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蕭(Gail Hershatter)《記憶的性別》這本書講了什麼？

原標題：賀蕭(Gail Hershatter)《記憶的性別》這本書講了什麼？

▲《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

[美] 賀蕭（Gail Hershatter）

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版

從1996年到2006年這十年間，我和高小賢搜集了72位婦女的生活史。除了一位婦女之外，其他人在接受訪談時都已經年逾六十，很多都是年近八十或更年長。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她們都已經記事或者成年，其中的大多數對30年代和40年代有全面深刻的記憶。她們中有幾個在50年代和60年代還獲得過全國或地方勞動模範的榮譽。有些是地方上的積極分子，有些擔任過負責組織婦女勞動力的村一級幹部，有的曾當過接生員。其他的則因為家庭情況或者個人偏好或者兩者兼有的緣故，並未積极參与政治生活。她們中大多數人都在結婚數年前即被送到未來丈夫的家裡。高小賢除了認識她在婦聯工作期間曾見過的勞動模範以外，並不認識其餘的婦女。但她和我們所訪問的婦女們有時卻發現，她們都在婦聯的關係網路中有共同的熟人。這樣的網路是婦聯在陝西農村半個世紀的工作中產生的。

我們的受訪對象大部分都居住在四個村莊中的某一個。渭南縣的B村以及合陽縣的G村位於以「關中」而聞名的陝西中部地區。關中——本意為「四關之中」，是沿渭河流域的一塊狹長地帶。渭河沿水平方向以西安為大致中心將陝西一分為二。南鄭縣的T村和丹鳳縣的Z村，地處陝西省下三分之一處的陝南（陝西南部）。陝南坐落在秦嶺的南端，關中則地處秦嶺以北。陝南的作物和氣候更接近四川北部地區，而不同於陝西其他地區。關中和陝南皆有土壤肥沃和景色優美的地區，然而近幾個世紀以來，整個陝西省都很貧窮，甚至到了21世紀初，陝西與中國改革時期繁榮的東部沿海城市之間仍有天淵之別。

與陝西北部地區很不一樣的是，我們所走訪的村莊並未當過中國共產黨的戰時總部，因此在1949年前，共產黨沒有在這些村莊中的任何一個長期駐紮過。這些村莊在1949年前幾十年也幾乎沒有受到中共延安總部活動的影響。直到1949年年中，八路軍（當地依舊這樣稱呼）經過村莊，村民們才知道共產黨。40年代，延安的婦女們在黨的號召下被動員去參加勞動和政治活動，但是關中和陝南地區婦女勞動的變化卻直到50年代才發生。

我們對其中的兩個村進行過兩次探訪，並在三年後回訪了G村的婦女，十年後回訪了B村的婦女。我們對數個村子的老年婦女的成年子女們進行了採訪。我們與曾在50年代參加過婦聯組織工作並在農村長時間待過的婦女進行了交談。為了理解婦女的記憶是否以及怎樣不同於男人的記憶，我們訪談了一小部分的男人。他們與這些婦女同村，在集體化時期擔任過村幹部。我們發現在各方面都有令人驚奇的性別差異，從他們的時間感和對政治事件的敘述到他們與母親的關係。我們採訪的男人們比婦女們更嚴密地遵循著官方用語和歷史分期，並極少開口談論關於他們自己的事情。然而我們的男性樣本有限——在我們採訪的村莊，與婦女們情況不同的是，年過七十還健在且條理清晰的男人則並不多。男人們的缺席提醒我們這些資料的短暫性，讓我們的研究工程變得更緊迫。

我們詢問發生在婦女身上的一系列變革：田野勞作、家庭勞動、育兒和婚姻——在這些帶有明顯社會性別指向的領域中，婦女的記憶經歷不同於男人的記憶經歷。社會性別的勞動分工在整個50年代的農村地區持續發生變化，儘管一些婦女原有的家庭經濟活動減少，但她們依然被帶入前所未有的廣闊的活動領域。然而，由於社會性別化工作的具體內容不斷變更，性別差異本身依舊是組織農村生活的核心原則，並為幹部和普通村民所接受。

本書要問的是，從地方層面上看，社會主義是什麼?為了誰?社會性別在社會主義的形成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

