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冉

50年代，台灣新建的眷村光復新村。許多眷村的名字包含著懷念大陸或者光復大陸的政治涵意

在四面竹籬笆的擁擠空間中，左鄰右舍的爸媽吆喝著各家孩子回家吃飯，南腔北調混雜在一起。聽著《四郎探母》的老人家，淚眼婆娑地哼著「我有家歸不得」。這是賴聲川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中的一個段子，講的是台北市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

眷村的故事被一再搬上舞台和銀幕，得益於這裡的人才輩出。眷村出明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究竟是為什麼，沒人能說清楚。有人說，眷村裡的爸媽來自五湖四海，國民黨軍官的太太自然漂亮，眷村子弟基因好。有人說，眷村人沒田地，家族沒有根基，那時候要想出人頭地，要麼功課好，要麼只能當明星。

到不了的遠方，回不去的故鄉

被譽為台灣娛樂教父的王偉忠來自嘉義眷村，他的父親1949年從北平南苑機場，跟著國民黨部隊撤退到青島，之後來到台灣。

國民黨要撤退時，王偉忠的爸爸媽媽只有十幾歲，也沒結婚，經過艱難地說服，王偉忠姥姥才最終同意兩人遠去台灣。臨走前，姥姥拉著偉忠媽媽的手，去跟所有的街坊鄰居講，我家閨女不是偷跑，因為時局亂，沒來得及正式辦婚禮。媽媽跟姥姥輕描淡寫地說，「去台灣玩玩，很快就回來。」這個當時只有十六歲的小姑娘沒有想到，這一「玩」就是40年。直到1988年，王媽媽才有機會回到大陸探親。

年少的王偉忠，他是地道眷村出生、長大的孩子

王偉忠是地地道道在眷村出生的孩子，小時候喝百家奶、吃百家飯，常常和鄰居家的小孩一起，站在大人身邊聽他們講以前在大陸的故事。這些橋段後來都被他原封搬到話劇舞台上。

那時候眷村的房子都是臨時搭的，很多人都不買傢具，房子稱為「克難房」，主要是以竹籬、石灰、瓦片作材料，因此有一個很詩意的名字：竹籬笆眷村。王偉忠說，剛來台灣時有一個口號叫：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大家都在等「老總統」把他們帶回家鄉，很多人早上起來就把棉被捆好，隨時準備走。王偉忠記得有一個楊媽媽，到台灣十年後才架起床，一邊架床一邊哭。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王媽媽趴在床上哭著念叨：「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在電視劇《婉君》中飾演老二周仲康為大陸觀眾熟悉的演員徐乃麟，爸爸本來沒當兵，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青幫成員，專門做販鹽生意。國民黨軍敗退之後，他們一家人跟著部隊一路南逃，稀里糊塗上了去往台灣的船。那時候別說老百姓，一般士兵也是不準帶家屬的，按說徐乃麟一家應該被趕下船，但恰巧他們遇到一個好心的尉官，讓徐乃麟的媽媽冒充他的家屬，徐爸爸就頂替一個伙夫的名字，一家人漂洋過海來到了台灣，成了眷村成員，一住就是40年。

期間徐爸爸幾次開小差，又幾次被抓回去，東躲西藏，最後隨身攜帶的黃金也被偷了，只好又回去乖乖當兵，一家五口擠在五坪（一坪約為3.3平方米）米的房子里，徐乃麟也成了真正的眷村子弟。

歌手萬芳的父親來到台灣時只有21歲，他沒有想到自己那一別竟與母親成為永訣。「那個下午，父親聽聞奶奶早已過世的消息，我還很小，看著父親逆光的剪影，第一次聽到爸爸哭。那時父親每天晚上睡覺都會叫著奶奶的名字。爸爸現在80多歲了，說到這些，還會常常流淚。」從小在家裡，爸爸喜歡媽媽做菜的時候多放一點糖，「因為那是家鄉的味道。離家的父親，會覺得那樣才好吃。」

眷村女兒鄧麗君小小年紀便已是舞台上的明星

貧窮是最深刻的童年記憶

思鄉情切是第一代眷村人最顯著的標籤，但是到了王偉忠這些眷村二代人這裡，已經沒有那麼強烈的鄉愁意識了。貧窮，才是這些所謂台灣四年級生最深刻的童年印象。「貧窮到什麼程度呢，眷村的爸爸什麼都是自己來。那時候村裡只有公用浴室，公共廁所，臭得一塌糊塗，後來我爸爸用水泥洋灰自己砌了一個浴缸，在外面撿了一大堆沒有打磨的瓷磚貼上。然後就喊說：『小偉忠，過來洗個澡給爸爸看看。』結果洗完以後我身上被剌得一條一條的傷。我爸就擺出北京人的那副傻笑，說嘿嘿，沒關係。」

台灣演員邰治源說他小時候沒什麼理想，唯一的願望就是當個敗家子，可惜那時候家裡太窮，沒有什麼東西可敗。他曾經和朋友聊天時無限遐想地說，如果家裡那時候有田地有房子，「我一定會敗得非常漂亮」。邰治源的爸爸是少尉，家裡住的是石頭房子，地上是用小石子鋪成的，蹲在地上隨便摳起幾顆出來，泥土就露出來了。

