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學如何完成其近代轉型？

來源：網路

文王晴佳

原文載《歷史與社會文摘》2016年第4期，注釋從略。

理論與方法

西方史學如何完成其近代轉型？

王晴佳

當代世界的史學著述，已經呈現一種劃一的趨勢，無論是在原來便有豐厚史學傳統的中國，還是被人原來視為「沒有歷史的民族」非洲和拉美等地區，歷史研究和寫作的模式，基本都參照歐洲近代史學的模式。但有趣的是，在歐洲近代以前，抑或文藝復興之前，歐洲歷史的寫作與其他地區，在觀念、方法和形式上，均有一些可比之處。那麼，歐洲史學的近代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 博古學與歷史學

博古運動是歐洲人重拾、重建古典文化的一個產物。博古研究的目的是收集各種古物，它綜合了考古學、民族學、古文獻學、比較語言學、人類學等多種學科的方法。對於博古學家而言，他們對古代的興趣，沒有任何止境；但凡一切與古代有關的事物，都可以成為他們關注的對象。

博古運動興盛的原因，像其研究手段一樣多元和多樣。文藝復興的起始，固然以恢復古典文化為宗旨，但其發展的結果，則讓歐洲人看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使他們不再把中世紀以來形成的制度和觀念，視為理所當然和神聖不可侵犯。由此，歐洲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時代，為一種被當時人稱為「皮浪主義」，也即極端懷疑主義的風氣所籠罩。其實「皮浪主義」這一稱呼，也是人文主義和博古運動的產物。

皮浪主義的流行，讓歐洲人衝破了傳統的思想枷鎖，從而敢于思考、敢於質疑、敢於探索。以歷史寫作而言，中世紀流行的世界、普世的編年史，便逐漸為以民族為主題的史著所取代。中世紀編年史的編寫，編者大多為足不出戶的僧侶，其採用的史料，除了聖經、福音書等教義以外，大都是一些傳聞和二手著作。而且，因為他們處理的題材是普世的歷史，以求揭櫫上帝的神意，所以採用二手的材料，也就無可避免。但宗教改革以後，許多教會認可的宗教經典都受到了懷疑，其權威性受到了挑戰，那麼這類展現神意史觀的著作被逐漸取代，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但即使被有所取代，普世史、世界史的著述仍有市場。這裡有至少兩個原因。第一是雖然天主教會受到重創，但仍然存在並在伺機反撲，而新教徒雖然挑戰並脫離了天主教會，可他們的宗教信仰依舊，仍然堅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創世的理念，所以如何在人類歷史中尋求和證明上帝的神諭，仍具吸引力。第二則與歷史學的功用有關，即人們如何看待歷史著述的社會作用，也即歷史著述到底是為了鑒往知來還是為了保存記憶。在古代，歷史敘述基本按照時間的順序展開，而到中世紀，受到基督教史觀的影響，史家更加重視紀年，希求從時間的流動中描述歷史的演變。而無論是敘述體和編年體，史家記錄事實，基本都是為了說明、解釋一些現象。由此，至少在15、16世紀的歐洲，歷史著述與博古研究十分不同。博古學家雖然喜歡過去，但不注重時間的流變；他們只想對某件古物，做系統的探究。且博古學家注意的是事實，而不是事實對於歷史敘述的價值和意義。

所以歷史學與博古學之間，在當時存在某種張力。當時的史家注重其著作的可讀性，對於事實的真偽，沒有特別在乎。他們往往根據殘缺不全的古代文獻，模仿古人的文筆來敘述歷史故事，常以訛傳訛。而博古學家則對事實做詳盡、系統的考訂，特別注重真偽。他們往往質疑古代作品的真假，再用實物史料來對此加以驗證。這種張力也表現在個人身上，當時有不少學者，既從事博古的研究，又撰寫歷史類的作品。可是他們視這兩種工作為不同的種類，並無意將它們加以整合，即將歷史寫作置於詳實、可靠的事實基礎之上。故16、17世紀，歷史研究和歷史著述，抑或博古學與歷史學，尚是兩種學問。博古學家與歷史學家的差別，與學者與文人的差別相近。

二 傳統史學的終結

博古運動的開展和皮浪主義的盛行，讓人們突破傳統的權威，注意追求知識的真偽，也讓史家看到事實對於歷史寫作的重要性。到了18世紀，博古學與歷史學開始出現合流的趨向。這一合流，以歷史學家吸收博古研究的成果，力求將自己的敘述建立在可靠的事實基礎上為特徵。這一做法使傳統史學漸漸走向終結。

14、15世紀的學者們對歷史方法本身的探討表明，他們不再視傳統的史學寫作模式為典範了。17世紀的歐洲學者開始注意歷史著作的真偽，與文藝復興想恢復古典文化自然有關，甚至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因為在長達千年的中世紀，出現了不少偽作和贗品——既有托古之作、也有以假當真或者真假混雜。如果只是為了欣賞古人的文筆，這些作品的真實性就不是太大的問題。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和新教兩派爭論激烈，歷史文獻的真實性便成了論證的關鍵。所以博古學者之中，既有新教徒，又有天主教徒，而且後者還居多。新教挑戰了教會，使得天主教處於守勢。為了反擊，他們更需要運用慎密嚴格的方法，對各種文獻做詳盡的考證，以求捍衛教會的立場。