第一章「框架」介紹地點的重要性、檔案館資料的不完備之處、訪談的不可預見性以及記憶的可塑性。接下來的章節勾畫出婦女們一生中所歷經的各種身份：難民、領導、積極分子、農民、接生員、母親、模範、勞動者、敘述者。這些章節遵循著大致的時間順序：「家裡沒人」是1949年前的故事，「寡婦」和「積極分子」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為背景，「農民」是50年代中期，「接生員」和「母親」（最難界定的時間框架）是從50年代到70年代，「模範」和「勞動者」是從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敘述者」是從1996年到2006年——訪談的時間。

第二章「家裡沒人」探討婦女們對混亂的民國時期和1949年共產黨的到來的童年記憶。她們講述自己作為窮人的孩子、難民、童養媳和農民如何在社會上流動並得不到保護。在當時的社會，女子出現在家庭以外的活動範圍被視為傷風敗俗。本章描述了後來成為勞模的難民山秀珍的流浪冒險經歷和遭受的可怕傷害。此章追問的是，雖然那種說婦女在革命前困囿於家的故事明顯不準確，但為何此類故事仍舊有著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第三章「寡婦（或領導的美德）」以50年代初期的全國土改運動和互助組的成立為背景。本章檢視國家通過指派幹部到鄉村去長期居住以發展地方村領導所作出的嘗試。我們可以將這些幹部看成是國家支持的社區組織者。此章探索本地婦女與來自城市的年輕婦女組織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後者在對前者進行挨家挨戶的動員工作的同時，還要忙於應對她們自己留在城裡的孩子需要照顧的問題。

「寡婦」與第四章和第八章一起略加改造了提摩西·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對他所稱的「國家效應」的討論：形形色色的工作需要安置活動積極分子的效應，變革型的國家與被稱為「社會」的東西相脫離，並高居其上。本章跨越我們通常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劃分的模糊不清、流動不定以及不斷被重塑的邊界。一方面，我們探尋國家機器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另一方面，我們在牢記國家規範的同時，探索更為分散的國家勢力、國家意識以及自我的塑造等論題。在一個普遍認為國家在中國農村擴張的時期，國家意識是從哪裡產生以及怎樣產生?如何得以保持、被內在化或被擴展以囊括以前未曾涉及的人群?通過探索國家的偶然性、不均衡性，以及使國家看起來自然且持久的許多無休止的人力勞動和日常勞作，我們便能夠嚴肅地看待國家，而不是將其視為理所當然。20世紀50年代，「國家」不再是一個外部的、無關緊要的存在，而是常常化身為一個熟悉的鄰人，如婦女領導、積極分子或勞動模範。本章集中講述曹竹香——一個年輕的農村寡婦被組織招納並成為領導和勞模的故事。竹香的寡婦身份以及她拒絕再嫁的行為契合了農村的德行觀念，並以複雜矛盾的方式增強了她在地方上的威望。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她從各色各樣的革命及其革命前的體裁中借用有關賢德女子的概念。儘管竹香德行無虧，但她在土地改革和集體化初期不穩定的政治背景下卻遭受了當領導的風險。

第四章「積極分子」，考量的是由年紀較小一些的農村婦女們講述的為實施1950年《婚姻法》而進行的大規模運動的故事。50年代的適婚婦女們在面對他們自己的「知情人身份」、面對他們在等級內部掌控的職位、面對他們對地理疆域的控制時爭奪合法性而產生的一個極為偶然的人工產物」。有關使國家與社會之間有一個簡單分界線的概念變得複雜化的中國領域內的研究著作，見許慧文1988年；傅禮門等1991年；傅禮門等2005年；戴茂功（Diamant）2000年；戴茂功、陸思禮（Lubman）和歐博文（O』Brien）2005年；裴宜理（Perry）1994年；馬太（Dutton）2005年。

被動員去成為有文化和有政治覺悟的典範。她們生活在一個模糊不清的區域，在這個區域里，國家目標、鄉村習俗以及親屬紐帶纏繞在一起，其錯綜複雜程度遠非文字資料所能傳達。本章著手處理以下議題：政治活動對這些年輕婦女的吸引力；她們通過唱歌、跳舞和參加會議如何對鄉村空間的重塑產生影響；她們對婚姻法運動投入甚多，卻常常疏於打理自己的家務；少數幾個婦女為離婚而作出的痛苦抉擇。幼時曾燒毀鈔票的朝鳳即是這群婦女中的一個，她與婆婆的親密關係比跟丈夫的要難以割捨得多。

