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吳梅村的「落水」

20世紀30年代，魯迅在回答日本友人「誰是當今中國最好的散文作家」提問時，給出的答案是：周作人、林語堂、魯迅。1939年初，周作人在北平遇刺後落水附逆。

在周作人浩如煙海的文字中，提到明末清初吳梅村之處不多，偶爾涉及也是一筆帶過。比如在《苦茶隨筆》中，談及《禮記》中「亂世之音怨與怒，其政乖」時有云：「孔穎達解亡國為將欲滅亡國，這也不對，亡國便乾脆是亡了的國，明末那些文學或可稱之亂世之音，顧亭林傅青主陳老蓮等人才是亡國之音，如吳梅村臨終的詞也是好例。」當然，周作人談得不多，不等於他對吳毫無興趣，倒極有可能因為這個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鏡子，因為不願在這面鏡子中看到自己而有意迴避——這也就是心理學上所謂的「自衛機制」。

在《永日集》「歷史」一文中，周作人曾在不經意中透露出這樣的心聲：「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時代的戲，不必請戲子去扮，許多角色都可以從社會裡去請來，叫他們自己演。我恐怕也是明末什麼社裡的一個人，不過有這一點，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謹慎了，像瘌病患者一樣搖著鈴鐺叫人避開。」我們若按此言來細細探討一下，如果在明末的「崇弘時代」，周作人最可能扮演「什麼社」里的一個「什麼人」的話，那就非明末復社的重要成員、「江左三大家」之一吳偉業莫屬。

這首先是因為他們在文壇上的身份地位相似。吳偉業（1609——1672年），明末清初詩人，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他自幼穎悟，十四歲即通《春秋》及《史記》《漢書》《後漢書》，為復社領袖張溥所賞，繼而成為張的入室弟子。復社是當時重要的文學團體和政治團體，影響遍及大江南北，吳偉業是復社的重要成員，名列「十哲」。他二十三歲中會元，殿試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更是名動天下。吳長於七言歌行，初學「長慶體」，後自成新吟，後人稱之為「梅村體」。其詩作感傷時事，悲憤凄愴，對明末的社會矛盾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其心系魏闕、不忘家國之情，灼然可見。

而周作人在現代文壇的地位，較之吳梅村，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周作人為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散文家，最早在理論上從西方引入「美文」概念，提倡文藝性的敘事抒情散文，對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在創作實踐上，他從自己的個性出發，從英國隨筆、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養料，形成了獨特成熟的藝術風格。他追求知識、哲理、趣味的統一：在娓娓絮語中，針砭時弊，縱談文史，描摹風物，探尋人情物理，顯示著智者的博識與理性。20世紀20年代，在周作人影響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以「沖淡」「清澀」為主要特色的散文創作流派。20世紀30年代，魯迅在回答日本友人「誰是當今中國最好的散文作家」提問時，給出的答案是：周作人、林語堂、魯迅。由此可見周作人在文壇的地位。

當然，兩人更大的相似，還在於所面臨的人生巨大轉折與在這轉折關頭的選擇。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闖賊李自成匪兵攻陷北京，崇禎自縊身亡，吳偉業得訊後幾欲自殺，卻為家人所阻，為此大病一場。他的好友王翰國聽說國變後慟哭別廟，焚書出家，並相約吳偉業一併出家，但吳偉業以捨不得家人為由拒絕。此後很多年，吳偉業就在家鄉太倉過著半隱居的生活。而歷史終究難以個人意志為轉移，順治九年（1652年），清廷意識到單純依靠誅殺易激起不滿和反抗，非長久之計，開始採取懷柔政策。清廷希望通過邀請有聲望的遺民出任新朝，以分化遺民隊伍，削弱他們抗清的實力，這就是順治九年（1652年）的「詔起遺逸」。而像吳梅村這樣的文壇名流，自然側身「詔起」之列。

順治十年（1653年），清朝吏部侍郎孫承澤推薦吳梅村出來做官，說他堪為顧問之職。吳的兒女親家陳之遴和大學士陳名夏也極力推薦，有司再三敦逼，吳梅村控辭再四，二親流涕相求，萬般無奈，最後只能北上就詔——入京後，吳梅村授秘書院侍講，旋升國子監祭酒。