博古學、歷史文獻學的發展，使人感到應該採取研究的方法，將歷史的寫作建築在詳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之上。博古學和歷史學這兩種原本不同的學問，開始走向匯合。一方面，經過人文主義者的努力，古典史學獲得重生，人們相信能古為今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發現，其實古今不同，古典史學提供的經驗教訓，並不適合已經變化了的時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7世紀歐洲已經見證了科學革命的成功。這一成功對文藝復興初期人們一味崇古的思維，產生了劇烈衝擊。另一方面，批判、考訂史料手段的完善和對歷史真相興趣的極大增強。這兩者相輔相成：正是因為有了確證史實的手段，人們才增強了對歷史真相的興趣，而這一興趣的增加，又有助於進一步探究和完善考訂史料真偽的方法。

17世紀的學者們已經認識到，歷史學必須增強其研究性，不能只追求措辭華麗、故事動人，以求以古鑒今，而是要尋求真實的歷史知識。法國學者皮埃爾·貝耶爾的《歷史和批判辭典》的問世則表明，歷史著述不再是修辭學的附屬，而成了一門獨立的學問抑或科學。傳統史學由此也就走向了終結。

三 歷史哲學的興起

如果說貝耶爾的《歷史和批判詞典》是皮浪主義的一個實踐，那麼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則是17世紀歐洲人對於傳統和過去採取極端懷疑主義態度的寫照。那麼，怎樣懷疑、又如何思考呢？笛卡爾等人指出，就是運用上帝賦予人的理性。故他們都注重探究方法論，也即人們如何運用理性來尋求、獲取和整理知識。培根提出經驗主義，要從搜集、整理和歸納事實出發獲取知識。笛卡爾則更進一步，提倡理性主義，即在感性的基礎上，再用理性來建構知識體系。笛卡爾強調認識論中的理性作用，似乎與培根相對，其實他們都重視經驗，擯棄已有的書本知識。笛卡爾之強調運用理性，並不等於排斥經驗。他提出「我思故我在」，似乎是唯心主義的，但其實他所注重的思考，並不等於冥思玄想，而是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然後他又指出，光靠經驗不夠，還必須運用天賦的理性和良知來真正獲取真理。這種以探求真理為目的的學問，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無論強調經驗還是重視理性，目的都是一個，即質疑傳統的知識體系，希望對此進行革新和改造。彼時已產生了一個共識，就是要運用人自己的智慧和理性，解釋人類歷史的走向、階段和規律。歷史哲學在那時出現，也就勢所必然了。

義大利維科著的《新科學》，被後人視為是歷史哲學的一本開拓性著作。是書在許多方面啟發了後人對歷史的哲學思考。他認為，上帝的確創造了萬物，但之後的人類世界，則基本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因此人類自身必須對這個世界做出總結和解釋。此後，幾乎所有的歷史哲學家都以此為前提建構自己的理論。維科《新科學》的原標題是「關於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學原理」。這一標題有兩方面含義，第一是人類的歷史由各個不同的民族組成；第二是這些民族的歷史具有共同特徵，因此可以概括和總結。探討人類社會的不同及其產生的原因，以後成為歷史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

維科的《新科學》，雖寫於17世紀，但到18世紀才出版，其重要性也到後來才逐漸為人所清楚認知。18世紀的學者「發現」維科、看重維科，其原因就是維科所闡述的許多觀念正是他們自己所關注並努力想加以論述的。德意志學者赫爾德便是其中一例。他闡發的歷史哲學，與維科的理論有不少類似之處。他們最大相似之處有三：一是他們都從文化、思想和語言的角度，考察並論證人類歷史的演進；二是他們都認為，這一演進經過了三個階段；三是他們的歷史哲學，都試圖對所有已知的人類歷史，加以總結和概括。不過，他們觀察問題的側重點有異。維科注意到了各個民族特性的不同，但他最想發現的是他們之間的共同性，而赫爾德則關注民族特性的不同，而且做了分析和解釋。赫爾德認為，如果歷史會不斷進步，那麼這種進步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時間性和個別性。並非所有的民族都會同時進步並獲得類似的成就。

18世紀是啟蒙運動的盛期，而啟蒙運動正是歐洲思想家大解放的時代，是近代歐洲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啟蒙思想家以法國為主，但又在歐洲其他各地引起了反響，既獲得支持，也受到批評。那時的歷史哲學家，幾乎無一例外，都倡導從文化、思想的角度來考察歷史的進步，突破原來偏重政治、軍事事件的傳統。另外，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哲學，都在繼承和發揚彼得拉克的歷史發展三階段論的基礎上，強調和闡發歷史不斷進步的觀念。