第五章「農民」開啟的討論將會貫穿本書剩下的部分：婦女開始全職從事集體化農耕及其對婦女個人、家庭和農村集體帶來的影響。對黨和國家的有關當局而言，動員婦女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對婦女而言，新的組織工作帶來了一種非常複雜的經歷：愉悅的社交、經濟及身體上的壓力，曾是家庭收入重要來源的紡織逐漸不被重視。在婦女的酬勞該如何計算上的衝突，以及她們記憶的關於何為公平、何為不公平的劃分標準皆表明，儘管婦女工作的內容發生了改變，社會性別化的勞動分工依舊持續存在。

第六章「接生員」將一系列不斷被豐富並肆意流傳的關於生孩子如何危險的故事與國家運動宣揚的安全、衛生的接生實踐進行對照。在全國各地農村，衛生局和婦聯發起的培訓農村新式接生員和復訓舊產婆的運動，對產婦和嬰兒的死亡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另一項效果稍遜的舉措是設立可以集中分娩的「接生站」。20世紀50年代之後，技術熟練、在家接生的農村接生員仍然受到尊敬，得到政府部門的認可並為產婦們所信賴。然而，不符合或者有時與明確的科學進步的說法相抵觸的故事仍持續困擾著個別接生員。接生員依舊是一種模稜兩可的並常常容易受到傷害的形象，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

第七章「母親」探討的是接生員們幫忙實現的嬰兒存活率上升所帶來的預想不到的後果。婦女們進入全職農事活動的背後是晚清的文字中時常討論的家務活的問題，然而這些討論為新的革命話語所阻斷。農村婦女們除了每天至少要騰出一部分時間在田裡辛苦勞作以掙取工分外，還要負責做飯、縫衣、納鞋底和保障家裡一群孩子的安全。國家在集體化時期對家庭這個領域關注很少。發起的運動都是號召家庭要融洽，要抵制封建主義，要為集體工作。當需要婦女在田裡勞作時，國家政策對農忙時節的托兒小組給予了一定的關注。集體勞動是唯一一種國家認可和看重的婦女勞動形式，家務勞動變得不受重視，並被打發到夜間去完成。本章要問的是，這個潛沉在歷史地表的領域A在經歷深刻的變革時發生了什麼?如果國家話語並未記錄這些變革，而是將它們視為既成事實，那麼我們又能從何處去追尋這些變革的蹤影呢?由於國家並沒有提供一套語言去描述婦女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她們便求助於婦女深夜埋頭做針線活這一古老的關於美德的喻說。國家需要婦女從事家務勞動和生育儘管沒有在集體化時期的語言中得到清晰表達，卻存留在當代婦女們的回憶錄中。她們描述了自己的美德、堅韌的精神和所遭受的苦難，對是否喜歡當母親這一問題則言辭閃爍或者緘口不談。讓這一代婦女精疲力竭地生養孩子的經歷意味著，當1979年獨生子女政策頒布的時候，她們往往是這項政策最熱情的擁護者。她們負責動員更年輕的、在一個不同的時代成長起來的農村婦女去節育。

第八章「模範」由兩部分組成：婦女們如何負責植棉，以及少數幾個在全國和地方上聞名的婦女勞動模範如何進入公眾視野。國家有關部門選擇並宣揚這些勞動模範們，她們的活動亦被呈現出來為更廣大的公眾效仿。這些勞動模範自身是集體的產物：她們為婦聯的幹部們所指認、培訓和書寫，並積極地參與創造自己的事業。在這個極其縝密的甄選和宣揚這些楷模的過程中，留下了罕見的、有名有姓的農村婦女的生活檔案。然而，由於無論是這些檔案還是個人的記憶都缺乏對內在性的記錄，任何企圖從傳記的模式去理解這些婦女的生活的努力都會失敗。這向我們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這些婦女勞動模範們在多大程度上能通過國家提供的詞語來了解自己?就像閱讀現代傳記的讀者們通常會做的那樣，我們要求傳記的主角們擁有並透露出明顯的內在生命是否合適?第九章「勞動者」探討的是，在「大躍進」以及「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家的運動時間與家庭的內部時間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大躍進」運動旨在對農村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重組，分配村民們去修建水壩、鍊鋼、增加作物產量。不斷擴大的烏托邦式的計劃承諾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使她們的勞動能夠專門為這些新的工程服務。雄心勃勃的文件展示了這樣一幅願景圖：孩子在託兒所得到照料、集體大食堂準備好食物給人們吃、碾米及縫製衣裳都靠機器、婦女分娩以及產後的護理工作從家中轉移到工作人員齊備的接生站。這些計劃大部分都沒有得到完全的展開，其中得以開展的一項舉措——大食堂——變成了飢餓和「大躍進」策略失敗的同義詞。

