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有守——日習論語第197天

泰伯篇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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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注 釋

見：音xiàn，同『現』。指現身做事、傳播仁道。

義 釋

《四書集注》：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四書蕅益解》：信得人人可為聖賢。名篤信。立地要成聖賢。名好學。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名守死善道。危邦不入四句。正是守死善道註腳。正從篤信好學得來。邦有道節。正是反顯其失。

《論語新解》：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好學亦不能篤信。能篤信，又能好學，然後能守之以至於死，始能善其道。不入危邦，則不被其亂；不居亂邦，則不及其禍。君子或現或隱，皆為求善其道，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若邦有道而甘願屈居貧賤，身無可行之道是恥辱；邦無道而我心無可守之節，自己高居富貴等也是恥辱，皆為不善之道。合本章通體觀之，一切所以皆為善其道而已。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死，可以不死，其間皆須學。而非信之篤，則亦鮮有能盡乎其善者。

今 譯

孔子說：「有堅定的信念，又能好學，堅持遵守一直到死都要弘揚正道。不進入危險的國家，不居住在紊亂的國家。天下太平時就出來做官，天下混亂時就隱居。國家政治清明時，如果貧賤，那是可恥的；國家政治黑暗時，反而富貴，那也是可恥的。」

主 旨

孔子教導弟子要有學有守。

引 述

現代人喜歡求新求變，說什麼「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因此迷失方向，缺乏正確的目標，使自己活得沒有價值。實際上，人生在世，必須多問應該不應該？少問喜歡不喜歡？應該做的，再不喜歡也要勉強自己去做。有了這種「做應該做的事，不做不應該做的」信念，加上努力好學，才能夠堅持弘揚正道，一直到死都不違背。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世人。

生 活 智 慧

(一)士農工商，行行出狀元。有才能不一定要做官，擔任官職一定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否則就不要做。

(二)貧賤並不可恥，有機會可以正當地獲得財富，卻好吃懶做，自暴自棄，這才是可恥。富貴不一定值得讚揚，要看來路正當不正當。不擇手段謀求榮華富貴，可恥。

(三)現，不一定要當官，各行各業，都可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人群做出貢獻。隱，不一定什麼都不管，盡自己的能力，默默地做一些有益人群的善事，也很方便。

建 議

對於自己的進退出處，要定好明確的原則，才能夠及時決定自己的態度。

別 裁

這個觀念要配合《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書來研究。《學記》就是講學問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儒行》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訓練自己，成為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種型態，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格」，並不要求各個一律。可是哪一種個性，適合哪一種學問，要怎樣培養自己，都有一個標準。

現在孔子所講的這一節，也等於《禮記》中《學記》和《儒行》兩篇所講的個人問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就是一個思想、一個信仰的問題。服從真理，要絕對篤信，還要好學。真理是不變的，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不受區域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所謂「守死善道」就是守住這個信仰、這個主義，「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則。下面說到個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負，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並不是滑頭，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亂的時候，要有出世的修養，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因為這個地方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最好不去。動亂中的社會，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兩句話是中國人的隱士思想。說到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

中國的歷史文化，素來認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絕對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趨向於當隱士。說到隱士，問題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就會感覺到一件事很古怪：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願出名，乃至於最後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可是這一類隱士思想，在中國古代，自上古以來，一直存在。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後的儒家，則絕對反對隱士思想，而講究用世之道，所謂學以致用。學問那麼好，對社會國家要有貢獻，認為退下來做隱士是不對的，這是後世的儒家思想。而後世儒家這種思想的依據，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來反對隱士。事實上最能影響歷代政治的，是隱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來說，中國的隱士思想有點像所謂「不同意」的主張，但並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個觀念。西方文化現在還保留這一思想形態，如民主社會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沒有投反對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場，這還只是勉強的比喻，可是中國歷代政治受隱士思想影響非常巨大。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學問很好，名氣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來。到了漢高祖的時候，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被尊為四老。漢高祖當了皇帝，請他們出來，他們認為漢高祖不會禮賢下士。因為漢高祖好謾罵，喜歡開口說粗話，他還沒有得天下以前，對跟著他的那些知識分子，看見他們就討厭，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來當便器。陸賈勸他要尊重讀書人，他說：「乃翁天下馬上得之。」照現代的白話：「老子的天下是打來的，你們啰嗦什麼？」後來天下太平了，知識分子出來替他擺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讀書人。這也是陸賈告訴他：「乃翁天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善意結果。漢高祖是絕頂聰明的，他問該怎麼辦？告訴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後，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當皇帝，這個味道很好，這時才認為讀書人有道理。於是禮請商山四皓出山，他們不答應。後來他要立太子傳位時，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漢高祖幾乎要把呂后所生的孝惠帝——當時的太子——廢掉，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為太子。

