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最美玫瑰」李佩去世留下一問:民國的人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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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語言學家、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李佩於2017年1月12日1點26分56秒在京去世。

李佩是「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的遺孀。1968年12月4日，郭永懷在試驗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線索後，在當晚急忙到蘭州乘飛機回北京。5日凌晨6時左右，飛機在西郊機場降落時失事。

1999年，表彰「兩彈一星」元勛時，郭是唯一的「烈士」，李佩參加了表彰。

李佩被稱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她喜歡鮮花，晚年她主持講壇，來的都是名家，雖然沒有車馬費，但是每次給演講者一束鮮花是少不了的。

玫瑰凋零。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李佩的記憶力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在恍惚之中，她也經常回想起童年和青年時代，她看電視節目，發現節目太難看了，人也難看，她不由自主問到：「民國的人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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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的父親李保齡，出生於江蘇鎮江，1910年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他學習的是鐵路專科， 1911年作為清朝最後一批官費留學生，赴英國伯明翰大學留學。李保齡在伯明翰大學的同學，包括李四光、唐時清這些著名的人物。

懷著科教報國的理想，李保齡在伯明翰學的是開礦，1915年，他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礦冶工程系獲學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北京技術學院、北洋大學任教，之後曾在六和溝煤礦和天津開灤煤礦總局工作。

雖然現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是李保齡稱得上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先驅，1922年，他和丁文江、翁文灝等在北京成立「中國地質學會」，是現代中國第一批搞地質學的人之一。

他對地質的熱愛，從他給孩子取名上也可以看出來，他有五個子女，分別用「珍珠珊環璋」來為五個孩子取名，這五個字，都有一個玉字旁，也可以說和礦物質有關。

李保齡一家，左一為李佩

所以，大女兒李佩最初不叫李佩，而叫「李佩珍」。

這就是民國時有教養的家庭，為孩子取名的方式。這幾天，網上流傳了現在中國最流行名字的名單，比如，張偉，李軍，王秀英……這是新中國的名字，父母嚮往的都是大場面，「偉大」「軍隊」「英雄」……甚至還有各種「衛東」，保衛毛澤東，那一定是文革時出生的。

但是民國時的名字不是這樣的，李佩珍，佩珍戴玉，象徵著平安和高貴，這是父母的期望，也是一種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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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齡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專註於科教和家庭生活，他是一個好父親，儘力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

李家住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附近，西邊是毗鄰故宮的北京大學，南邊是協和醫學院，東南角是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則位於北海東北角、什剎海東側。這是當時北京的文化中心，有很好的文化氛圍，也有很好的鄰居。

李佩讀書時的活動區域

所以，他的五個孩子，後來分別考取了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和清華大學。

好鄰居，也很重要，1918年3月，胡適結婚後，將家安在北京大學附近南池子緞後胡同8號，距李佩家只有幾條街的距離，所以，很早她就認識了大名鼎鼎的胡適之。錢玄同住得更近，錢玄同的兒子錢三強，後來也是「兩彈元勛」，李佩小時候就認識了這位比他大5歲的哥哥。

伯明翰歸來的李保齡，懂得西式教育的好處，他盡量安排子女都讀教會學校。一是嚴格，二是教育完全是西方的和現代的，李佩在讀北京大學之前，讀的是培元小學和貝滿女中，都是教會學校。貝滿女中，1864年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創建，是北京近代最早引進西方教育的學校。

李家的家風有一點保守，李佩選擇北京大學，有一個理由就是可以回來住到家裡。有時候回來晚了，媽媽會到學校去，看她是不是像所說的那樣，在圖書館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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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是在這麼好的家庭，子女也可能非常叛逆，那個時代就是是如此。

李佩一歲多的時候，五四運動爆發，青年學生吵吵鬧鬧經過她家附近。在她8歲的時候，徐志摩和陸小曼在她家附近的北海公園舉行婚禮，因為雙方都是再婚，大家議論紛紛。這就是時代風尚，新思想的衝擊無處不在，想養一個傳統的大家閨秀，就不可能了。