「大躍進」運動的慘敗成為近來一些全國性和地方性研究的主題，A這些研究詳盡並且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其中大部分的材料都未提及「大躍進」使陝西的農業女性化程度加深這一問題。除陝西外，「大躍進」或許還加深了其他地方農業女性化的程度。早在近些年劇烈的經濟改革發生之前，許多男人就已經離開基本的農耕工作。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集體化時期結束，婦女的田間勞動以及這種勞動促成的國家資源的累積，都是構成國家經濟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的經濟改革也是以這些經濟策略為基礎的。

最後一章「敘述者」轉向婦女在經濟改革時期對集體化時期生活的追憶性敘述，探討仍在進行的有關革命、批判和後共產主義憶舊情緒等議題的跨學科和跨地域討論。本章追溯那些通常都被分開來研究的各個時期之間的關聯：解放前（1949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市場社會主義時期，並說明這些時期之間存在累積疊加、相似之處和轉變——這些都無法輕易地投映到傳統的歷史地標上。婦女們中的大多數都守寡或者照料生病的丈夫，與成年的子女們和新的經濟秩序都有著複雜的關係。在這種新的秩序中，她們成了多餘的存在。她們在農村度過人生最後的日子，村裡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則已前往國內沿海城市或國外去務工謀生。在這些被掏空的村莊里，除了偶爾一兩個廢棄的集體食堂外，沒有留下任何歷史遺迹或記憶的場所。這些婦女們講述過去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在身邊想聽她們的故事或者了解那個她們曾經生活的但如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物質和話語痕迹的世界。A她們塑造了一種進步的敘事，將自己描述成女德的典範，在有關集體化時期的故事、記憶和制度都逐漸消失和不被重視的時代講述她們的故事。這些年老的農村婦女們講述自己的過去，對獲得當下的關注提出了有力的要求。

《記憶的性別》導言節選

1938年，張朝鳳五歲。母親在外出一個月後返回家中。朝鳳跟父母、祖父母以及從河南一路乞討來到陝西的饑民們住在一起。她有一個哥哥，妹妹則在出生不久之後就被送人。隨後母親離家去給一戶人家的孩子當乳母掙錢。

朝鳳的母親揣著一個月的工錢——全部是清脆嶄新的法幣，高興地把朝鳳叫到跟前。朝鳳握著藍色的票子，將它們舉到房裡唯一的油燈下，想看得更仔細些。太近了，「呼」地一聲，鈔票著火了。

對於六十多年前的這件事，朝鳳敘述得極為簡略。儘管這個故事被極度輕描淡寫且擁有灼炙的意象，它卻敞開了一個讓傾聽者自行去想像的結尾。朝鳳沒有贅述細節，也沒有說明當錢燒起來時她自己有什麼樣的反應，她亦沒有去猜測母親當時眼看著自己一個月的勞動成果——在送走第三個孩子之後才得以掙到的錢——化為灰燼後是什麼感想。

朝鳳在敘述中已經提及，鈔票燒毀之後過了三四年，母親因無法養活她，以四十斗小麥的價錢將她賣給一戶人家做童養媳。不過，她並沒有將燒毀的錢和她八歲便永遠離開家鄉去另一個遙遠的地方這個事實划上什麼因果聯繫。這個故事孤零零地在一份長達22頁的中文訪談稿中佔據著三行多一點的空間：一個母親的歸來，瞥了一眼的藍票子，一束躥起的火焰。

記憶所在之處

記憶可以是生動、熾熱和短暫的。讓聽者不安的是朝鳳的故事裡那種感官的直接性和未言明的毀滅性。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將燃燒的鈔票視為朝鳳童年最嚴重的創傷，一個決定了她此後命運的事件，一個她生平自述的起始點。然而，我們只是在偶然以及順帶的情況下，才得以聽到這個故事。

