媽滿足地笑了：「我要去群里表揚老師們！」

這真是「苦惱人的笑」，感恩節，感謝老師們放過俺家嫩娃。

已經被反覆嘲笑的中產階級，又迎來了新一輪嘲笑：你們不是想靠市場手段汰劣存優嗎？你們不是夢想財務自由就能換來心靈自由嗎？你們不是一天到晚焦慮生怕掉回底層嗎？現在好了，環球同此涼熱，縣城幼兒園虐童，大公司的親子中心照樣虐童，一個月交幾百一千的黑幼兒園不靠譜，一月交五千多的紐交所上市公司旗下連鎖品牌，就可靠嗎？

這臉，打得啪啪響。

我彷彿看見，無數只手機屏幕前，無數台電腦顯示器前，無數口倒抽的涼氣，無數聲絕望的呻吟，還有無數顆正在被恐懼凍成冰白色的心臟。

《人民日報》的快評指出：「應該說，絕大多數托幼機構、幼兒園，都有著規範、科學的管理，能夠讓孩子健康成長、家長放心託付……近期的這些事件，雖然都屬極端個案，但都擊中了孩子這根家長綳得最緊的神經。」雖然說的未嘗不是事實，但用「極端個案」來撫慰人心，已經越來越難奏效了，因為這些極端個案擊中的，是十餘年來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市場化信心。

大國崛起，天貓京東亞馬遜，中國人買遍全球，出國待產留學潮，再加上應用評分朋友圈，病毒營銷攢口碑，十餘年來，我們已經慢慢習慣了花高價買質量，憑名聲抱粗腿。這種習慣後面有著樸素的消費心理：越是大企業，越是高價產品，就越擔心負面名聲，越害怕消費者投訴，所以就越注意品質控制，越懂得危機公關，這就叫「用腳投票」。

這種認知在大多數時候是奏效的，所以容易被人當成普世法則。但在兒童教育這件事上，中國父母屢屢受挫，《人民日報》的評論強調「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可是選擇誰來育，誰來教，現在已經完全喪失了標準。兒童教育，是要變成一場全民撞大運的抽獎嗎？

多起幼兒園虐童事件後，呼籲「加強監管」的聲浪陡起，這也是一種樸素的心理反應，可是，「有必要設定幼師收入補償制度，有必要彌補幼師心理落差以增強職業認同感，有必要通過職稱評定等方式將幼師納入統一管理，有必要對幼師上崗進行資格審查、定期考核、不定期淘汰」，這些「有必要」什麼時候才能落到實處啊？「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大人能等，孩子也等不了哇。莫非要等孩子的孩子那一代才能享受到嚴格監管的幼兒教育？

技術派說裝手機監控軟體，讓家長隨時可以看到孩子，全民監督幼兒園。這事兒聽著解恨，但怎麼想怎麼古怪。比如一位公務員，一位辦公室文員，電腦上隨時開著一個窗口，固定鏡頭對準自己的小寶貝。突然瞥見什麼不妥，抄起電話就打過去……可是，全程監控已經代表你對園方與教師的不信任，你能相信他們在電話中的解釋？結果一定是不斷有人二話不說就衝出辦公室，殺向幼兒園或小學……相信我，這種新的工間操，一定會成為中國一大特色。

一勞永逸的方法一時半會兒肯定想不出來。我們還是應該回頭面對自己的內心：作為孩子的父母，我們到底在恐懼什麼？

父母們第一層的恐懼，是在購買兒童教養時無章可循，不知道用什麼樣的努力才能擺脫隨時生活在虐童疑雲下的恐懼。是的，人們恐懼的首先是無法免於恐懼。「免於恐懼的自由」被羅斯福定義為人類生而有之的四大自由之一，一旦失去，人生的不自由程度可想而知，那樣的話，生個孩子不是給自己造了座監獄嗎？

前幾天熱議的「阿姨改變中國」其實也是一個道理。現代都市人群，在越來越方便的電器、外賣、網購幫助下，成人對家庭輔助的需求已經弱到近乎為零。請阿姨的唯一理由就是家裡有老或有小，這兩個家庭的最脆弱也是最難監管的環節，迫使家中掙錢的主力們自願不自願地加價，以求用價格劣中選優，給自己一份免於恐懼的保障。按市場原理，這個價格到達一個臨界點，當然會有大批的職場女性放棄工作回歸家庭，或者為了工作放棄家庭。