有趣的是，二人在「落水」前，都有文壇友好對其曉以大義，而且用詞也如出一轍。吳梅村被詔之初，其好友侯方域曾寄來一封信，信中極言梅村「不可出者」有三：蒙崇禎皇帝重恩，舉科名第一，這是第一不可出；短短數年就被崇禎提升為大臣，這是第二不可出；若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會有所損失，這是三不可出。其中尤其痛言：「十年以還，海內典型淪沒殆盡，萬代瞻仰，僅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稍開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四踟躕，卒不敢以不言。」書信的最後侯方域附詩一首，其中有云：「少年學士今白首，珍重侯嬴贈一言。」

無獨有偶，1938年4月9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召開了所謂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而據當時的《大阪每日新聞》報道，周作人參加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講話。北平的一家報紙轉譯了《大阪每日新聞》的消息，並刊登了周作人講話的內容。旋即，茅盾、郁達夫、老舍、胡適、丁玲、夏衍等18位作家在《抗戰文藝》上發表了《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說：「驚悉先生竟參加敵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照片分明，言論俱在，當非虛構。先生此舉，實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不以此為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的建樹，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復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貽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所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卻天良……希能幡然悔悟，急速離平，向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

周作人(左一)與北大同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五四時代的朋友胡適，此時遠在英國倫敦。在獲悉周有意出山後，也像侯方域一樣，在這年8月4日寄來「海天萬里八行詩」：「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其命意與當年侯、吳的書信可謂異曲同工。

據周作人在《回憶胡適之》一文中所講：「我接到了這封信後，也做了一首白話詩回答他，因為聽說就要往美國去，所以寄到華盛頓的中國使館轉交胡安定先生，這乃是他的臨時的別號。詩有十六行，其詞云：『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號苦住。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暉體，卻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舊中秋，陰雨如晦中錄存。」遺憾的是，胡適當年並沒有收到周作人這首詩，當他看到詩作時，已是1938年的12月13日了。此時詩的作者已經附逆，胡適惆悵之餘，寫下這樣四句詩：「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封一偶然。無人認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周作人與吳梅村在落水失足的過程乃至心態上極為類似，但他們對此事的反思卻大相徑庭。

大致說來，吳梅村對此舉一向後悔，認為這是自己畢生的遺憾與污點。順治十三年（1656年），吳梅村借奔母喪名義，辭官不出，居家至死。為大清朝服務的三年，讓他時時懺悔，他有一首詞《賀新郎·病中有感》：「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將難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美？」

而周作人對自己附逆，卻幾乎沒有什麼反思懺悔。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被捕入獄，他在《自白書》里這樣為自己辯解：「初擬賣文為生，嗣因環境惡劣，於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從此大受威脅……以湯爾和再三慫恿，始出任偽北京大學教授兼該偽校文學院院長，以為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參加偽組織之動機完全在於維持教育，抵抗奴化。」在法庭上，周作人也這樣辯稱：「頭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這樣三四等的人，不出來勉為其難，不致讓五六等的壞人，愈弄愈糟。」後來，周作人還一再表白，自己「出山」並非為敵所迫，是有著完全的自主，用他引孔子的話就是：「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蕢，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蕢，進，吾往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晚年時，周作人在給香港友人的信中也說：「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他還多次引用《東山談苑》：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在晚年他經常表示對杜牧的「忍過事堪喜」激賞不已，以此來表白自己。

兩人這種對「落水」的不同態度一直持續到他們的臨終遺言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吳梅村逝世。死前留下遺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償辛苦，實為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殮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岩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所以葬在「鄧尉靈岩」，是因為此地多古英雄墓地，宋代的愛國英雄韓世忠也葬在這裡，明末的遺民常立願以靈岩為埋身之地，以表示他們的愛國心與古英雄相同，這是吳偉業臨終遺囑的深意之一；於墓前豎圓石題詩人墓，是要以詩人的形象留給後代，而不願後代記起他入清之後的經歷，這是用意之二；殮以僧裝則是履踐其生前未實現的出家的允諾，而且他即使不能按明朝衣冠入葬，至少也用僧服裝殮，以表示他志在不忘故明，要以此心告訴天下後世。他對落水附敵的懺悔，可謂貫徹始終。

1946年7月，周作人以漢奸罪在南京受審

而周作人的遺言可就兩樣了。1965年4月26日，時年八十的周作人自度將不起，也立下遺囑，云：「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沒有懺悔（「死無遺恨」），也沒有反思，只有對自己文字的牽掛。逾二年，周作人在「紅衛兵」暴打下身故，時為1967年5月6日。

【來源：《同舟共進》2014年第7期 作者/孫玉祥 汗青網 網路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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