張朝鳳一開始並沒有談論這件事。我和我的合作研究者高小賢去採訪她是因為村幹部們告訴我們她曾經是童養媳，1949年解放之後，她離了婚，和一個自己選擇的男人結了婚，並在1958年被選為村婦女主任。我們本來是去聽一個八歲即被賣的女孩如何成長為一個革命積極分子的故事。當朝鳳講述那個故事時，我並非很巧妙地打斷了她，問了她出生時家中有幾口人這樣一個事實性的問題。「六口人，」她說，「爺爺，奶奶，爸爸，我媽，哥和我，」接著她頓了頓，像是突然記起了什麼似的，「還有一個妹妹給了人家。」然後便是鈔票著火的事。

這個故事對朝鳳的意義依然隱晦不明。她講這個故事時未帶任何特別的情感，也沒有停下來對故事作任何評論，緊接著她便繼續訴說家裡是如何貧困。一個歷史學者也無法從這瞬息即逝的記憶里抽取出更多關於宏大經濟背景的信息。朝鳳的粗心之舉到底損失了多少錢？一個小孩能拿的紙幣可以是一張，也可以是一卷，她的措詞並沒有對此作出區分。在20世紀30年代末，多家銀行發行的藍色紙幣可能在陝西流通。朝鳳沒有具體描述在錢著火的一瞬間她看見的是什麼樣的紙幣。作為一個五歲的孩子，她不可能知道1938年一個陝西農村乳母的工錢是多少，也沒有任何書面記錄為我們提供答案。更有可能的是，這個細節——如果我們確實掌握了細節的話——根本無法讓我們估量朝鳳家在失去這些工錢後還維持了多久。朝鳳的家當時安在一座廢棄的破廟裡，村裡其他地方擠滿了從河南逃荒來的難民。祖父和父親尋找打短工的活計，母親有時為別人摘棉花，每摘一斤原棉可以換取四個饅頭。沒有活乾的季節，她就帶著孩子們外出乞討。我們需要知道成年人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大，要向當地政府繳多少雜稅，地方的糧食市場如何運行，以及新抵異鄉的外來家庭可以獲得怎樣的短工收入。而朝鳳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來被賣給別人撫養時，年紀都非常小，她很可能從來都不知道這些。

朝鳳的記憶無法讓我們重新去捕捉一個孩子失去的世界，或是一個歷史學者失落的社會，然而它卻給了我們其他東西：出人意料。朝鳳為我們引入了許多由20世紀50年代黨和國家提供的主題，但她的故事使這些主題變得混亂、複雜，有時甚至與它們脫軌。例如，她確實成為了一個革命積極分子和村裡首批黨員中的一員，然而她猶豫了數年，才最終跟那個虐待成性的童養媳丈夫離婚。她帶著痛苦憶起這個決定，並非為這段婚姻而痛苦——她的丈夫常年離家在外工作，跟她在一起的時間極少——而是因為她與婆婆的關係極為親密。黨和國家提供的那些簡單的從壓迫走向解放的故事不一定是虛假或者方向錯誤的，但這些故事還不夠。

我將朝鳳對自己生平的記述稱之為一個足夠好的故事。我所說的一個足夠好的故事並不能讓我們對過去有一個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並且引發思考，根據聆聽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線索。一個足夠好的故事可供再闡釋；可以被編織進許多更大的敘事里。聆聽朝鳳及其他陝西農村婦女們的故事，並關注這些婦女們的敘述如何互相強化或互為矛盾，這種做法本身並不能讓我們去構建歷史，然而這些足夠好的故事確實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如下問題，即我們對中國早期農村社會主義歷史的講述為什麼不夠好，哪裡不夠好。

缺失的歷史

1996年，我和高小賢開始在關中和陝南的村莊搜集農村老年婦女記憶的生活史。高小賢土生土長於陝西，是省婦聯研究辦的主任和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的秘書長。自從在1992年的一次會議上相識後，我們就一直談論社會主義體制下中國農村的生活是多麼不為世人所知曉，而中國新興的婦女研究領域又是如何大多隻致力於對城市的研究。我們希望在衰老和死亡湮沒這些農村婦女之前，引出她們對20世紀50年代的敘述報道。

