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組織與家譜編纂：當代村譜出現的意義

原標題：基層組織與家譜編纂：當代村譜出現的意義

2014年春，舊村改造，浙江寧波鄞州區下應街道史家碼村面臨著全村拆遷的命運，另一方面，老人們不斷凋謝，村落歷史記憶不斷喪失。走南闖北、見過世面的村書記史佩林，見其他地區編修家譜風盛行，不免心動，與村其他人商量後，決意續修史氏家譜。「忘祖是民族文明的大忌，忘祖是氏族血脈相承的大礙。舊村即將拆遷，村落即將消失，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如果對氏族歷史不及時記錄，我們的子孫後代將不知何以認祖歸宗。」

史氏是一個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古老家族，南宋的史氏，「一門三宰相，四世兩封王」，「五尚書，七十二進士」，被稱為寧波第一家族。史家碼史氏雖是其中普通一支後裔，但自清代中葉以來，曾六次修譜，現存最近版是1944年章大澍《鄞東史氏宗譜》，迄今已經70年未修家譜了，傳統文化載體不能在此斷絕。

於是，由史金祥等三位老人組成的修譜小組，開始資料搜集活動。史家碼村除了主姓史姓外，還有陸、康、張、李、陳、王、俞、楊、應、董、曹、夏、林、羅、周、徐、沙、吳、丁、秦、戴、姚等24個小姓。新中國以來，在村級「兩委」領導下，各姓和諧相處，創時代新生活。在修譜過程中，微妙的情況逐漸出現。村主任俞米加轉達了其他小姓村民的意見：2006年重修史氏祠堂時，要求村中各姓共同捐款，我們紛紛響應。現在修家譜時，卻沒阿拉小姓的份，這有點說不過去。主事的史金祥先生想，這種宗族間的不平衡性確實值得考慮。他又想到家譜編好後，還要村委出資印刷。如果僅是史氏宗譜，別姓村民肯定有意見。於是，他想出了編纂村譜、各姓均入譜的平衡辦法，此舉獲得了其他小姓村民的全力支持。於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至2015年底，村譜修成，直接名為《史家碼村譜》。如此，村譜成為一項溫暖民心的文化工程。

2015年5月迄今，筆者適承擔《史家碼村史》主編工作，從而得有機會關注此舉。關注新修家譜研究的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村譜」，眼睛為之一亮。進一步查閱百度，知有類似的《歙縣江村譜》《嶺頭村譜》，這是明朝人所寫宗譜名的略寫，實際仍是宗譜。查閱國家圖書館圖書目錄，沒有「村譜」。再檢報道，2012年，河北石家莊市平山縣南庄村四位王姓老先生曾私撰家譜，報道者將之簡化為《南庄村譜》，不過原書仍作《南庄村王氏宗譜及其他姓氏宗譜》，沒有直接標為「村譜」。這是一種「主姓＋小姓」宗譜，早在1987年浙江金華永康縣官川村編《官川村志》就出現過。顯然，獨立而明確稱為「村譜」的，當以《史家碼村譜》為第一部。

那麼，「村譜」的出現，有什麼意義呢？這是值得思考的。

一是由一姓到多姓，改變了入譜姓氏的結構。自古迄今的宗譜，向來只寫一姓，而村譜可以寫多姓，村內大小各姓均可入譜。在傳統宗譜體制下，以宗籍為原則，不管地域，族人遷移到哪都是族人，修譜時都得想法收進來，稱為上譜。所以，古人修宗譜時要出差，要到其他地區徵集遷移到外地子孫的信息。而在多姓的村譜體制下，以村中戶籍為原則，不管宗籍。《史家碼村譜·凡例》稱：「村譜編纂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到2015年的人員變動狀況等，由於經濟社會發展，所以只局限於本村所在戶籍和他們的不在本村戶籍的直系親屬。」村譜完全以戶籍為主，只收戶籍在村中的村民及其遷移到外地子孫信息。解放前戶口遷移到外地的村民，不再收入村譜。如此，修譜人員也簡單了，基本不需要到外地出差，只要搜集附近村民信息即可。