比王偉忠爸爸砌浴缸更有魄力，邰治源老爸當年找了一切關係，花了2萬多塊，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廁所，30多年前，這可是一筆巨款。但是這個違章建築很快就遭到警察的強拆，邰治源老爸不僅要請警察喝酒，最後甚至動用了在情報局的朋友，總算保住了自己的廁所。

少不更事的胡一虎完全不能理解父輩心中的「 外省人」心結

1967年出生在台灣左營眷村的著名主持人胡一虎記得，眷村孩子的襯褲有很多都是米、面袋子改做的，有時上面還印著「××公斤」。同學們之間開玩笑就會互相問：「今年穿的襯褲是幾公斤的？」

為了養家糊口，不僅眷村的大人們有副業：踩三輪、做外賣、刺繡、洗衣、擺小攤……小孩也從小就幫家裡做工補貼家用。聖誕燈、馬達線、火柴盒、縫手套、勾皮鞋面，六十年代，眷村的每一個家庭都是個小工廠。

胡一虎說，他們一家7口人，母親為了貼補家用，在家裡開了一個「家庭美容院」，「記得我姐姐上中學的時候，已經開始幫客人洗頭髮了。」

眷村家裡的大女兒出去唱歌的、做吧女的有很多，紅起來的就去海外發展當明星，沒有紅的就嫁人，鄧麗君是比較幸運的一個。

鄧麗君的家先是住在屏東眷村，後來隨著父親的換防舉家搬到蘆洲新村。鄧家經濟條件不好，在蘆洲國小讀書時，調皮的同學經常搞惡作劇，把鄧麗君的頭髮綁在椅子上，等下課她起立時發出驚叫。鄧麗君的成績中等，算數比較差，總是不及格，那時候她老覺得自己笨，也很自卑，直到自己的唱歌天賦被發覺。

鄧爸爸的朋友李成清那時在康樂隊拉二胡，帶著6歲的鄧麗君在課餘時隨著康樂隊到處勞軍表演，賺取酬勞，這對家境貧寒的鄧家是不小的補貼。後來，甜嗓子鄧麗君在校內的各種遊藝會、晚會上成了風雲人物。鄧爸爸每天清晨，都用自行車載女兒到不遠處的小河邊，迎著朝陽練聲。鄧麗君的成名曲《小城故事》唱的就是那時候的生活回憶。

1980 年初，剛出道的羅大佑（左）與張艾嘉、侯德健（右）在錄音室練唱

揮不去的外省人標籤

在胡一虎的印象里，眷村的疆域是封閉的，醫院、商店、郵局、學校等公共設施齊備，眷村人沒有大事不出村子。每逢重要節日，家家戶戶的門前都要懸掛「青天白日旗」，吃「山東大饅頭」，玩「大陸麻將」。

胡一虎8歲的時候，蔣介石去世，父親非常難受，胡一虎沒有搞清狀況，被父親嚴厲地要求跪下，他頂撞說：「他是誰啊？為什麼要跪？」父親拿著拖鞋劈頭蓋臉就打。當時他根本不明白，這位蔣先生對於父輩這一代外省人有著何等重要的意義。

土生土長的本省孩子，如不願讀書還可以入農、工、商職場，無土無財的眷村少年多數會選擇繼續升學。所以在台灣，從事科研、技術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眷村裡成長起來的。但如果升學不利，眷村孩子還有另外一條路——演藝，高中畢業就入行拍戲的林青霞雖然大學沒考上，卻也十分成功。

林青霞出生在嘉義縣大林鎮社團新村。相比較其他人家，林家的生活境況要好些。爸爸林維良畢業於北平醫學院，是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名軍醫，即使是這樣，家裡也只有一間卧室加一間廚房，全村共用林家門前的一口機井。出名後回到大林鎮舊屋探訪的林青霞突然發現，在她的印象中大到無法想像，可以容納家裡五個人睡覺的大床，竟如此狹窄。她已經無法搞清，當初一家人是怎樣在這狹窄的舊居里生活的。

林青霞的眷村生涯十分短暫。有一次，還在上小學的她拉著父親的大拇指，認真地問父親，外省是什麼地方，給父親心裡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原來，社團新村沒有學校，得去大林鎮讀小學。在鎮上小學讀書的，大都是一些當地農民的孩子。國民黨來到台灣，當地許多農民破產，原住民和外省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當時，「外省人」這個稱呼帶有明顯的地域歧視。

正是年幼的林青霞這不經意的一問，竟最終促使了全家遷出社團新村，來到了台北的三重鎮。因為父親意識到，台南這種本省人集中的地方，不適合孩子們的成長，惟一的辦法，就是搬到外省人集中的台北。

眷村主要的娛樂生活是看露天電影

眷村家庭之間，幾乎沒有什麼「隱私」可言，張家說話隔壁李家就能聽清楚，鄰里之間少不了在大雜院中傳播是非，像個大家庭。公廁門口是村裡人聚集聊天的地方。眷村的公共廁所很大，那時候經常有小孩子掉進糞坑的事情。小孩子們調皮搗亂，看到有人上廁所就往糞坑裡扔石頭，裡面的人破口大罵，小孩嬉笑著一鬨而散。