對我這樣一個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歷史學者而言，這項研究計劃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填補我教學大綱的一個空白。我教授20世紀的中國史，志在囊括多種不同的聲音和研究方法。在教授有關20世紀50年代的歷史時，我每年都會搜尋新材料為教學所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十年間，國家發動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運動，力圖對土地所有權、婚姻、組織工作、個人的自我理解、個人的社區和個人的過去等方方面面進行重塑。而官方關於這些運動的記錄則往往是一張簡單而乏味的清單：婚姻法、土地改革、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百花齊放、反右運動、人民公社、「大躍進」。官方的聲音主導著這些史料，宣稱國家的空間終於得以穩固：邊疆已被修整，歸入版圖並得到保衛；黨和國家均衡地管理國家內部，對領土有著全面的管轄。這種文件還為我們假設了一種可稱為「運動時間」的新時間。這種新時間將1949年之前的歷史與「解放前」這個詞劃分開來，並將國家運動與大眾對這些運動的參與作為衡量當前的標準。這些運動中的每一項都相繼經歷了被發布、宣傳、遮蔽、修正和廢止的過程。聚焦的都是運動的目標，而非運動實施的不均衡和帶來的意想不到的社會影響。關於這些由國家發起的運動的描述基本上千篇一律，只在地方人事部門、社區摩擦的具體根源以及（近來多有討論的）領導的失誤程度等方面有差別。

這些運動在城市權力中心以外的影響依舊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海外的社會學者們有時用難民訪談來彌補官方記錄的不足，他們的學術研究著墨更多的必定是城市而非農村。最終，城市知識分子們一些長篇累牘的回憶錄也加入這類研究，這些回憶錄詳細敘述了他們如何最初對革命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到後來遭遇越來越多的挫敗，最後為國家拒斥並在1957年被列為右派分子的過程。但即使加上了他們辛酸的聲音，這些運動框架之外的5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是一塊毫無特色的歷史地域。

儘管農民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之多，他們在這場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戲中卻被歸入跑龍套角色的範疇。從文字印跡來看，農民在50年代對土地劃分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幾年後為了土地集體化幾乎無條件地放棄了獲得的土地。他們抵制1950年的《婚姻法》並減弱了其效力。他們曾熱切地參與到「大躍進」早期的活動中，砸碎爐灶並捐獻出全部家當用來在後院鍊鋼，結果在「三年困難時期」大批地挨餓。這些國家措施在當時是如何被理解，尤其是如何被遠離國家宣傳中心的地區以及農村的婦女所理解——這些方面的信息遠比文字記載的資料更難獲取。

和全國大部分農村一樣，在20世紀中期的陝西農村，婦女既是革命性變革的對象也是行為的主動者。隨著1949年共產主義的勝利，中共政權對農村的社會關係以及理解這些關係所使用的類別範疇進行了迅捷有力的重組。這些類別範疇中有一項便是社會性別。當工作組在50年代初重新分配土地並計算配額時，他們將婦女算作是完全的家庭成員。當1950年的《婚姻法》對結婚和離婚作出新規定時，國家宣布停止買賣童養媳，並宣揚婦女掙脫包辦婚約和終止受丈夫虐待的婚姻的事例。國家支持的掃盲運動吸引了婦女入「冬學」，公共醫療運動將受過無菌分娩技術訓練的接生員送到農村。隨著農業集體化的展開，大的工作組將婦女吸納為勞動者。有關土改、婚姻改革和集體化的早期報道都強調婦女如何積极參与這些運動，並表明農村婦女解放後的生活與解放前判若雲泥，無法相提並論。然而，在這一系列的農村重組和劇變中，農村婦女的聲音，她們如何回應這些國家運動，她們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50年代政策的影響——這些問題依舊陷於沉寂之中。在文字記載中，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婦女」形象隨處可見。然而，在偶爾表現出對解放和集體化的熱情以外，還擁有個人歷史的有名姓的婦女卻並不多見。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海外的女性主義學者便帶著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革命對婦女（包括農村婦女）帶來的後果。這些研究聚焦在國家對社會性別改革的有限構想上，著重點主要是恩格斯關於婦女應該成為家庭之外的有償勞力的理論。學者們指出，國家容忍婦女婚後居住在男方家，導致婦女在母家和夫家都處於從屬地位；國家在面對地方抵抗或者需要順從其他當務之急時，樂於將社會性別平等輕描淡寫或者將其置於其他當務之急之後；國家對集體的建構是以男性親屬關係網路為基礎的。與早前關於國家運動的報道相似，這些關於婦女的學術研究必然依賴國家資料並且試圖去考量全國範圍內的變化。即使作者們帶著懷疑的態度去審視這些材料，他們也不自覺地將國家發布的政策視為主題。農村婦女主要是以被動員者的形象出現在這些研究中。作為國家特定干預行為（集體化、1950年的《婚姻法》）的熱情擁護者，她們的聲音亦清晰可辨，儘管她們擔任的是公式化和常規性的角色。但她們是如何參與政府政策和地方社會實踐，並如何在參與的過程中重塑自身——這些信息則更難以獲取。

