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宋朝的建國與偏安中國戰略思想史第六十一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唐自安史亂後（755 A．D．）即一蹶不振，雖然統一之名一直維持到哀宗時（906 A．D．）為止，但內亂外患連續不斷，早已是一個分裂國家。朱溫篡唐，開啟所謂「五代十六國」的大混亂時代。直到來太祖建國（960 A．D．），才算是恢復統一，並結束我國歷史上長達二百年的第二個黑暗期。

宋自開國之日起即為偏安之局，北面的遼不僅較強，而且建國也較早（916 A．D．）。宋雖勉強統一中原，但並不能像秦漢隋唐一樣建立強盛國勢，而且在有宋一代，也始終擺不脫貧弱的命運。從戰略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宋代幾乎從無內亂，甚至少許匪禍也不嚴重。[註：水滸傳是小說，其記載不足為憑。]以政治而言，可謂相當清明，一向困擾著中國政治的權臣、外戚、女主、宦官等因素幾乎都下存在，在中國政治史上可算是很少見的現象。用現代說法來形容，宋朝政治可說是相當自由開放，至少士大夫階級享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就一般社會而言，所過的是一種精緻生活，據外國人考證，開封城內到處都有水聲花香，生態環境有很好的保護。[註：鈕先鍾譯：《只有一個地球》（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二年），p．132。]不過，民風文弱也是此種生活方式的自然後果。官吏坐轎，婦女纏足都是起自這個時代的習俗。

宋之開國與漢唐不同，宋太祖（趙匡胤）是靠軍人擁立以取政權。所謂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是五代史中軍人擁立皇帝的第四次，而也是最後一次。太祖建國後的第一要務即為抑制軍權，使軍人政變不再發生，這也是宋室確保生存的唯一途徑：從國家利益觀點來看，此種政策並無錯誤，但任何政策必然是雜於利害，如何作適當控制而不因噎廢食，則為高度藝術。宋太祖採取一系列措施以來杜絕軍人干政，可算相當或功，宋代從無內亂即為證明。但不幸此種政策的後遺病也十分嚴重。宋朝因而積弱不振，對外侮幾無抵抗能力。就內政而言，宋朝的成就至少不比其他朝代較差，可惜的是安內不足以攘外。宋之亡是亡於外患，這是深值警惕的事實。

宋代為何積弱不振，其開國時所採取的政策實為根本原因，可以分為下述五點來說明：

（一）重文輕武。政府對於文人採取尊重和優待的態度，對於武人則採取輕視和抑制的態度，所謂「文人管兵」的原則在宋代的確已徹底做到。宋朝以科舉取士，有一考定終身的趨勢。甚至於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強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註：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尹洙語，p．354。]在這樣的風氣之下，職業軍人會自慚形穢，喪失自尊心，焉能望其雄姿奮發，勇敢善戰，而且人微言輕，對國事也無發言權。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試的窄門裏鑽，讀書是為了應考，於是經世之學自乏人問津。所以，南宋劉克莊（後村）有詩曰：「先皇立國用文儒，奇士多為筆墨拘。」[註：劉後村集。]

（二）強幹弱枝。宋代採取高度的中央集權制，這固然是為防軍閥割據，但其弊則為使地方州縣不僅沒有自衛武力，甚至於也無建設財力。此乃貧且弱的另一根本原因。尤其在兵役方面採取一種非常特殊的制度。兵員以召募為來源，應募者非遊手好閒，即負罪亡命，因此素質當然不佳。然後又將其中比較優秀的人員都集中在都城，稱為禁軍，至於留下的渣滓則分駐各地，稱為廂軍。後者根本不能算是兵，但同樣吃糧。因此，養兵雖多，卻毫無一戰之力。（關於兵制，下文中還有較詳細的分析。）

（三）分權制衡。宋朝的中央政府，用現代政治學術語來說明，是合乎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原則。皇帝、宰相、諫官（相當於民意代表）三者之間構成微妙的平衡，而其結果適足以導致政治癱瘓，也就是所謂無力感。宋代宰相權威遠不如前朝，宰相不預聞兵事，軍令權屬於樞密院（參謀本部），甚至於財政也歸屬三司（戶部司、鹽鐵司、度支使司）不受宰相支配。另一方面，諫官有很大的權威，對於任何問題都可批評，也分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以至於任何政治改革都有人反對。最後，太祖又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註：錢穆：國史大綱下冊，p．383。]所以，他們都無所畏懼，而敢於發動激烈的政治論戰。因此，到緊急關頭，政府也就會喪失其決策能力，此所謂「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實可為殷鑒。

（四）先南後北。宋太祖在開國時，聽趙普之謀而作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戰略決定，那就是採取先南後北的統一作戰計劃。這固然是老成持重的想法，因為南方諸國比較易於征服，而北面的遼（契丹）則勢力強大，不易擊敗。但此種戰略的弱點則為避重就輕。假使不乘開國時國威鼎盛之際，一舉而擊破強敵，則等到南方平定之後，兵力也必然疲憊，更將成為強弩之末。果然到太宗時，雖已統一江南，並再平北漢，但對遼兩次親征都慘遭敗北。於是幽薊之地始終無法收復，而北面的威脅也始終成宋朝的致命傷。當然，太宗戰敗原因很複雜，尤其他本人才弱而又無賢輔，不過，最初的戰略決定仍應負很大的責任。