呂后問計於張良。張良就告訴呂后，只要孝惠帝——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漢高祖就不敢廢太子了。呂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為上賓。漢高祖見到這情形，就告訴戚姬，太子黨羽已成，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改立如意為太子的事免談了。這就看到政體問題、社會的思想問題，為什麼學說思想對政治發生如此的影響，同時也說明了隱士的重要。

隱士們後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有一本書名《高士傳》。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幹也高，也許出來可為治國的大才，可是一輩子絕不出來做事。當然，不出來也有好處，否則出來萬一做不好，這一輩子英名也沒有了。越不出來越高，有人一輩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則稱「處士」。當然，有的處士是怕考試考不取，故意當處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貴，因此名氣越來越大。有時候皇帝特別起用，不經考試還可以做做官。當然真的處士還是有，宋代有這樣一位處士名叫楊璞，宋真宗請他，他不出來，後來硬是下命令給地方官，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逼他出來了。到了京師，真宗對他很客氣。問他說，先生一路來，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詩吧！他說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詩。真宗說，夫人的詩一定很好。於是要他念出那首詩：「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宮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幾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時的种放一樣，都是真正的處士，硬不想出來。

另外像唐朝武則天時的盧藏用，因終南山地近京師，倡言隱居，結果被徵召入朝為官，這又是處士的另一種手段了。所以後來成語所說的「終南捷徑」就是指這麼回事。陸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評也是稱揚隱士的詩：「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後世儒家認為這些「不同意」主義的隱士、高士、處士們，很可惡，不應該。而認為有學問的人們應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為什麼一輩子作學問不肯出來？他們就說孔子是罵隱士的。在後面的《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幾個當時的隱士，都挨了罵。那麼孔子挨了罵後怎麼講呢？下論中就講了很多。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的儒家就引用這句話，解釋為孔子不同意這些人，罵他們是鳥獸。這個話解釋錯了。實際上孔子的思想，對隱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聖人胸懷，對於社會國家，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為聖，就在這裡。明知道這個人救不起來，我盡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這是孔子之聖。隱士們的道家思想，則救不起來就不救。這是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道家對時代思想的潮流，視之如山洪的暴發，擋是擋不住的，一定要去擋就是傻子，必定被沖走。如要挽救的話，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處的下游，稍稍一引導，就引進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則不然，對於時代的趨勢，也視如山洪暴發，擋是擋不住，但是要跟著這股山洪旁邊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個算一個，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勢，將洪水導入河川渠圳。這兩種思想都對。孔子認為道家走隱士路線，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沒錯。所以他講「鳥獸不可與同群」，這句話仔細一研究，孔子是贊成的，並不是反對。鳥類是高飛的，要高飛的就高飛去吧！野獸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過他們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飛，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點人世間的事情吧！

說了半天，就是解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可見孔子還是贊成隱士思想。他說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當前的機會不屬於我的，你也沒辦法去救，那麼先要保護自己，充實自己。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在下面「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是進一步告訴我們，如果社會漸漸上了軌道，有才能的應該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倘仍無法貢獻，還處在貧賤中，那就是身為知識分子讀書人的恥辱。如果在一個動亂，不上軌道的社會中，安享富貴，或是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不正當的途徑取來的，這也是不對的，可恥的。

編 語

賢相何止一孔明，水鏡麾下多慧星。只因不遇劉玄德，常使高士隱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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