偷看女孩洗澡，偷鄰居家食物，和小商販扯皮，是眷村孩子最熟悉的幾件事情。因為服役，眷村的爸爸很多時候都不在家，管教小孩是媽媽一個人的責任。王偉忠說，媽媽拿著藤條皮帶、拖鞋，滿村追打孩子是每天都上演的戲碼。

眷村的娛樂生活除了納涼聊天，還有一項是放電影，那時候台灣開始流行瓊瑤小說，小說改編的電影也很受歡迎。眷村的空地上常有露天電影放映，甚至放到一半，片子還會燒起來，放映員不慌不忙，重新接起來繼續放，中間往往落了一大截，即使是這樣，眷村的孩子們也看得樂此不疲。

王偉忠還記得，眷村裡第一家人買電視的時候，全村200多人圍著去看的壯觀場面。那時候看電視要自己舉個竹竿拉天線，家裡大門和窗戶大敞，擠得滿是人。後來有電視的人家居然把馬糞紙裁開，蓋個章，開始賣票。

張艾嘉1953年出生於台灣一個書香世家，外祖父曾任台灣新聞局局長，母親是上世紀60年代的社交名媛，父親是空軍飛行員。在她1歲時，父親因為飛行事故去世。單親家庭長大的張艾嘉並沒有人們想像中的悲慘童年，她從小在台灣的美國學校上學， 13歲就去了美國念書。那時候，時尚達人張艾嘉天天穿著最流行的小熱褲和超短裙，在村頭村尾走來走去，「別人燙捲髮，我就留一頭波希米亞風格的及腰長發，別人都留長了，我就剪得比男孩子都短……是的，我總是很時尚」。

女孩們的摩登打扮自然吸引了不少男孩子的目光，但是眷村有自己的慣例。「我們不追村裡的女孩，村裡的女孩雖然很漂亮，像林青霞，但都太熟了。」王偉忠說他第一次看A片時緊張得不行，「從大光明戲院出來，外面烈日當空，整個人像得了高血壓一樣。」

眷村的回憶並不都是美好

1949年，不滿兩歲的楊德昌隨父母從上海來到台灣紮根眷村。書獃子楊德昌沉默寡言，功課並不太好，不是個討老師喜歡的孩子。「有個老師就是看我不順眼，天天要修理我，幾乎是虐待狂……」，楊德昌回憶。《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是一部有關個人經驗的「成長影片」，他在以後的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傾訴了被壓抑的少年生活，和被成人世界排斥的失落。

常常穿著自己設計的公主裙出席公共場合的伊能靜卻有一個灰色的童年，小時候家境貧窮，父親是軍人，一直有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思想，母親生到第四個孩子（伊能靜）的時候還是個女孩兒，父親因為這件事情和母親分手了，「我生下來沒多久就再也沒看見我爸爸了！」

出生後不久，伊能靜就被送去眷村由養母撫養。因為養母賣冰棍，沒法時刻看著她，怕她走丟就用鏈子拴著。周圍沒有年齡相仿的玩伴，伊能靜小時候最常玩耍的夥伴，就是路邊的狗。「我小時沒有留過長頭髮，沒有穿過裙子，沒有玩過洋娃娃。」

1943年出生的陳啟禮跟隨法官爸爸來到台灣，少時雖然好惹是生非，卻成績優良。初中畢業後，他考入台灣第一名校台北「建國中學」。當時，他所在的班近六十個同學，僅有三名「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對於這三人來說，挨打便成了家常便飯，矮小而不服輸的陳啟禮，更成為眾矢之的。

「那時每次下課都有台籍同學圍在教室外挑釁，另兩個同學根本就被打到舉雙手投降，只剩我一個人，每天打！」陳啟禮生前曾與記者眉飛色舞地談到此事。打架打出了名堂，中和、永和一帶的外省幫派「中和幫」將17歲的他，與其餘幾個眷村年輕人徵召入幫。中和幫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台灣竹聯幫，好勇鬥狠的陳啟禮25歲就坐上了幫主的位置。混黑道，是相當一部分眷村少年的最終歸途，但沒幾個人能達到陳啟禮的「輝煌」。這位黑幫教父曾因參與刺殺作家江南而入獄，他的兒子陳楚河卻成了如今台灣偶像劇的當紅小生。

皮膚黑黑的老實人、眷村子弟屈中恆是話劇《寶島一村》的男一號。屈中恆的家在台北縣，家裡有三個小孩，他最小，父親是士官。很多年以後，屈中恆成名，有一個新蓋的樓盤請他做代言人，結果，那個樓盤蓋的地方，居然就是自己長大的村子，屈中恆說，「那時的心情非常複雜」。

眷村走出的名人，曆數起來有長長的一大串，相似的童年經歷，卻造就了他們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舞台上的那些淡淡鄉愁感染了無數觀眾，也挽回了一段行將消失的寶島歷史，因為即使是眷村的第三代孩子們，如今也只能通過影像來溫習祖輩們的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