二是組織方式的改變。修譜一直是民間行為，要不要修譜，存在決策、人才、經費諸多困難。黨明德說：「古時候修家譜,一般是利用家族的族產或家族成員的捐助。但現在家族成員大都分布散落,即使一些村子有公共財產,但要用來修家譜,難以讓全體村民同意。」籌措經費時，多用募捐或贊助之法，一些普通村民一時會不理解，甚至抱怨攤派。現在改為村譜，就可成為村「兩委」的組織行為，這些問題就可解決了。在現行管理體制下，村「兩委」管理村中一切公共事務，是最權威的機構。只有」兩委」領導同意，就可決定要不要修村譜，擺平各姓間的利益矛盾。村「兩委」可以出面聘請修譜人才，組建修譜小組，也可從村中公共經費中支出，保證編纂經費、印刷經費。從目前來看，史家碼村及鄰近的江六村修村譜，多用上班領工資制。也可用經費包干制，可能效率更高。

三是徹底解決了執政黨與宗譜修撰間的關係。傳統中國是「家國同構」體制，地方上的宗族管理是國家管理的基礎。現代中國是「國家與社會」體制，行政管理以全體村民為己任，宗族管理以一姓為己任，這是兩者矛盾之處，這正是20世紀以來族權不斷受到否定與醜化的原因所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經過近七十年的地方建設，政府有效地控制了村級基層管理。1958年以後實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將人的屬性完全地域化了，宗籍觀念徹底淡化。1980年以後，南方各地宗譜編纂風重盛。如何對待家譜編纂活動，地方政府一直沒有明確的政策。1990年後，曾出現多篇文章，要求叫停宗譜編纂活動。不過，多數基層組織採取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態度，將之理解為民間文化活動。由於多數村級領導是本族成員，所以內心上肯定是支持家譜編纂的，但這種支持是私下的個人支持。基層組織遊離於宗譜編纂之外，管理參與問題沒有解決。現在，將傳統的大家譜加以改造，成為多姓的村譜，就避免了傳統的宗法管理嫌疑，完全適應了現代社會管理體制。村譜的出現，解決了基層組織在家譜編纂上的管理權與參與權問題，讓村「兩委」可以名正言順地出手領導，加以推動。村譜適應了現代村級基層管理體制，與全體村民的利益統一了，這是最為可喜的事。

四是宗譜性質的徹底更新。由宗譜而村譜，一字之差，性質完全不同。由於新中國以來的宣傳，說及家譜，很多人觀念中總免不了封建宗法的嫌疑。確實，宋明以來的宗譜是加強宗族管理的手段。不過，20世紀50年代以後，宗族管理徹底淡化，宗譜的性質完全改變。馮爾康先生反覆陳說：「族譜是家族史」，「作為家族史的族譜，是民眾史」。前者是從現代史學的中國家族史角度給出的定義，後者是實際是從民間史學角度給出的定義。村譜的出現讓宗譜的面貌煥然一新。它明確告訴你，村譜不是宗族管理的手段，而是全體村民當代歷史的記錄載體。筆者關注的是當代家譜編纂的公眾史學屬性，當代家譜研究，本質上是當代公眾史記錄活動，屬公眾史學分支。人人參與，人人留史，這是公眾史學的基本口號。家族是最基本的血緣組織，是永恆的社會細胞。以家族為單位，建構民眾的歷史，這是最為理想的公眾史記錄載體，是值得推廣的活動。

綜觀中國家譜編纂的歷史，總體趨勢是由官而民，由宗族而「後宗族」，由宗籍管理而宗族歷史記錄。到了當代，完全成為公眾史記錄。村譜適應了未來的發展趨勢，可以成為方誌一樣的事業，過20－30年大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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