李佩把名字中的「珍」去掉，她覺得這個字太俗氣了、其實，這有點革命造反意思。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京淪陷，大學停課了，父母將家搬到了天津租界，李佩在天津家裡住了半年；1938年初，她在當地女青年會排演的戲劇《娜拉》中主演娜拉。之後，李佩和兩位女同學一道，借錢買了三張船票，就像娜拉一樣，不辭而別離家出走，遠走昆明的西南聯大。

她走的時候，拿走了家裡所有的現金，還留下一張一張500銀元的借條讓父母替她償還，那時她向別人借的盤纏。

那天早上，她早早起床，穿了一身網球服，父親問她怎麼這麼早起來，她回答說：「打網球去。」

就這麼遠走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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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24日—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召開，李佩作為西南聯合大學的唯一代表，隨龔普生為團長的中國青年代表團赴會，從此，她和龔普生結下一生的友誼。

龔普生出生在上海，比李佩大5歲，1932年考上燕京大學時，就已經參加了「革命工作」。龔普生有一個比她小一歲的的妹妹龔澎，比姐姐晚一屆，也考上了燕京大學，她和姐姐一樣，熱衷於革命。龔家姐妹倆，其實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導人。

龔澎

1938年2月，龔澎和幾位燕大同學離開上海奔赴延安。在延安，龔澎成為馬列學院第一期學員，畢業後被分配到太行山沁縣後溝村《新華日報》社工作，後被彭德懷將軍留在八路軍總部秘書科工作；1941年8月，龔澎奉中央命令調往重慶南方局，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工作地點就在被稱為「周公館」的曾家岩50號，主要任務是對外開展統戰工作。

1941年秋天，李佩從西南聯大畢業，到位於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在這裡，她遇見了龔澎。由於龔普生的關係，她很快就和龔澎成為了好朋友。龔澎的丈夫，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喬冠華。

父親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李佩成為周公館的常客，從此，就走進了風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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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國共關係開始緊張，李佩離開重慶，來到上海。

在上海，龔澎建議李佩利用勞協關係和經費留學美國，1947年2月，李佩赴美國紐約州康奈爾大學留學。在這裡，她很快遇見了一生的愛人——年輕的華裔航空學教授郭永懷。

郭永懷、李佩在美國

「當時我去參加一個學術報告會，會上一位華裔學者做航空科學方面的報告，原來他是我在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聽說過的學長郭永懷。」通過郭永懷，她很快也結識了錢學森和林家翹，以及馮·卡門學派的科學家們。

1948年，她與郭永懷結婚。以前，她對父親科教救國的理想不以為然，但是，這個曾經反叛的女孩，最終選擇了像父親一樣的伴侶，

1956年10月，她和郭永懷一起踏上了回國的道路。在舊金山，趙元任夫婦請郭永懷夫婦吃飯，本來要喊胡適一起過來，胡適推辭了，這時，胡適在大陸已經屬於反動派了。

據說，胡適知道郭永懷回大陸時，感嘆了一句：「這就是人心向背吧」，但這種說法也許不可靠，因為差不多同一時間段，胡適也說過：「如果魯迅活到現在，說不定也會坐牢吧」。

回國船上

不管如何，錢學森和郭永懷這一批科學家，離開了自己熱愛的研究工作，回到了中國。郭永懷的歸國，通常認為是錢學森做的思想工作，其實，李佩也許最關鍵的人物。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後，她以探親名義回國，在北京參加了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畢業後，承擔動員留美學者回國的特殊使命，由專人護送回到美國。

這是愛情，也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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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後，錢學森也去世了，他留下了一個天問：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有一次，在討論「錢學森之問」求解的根本出路時，三個白髮蒼蒼的老者並列而坐。

北大資深教授陳耀松先生首先說了「要靠民主」四個字，

緊接著，鄭哲敏院士說：「要有自由。」

隨後，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說：「要能爭論」。

參考資料：中青報《冰點周刊》，公號「知識分子」《李佩傳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