（五）定都開封。從地略的觀點來看，宋朝定都開封是非常不適當的決定。黃河北岸的敵騎若長驅南下，三四天即可達到河北。而開封為位置在南岸上，地形平坦暴露，缺乏天然屏障，敵人只要一渡河，都城就立即會感到直接威脅。同時對於西北地區，也因距離遙遠，會感到難於控制。所以，在契丹之外，又有西夏的邊患存在。不過，定都開封又有其不得已的原因：（1）從朱溫建立後梁時起，開封即為五代的舊都，宋以前的後周也以此為都，有現成的設施。宋既接收周的政權，定都於此實乃自然安排。（2）張方平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註：宋史卷三一八張方平傳。]開封有漕運之便，對於把禁軍集中在首都的國防政策是理想的選擇。（3）由於唐末五代兵禍不絕，長安洛陽兩地都已殘破不堪，所以要想遷都也非易事。不過，定都開封雖事非得已，此種苟安之計又終於還是產生了嚴重後果。

富國為強兵之本，實乃千古不易之理。北宋一代不僅對外積弱不振，而在國內又終年鬧窮，並形成惡性循環，終至不可收拾。所以也就奄奄一息，無力從事任何建設。即令沒有外患，這樣的國家也還是非亡不可。在我國過去歷史上，只要國家統一，國力也就會隨而成長。以全國的勞力和土地供養一個中央政府，只要不窮奢極侈、好大喜功，則絕對不至於患貧，但宋代可算是例外。其主因有二：（一）是養兵，（二）是養官。

通常新王朝統一天下之後，必定會一方面實行軍事複員，一方面建立新國防體系。只有宋代情形特殊，軍隊不僅不曾複員，反而人數日益增加。據估計：[註：錢穆：國史大綱下冊，p．380。]

以上只是約略的數據，但概括言之，從太祖到仁宗前後不過百年，而兵額增加達六倍以上，真是很夠驚人。為什麼會有這樣多？其原因可分述如下：（1）募兵制的部隊逃亡率極高，（2）戰爭中的消耗也非常大，（3）吃空缺成為公開事實，（4）凶歲募饑民為兵，把兵役當作救濟失業的工具。（此種政策雖可收效於一時，但從長程觀點來看，會使壯健者游惰，而留耕者皆為老弱，於是將使農村生產力日益減弱。）

募兵終身服役，自二十至六十，其間四十年，但實際可用的時間至多不過二十年，換言之，至少有二十年是白吃糧。至於所謂廂軍實際上是雜役，毫無戰鬥力，但是一樣由政府供養到死。假定養兵一百萬人，其中至少有四十萬為廂軍，而禁軍六十萬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為老弱，再加上其他的消耗，所以能用之兵最多不會超過三十萬人。此種部隊極易於流於驕惰，據云：「衛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註：錢穆：國史大綱下冊，p．380。]像這樣的部隊又如何能打仗？

宋朝的制度是要把禁軍都集中在首都，但在如此廣大的國土中，不可能沒有駐軍，因為廂軍毫無用處，於是只好採取禁軍分番戍守州縣的措施。然三年一調防，即無異於作戰一次，故在平時軍費的支出有時與戰爭相等。此種輪調不僅減弱京城的防禦力量，而且也增大部隊的消耗。另一方面，這些禁軍部隊在某一地區好像作客一樣，根本不能熟悉當地情況，所以戰鬥效率也大打折扣。

宋代軍隊，沿著五代積習，除正式薪餉外，還有各種不同額外賞賜，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年一次的「郊齎」。據估計在英宗時，禁軍約七十萬人，每年需軍費三千五百萬緡（一千錢），廂軍約五十萬人，每年需軍費一千五百萬緡，共為五千萬緡，而此時政府收入一共只有六千餘萬緡，換言之，養兵之費幾佔全部歲入六分之五。這真是駭人聽聞。即令上述數字不免誇大，但軍費支出之大仍可想見。[註：錢穆：國史大綱下冊，p．381。]

其次，宋代政府由於考試制度與文官制度結合，只要考取就必須任官，遂使政府中冗員充斥。這些官員職業有保障，待遇極佳，退休後還有「祠祿」，即退休俸。而且還有蔭子蔭孫的恩典，也就是說後代子孫都吃定了政府的俸祿。下述數字可以顯示官員人數的膨脹和政府負擔之重：[註：錢穆：國史大綱下冊，p．387。]

這樣多的公務員所司何事？嚴格說來，有許多人都無事可做，而一般機關的行政效率也極泜。大多數知識份子只會應考試和唱高調，但他們又會全力維護其既得利益，因而反對改革，使政治陷於癱瘓。

總結言之，宋朝竭力想抑制軍人，然而不能不養兵；竭力想勵行文治，而文人為害國家並下亞於軍人。於是冗官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政府努力增加歲入，還是趕不上迅速增加的歲出，而人民則已感到無力負荷，終至於國家元氣大傷。到仁宗時（距開國約一百年），想要粉飾太平都已不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