有關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文化歷史——生活的紋理質地和細微差別，國家革命早期的感覺、意義和地方痕迹——仍然晦暗不明。作為一個已經在有關城市工人階級、20世紀80年代女性、娼妓的研究書籍中運用過口頭敘述的中國史學者，我擔憂有關那段歷史的可能的資料——銘記那些年的人們的聲音——會很快變得難以獲取。去發現在農村婦女身上發生了什麼的唯一途徑就是去採訪那些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還在世的婦女們，本項研究計劃也開始於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的問題則從一開始就與另一個問題纏繞在一起，即她們在時隔四十多年以後以及在歷經這期間的種種事件之後，還記得什麼？這期間的事件必然地改變了50年代所被賦予的意義。

我的研究合作者高小賢關注的問題既有重疊又有不同。她於1948年生於西安，對陝西農村非常了解。她童年有部分時間在陝西農村的祖母家度過，並在「文革」時期以「下鄉青年」的身份返回到那裡。她系歷史學與統計學出身，也對口述史研究感興趣。到90年代時，她在婦聯及一個新的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讓她參與到設計以婦女為中心的農村發展項目中去。她很快認識到，80年代的第一個十年農村改革深刻地受到50年代集體主義的影響。社區基礎設施、街坊鄰里動態、家庭關係、宅居與遺產繼承模式、社會性別分工、個體慾望：所有這些都曾在集體化時期被重塑過，並為後來的經濟改革創造了可能。她認識到只有將要改變的環境考慮進去，才能制定出良好的發展政策。她認定，探詢集體化時代是如何塑造了婦女的生活與勞動便是一個很好的起始點。在本科學習歷史期間，她曾對婦女在家庭紡織中長期發揮的作用等問題感興趣，然而這些問題雖被提出，卻沒有得到解答。

由於本項研究，我和高小賢各自展開了面向不同讀者的寫作計劃。她打算利用從我們共同的調研中所獲得的材料寫一本中文著作：記錄過去50年間農村婦女勞動和再生產勞動的歷史。我們的研究興趣在一系列核心問題上達成一致。如果我們將一個被雙重邊緣化的群體——農村婦女——放置在我們對50年代的探索的中心，那麼對於國家政策產生的影響以及地方對這些政策的吸納和重組，我們可以了解多少呢？如果我們依據一個農村社區作為有利點，並認識到農村各個地區差別甚大，那麼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集體化以及「大躍進」等50年代的國家運動對農村的婦女工作又有何影響呢？解放前，什麼樣的工作被認為是體面並且吸引婦女們的，這些工作在50年代又發生了什麼變化？農村的婦女生活是如何發生改變的？誰是主要的活動積極分子，她們在地方上的事件中有多重要？婦聯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地方領導層是如何發展的？婦女工作的變化如何影響家庭經濟、家務勞動、性、婚姻以及育兒？社會張力的最大根源是什麼？婦女對自身、她們與娘家的關係以及她們與夫家的聯繫的看法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她們是如何將自己的生活與她們的母親和（外）祖母們的生活進行比較的呢？她們從當下回顧50年代，是如何將當時生命中發生的變故與後來的變化作出比較呢？歷史學家瓊·凱莉（Joan Kelly）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問道：「女性有文藝復興嗎？」如果她書寫的是中國而非歐洲，那麼她也許會問，中國婦女有沒有發起革命？如果有，是什麼時候並以何種方式發起的呢？

（本文節選自《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一書導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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