那麼，兒童的公共化教養，會不會也變成這樣：不放心幼兒園不放心小學，就自己帶自己教？如果真的逼到這個境地，養孩子在都市人群中，就會成為一種巨大的奢侈消費，要滿足生兒育女的願望，需要強大的家庭財務能力與教養者（不一定是女性）的全職付出。

荒誕不？人類自古以來正常的生命延續，變成了巨大恐懼支配下的兩難選擇。是不是家庭真該消亡了？

然而恐懼尚不止於此。否則，我們這些孩子已經完成幼兒園教育，小學看上去也沒什麼大問題的父母，為什麼也心裡拔涼拔涼的呢？

在江歌劉鑫案的討論中，我發現最激動最憤怒的，是那些發現有人居然不曾無保留地同情江媽譴責劉鑫的網民。他們自認維護正義，卻不惜用惡詈、詛咒和威脅去對付那些異議者。我想其實他們內心充滿了恐懼，恐懼的是自己認為天經地義的道德倫理，居然沒能不言自明地獲得另一些旁觀者的認同。

我認為父母們的心態類似於此。他們視若珍寶愛逾性命的心肝肉尖，在監控視頻里，在幼兒園工作人員眼中，居然是如此的不算回事兒，像個物品似的被處治，被撥弄，就如《水滸傳》里戴宗對宋江說的「你不過是俺手裡一件行貨」。他們追問「天之道」，那是進化鏈上人類社會對兒童的普遍喜愛，他們也追問「人之道」，那是商業社會奉為圭臬的職業倫理。但無論天道還是人道，這種追問都沒有辦法得到回應。事實就是，本該對兒童愛護備至，而且具備應對兒童哭鬧職業能力的幼師們，良心不疼，違法無畏，任性地對待顧客們託付給自己的愛子愛女，甚至以之牟利。這還不算超越父母想像力的嗎？這還不夠引發如潮的巨大恐慌嗎？這是父母們第二層的恐懼。

很多評論者說「如果是我的孩子碰到這種人，我一定十倍還施於這些禽獸的身上」，「法律很遠，拳頭很近」。但事實上，大家都心知肚明，這樣的事，平淡如水收結的可能性，比任何別的可能性都大。虐童案以前有很多起，今後也不會少。如果你們有心，去查一查各起兒童傷害案件中的結局，比如猥褻兒童的判刑標準，比如致死兒童的賠償數額，恐怕更會心意難平。

比如2013年長春盜車致嬰兒死亡案，死亡嬰兒父母僅僅獲賠1.7萬元；林州警察醉酒將嬰兒摔成重傷，賠償嬰兒家庭後，肇事者只遭到禁閉15天的內部處理。歸根到底，這個社會對兒童價值的判定，恐怕與身為都市中產階級的孩子父母們的認知，相差甚遠。懲罰遠不足以嚇阻那些製造、漠視兒童痛苦的管理者，這是父母們第三層的恐懼。

人類學學者安·阿納格諾斯特在1997年發表的論文《中國兒童與國家超越性》中，指出一個現象：在中國語境下，中國民族主義的話語總是集中在落後的農民與兒童這兩種身份之上，而將兩者相聯繫的是有關「人民素質」這樣的話題。究其原因，是兒童與農民同樣具有的「不確定性」使他們總是成為討論民族教育與民族未來的基點。兒童是希望，但兒童也帶來恐懼，尤其是「當他們不按所預定的軌道發展時，對國家權威與家庭結構將帶來威脅性的衝擊」。

這是很有預見的觀點。二十年後，這個問題發展成了兩大爆款話題：一是城鄉差異，一是兒童傷害。在我看來，農民與兒童的弱勢地位，使他們成為中國社會道德測試的底線。就像胡適在《慈幼的問題》里將「怎樣待小孩子」 認為是判定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最高標準，而恰恰在這一點上，胡適認為「可以宣布我們這個國家是最野蠻的國家」。

對野蠻的恐懼，是最深層的恐懼。職業倫理也好，市場選擇也罷，甚至不是道德理想而是行為實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實都是現代文明前提下的推論。一起又一起幼兒園虐童事件，其實是在提醒我們，經濟發達自然帶來道德提升的幻象不堪一擊，我們仍在承受社會轉型的現代性陣痛之中。與其勸告年輕人不要總是那麼喪，不如想想為什麼年輕人無法獲得「正常」的生活——是的，還談不上幸福，僅僅只是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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