但相信歷史的進步，並不等於他們對進步的看法持有一致的意見。法國啟蒙思想家對於中世紀的傳統文化，採取了激烈的否定態度，並以此來論證他們的歷史進步觀點。伏爾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對於以往的史學傳統，持有全面否定的態度。既反對用神意來附會、解釋歷史事件的中世紀史學，又不滿修昔底德式的政治、軍事史，亦不主張輕易地接受、轉述古人的著作而不加批判。歷史著述必須搜集並刪選可靠的史實，他希望歷史著述成為一門研究的學問。伏爾泰否定中世紀的做法，也影響了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他們想用新的研究手段，重新建構一個近代的知識系統，徹底否定中世紀的文化和學術傳統。

與上述法國的學者相比，維科、赫爾德對於歷史進步的看法，顯然有明顯的不同。他們對於這些法國學者抬高理性，認為理性是創造文化的唯一手段的立場，頗有保留。所以赫爾德強調歷史的進步，不但帶有民族的特色，而且有時間上的先後，即在各個歷史時代，均產生了具有獨特價值的文化，不能完全漠視、一概抹殺。德意志學者承認理性的重要，但同時他們也指出，與理性相對的感性、感情和主觀的因素，對人的活動同樣重要，因此同樣有其價值。

四 吉本與啟蒙史學

從民族的立場研究歷史和對歷史的進程進行哲學思考，這些都是18世紀出現的新氣象，也證明歐洲史家已經漸漸走出了傳統史學的藩籬。伏爾泰倡導文化史，固然想證明法蘭西文明的光榮，但也表現了一種新的歷史態度，即希望在歷史現象的背後，發現和描述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整體歷史變遷。不過，彼時的史學舊貌換新，並不等於說傳統史學中所關心的主題，已經蕩然無存，它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而存在。比如對自身民族歷史的興趣，顯然與前人研究古代和中世紀的文化和制度，有著必然的關聯。畢竟，歷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人們對其基本性質和功能的理解和看法，不但古今相類，而且在各個傳統文化中也沒有根本的差異。

所以，我們檢討18世紀以來歐洲史學的變化，也許不必在歷史學性質是否改變的問題上用力過多。我們應該注意更多的是研究歷史的方法和表述形式在那時出現的變化。探討歷史研究的方法和歷史著述的形式如何革新，也會有助於我們認識近代史家對待歷史的態度，如何隨之發生了一些必要的調整和變更。博古學、歷史文獻學和考古學的蓬勃興起和發展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批判和審查以往的知識體系。

18世紀的歐洲史學，以方法論的突破為主要目標。確切一點說，歷史寫作需要揭示真相，這是古往今來的共識，但如何企及這一目標，並用恰當的形式表現，除了運用嚴謹的批判方法，還需找到合適的表現手段。伏爾泰的文化史，就是嘗試革新歷史寫作方式的一個嘗試。但除了極偶然的情況，伏爾泰在書中沒有對他所依據的史料，加以注釋和說明。換言之，伏爾泰的歷史著作，尚沒有採取近代歷史著述的形式。

伏爾泰在當時有不少崇拜者和追隨者，而其中之一就是愛德華·吉本。像伏爾泰一樣，吉本相信今勝於昔。他的傑作《羅馬帝國衰亡史》，似乎就是在論證伏爾泰認為中世紀一無是處的觀點，並加以分析和說明。在寫作形式上，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又比伏爾泰的著作更進一步，不但文筆優美、體系磅礴，而且還用腳註的形式，努力呈現歷史文獻學的研究成果。吉本的寫作主題和精彩敘述，讓人看到史學作為修辭學一門這一傳統的持久影響，但他注重史料考證並加以註明的形式，又展現了他嚴謹的考證方法及其成果。既熔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為一爐——集「信」「達」「雅」為一身，又對歷史進程進行了理性的哲學分析和思考。故吉本被視為18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用理性的方法考證史料、用理性分析的方法重構歷史，這是啟蒙史學的特徵。吉本是這一方面的傑出代表，而他也有不少同道者。休謨和佛格森都是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史家威廉·羅伯遜也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據點愛丁堡大學長期任教、任職。他雖不是該運動的核心人物，但他的多部歷史著作也像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樣，成為啟蒙史學的代表性作品。

「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興起，表明源起於法國的啟蒙運動已經在歐洲各地蓬勃展開。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18世紀的思想家普遍認為，人類的歷史也可以通過理性的研究，找出其中的發展規律。而歷史進步的觀念，便是他們解釋歷史演化的一條法則。這一歷史的進步，既是普遍的、為全人類的歷史所遵守，又是特殊的、體現在單個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同樣相信歷史的進步，休謨和其他英國學者的觀點，又與法國學者不同（當然法國學者中間，也有分歧，比如盧梭就持不同的觀點）。到了18世紀後期，伏爾泰等人闡述的進步觀念，為孔多塞接受並做了更為詳細的解說。孔多塞因此成為歷史進步觀念的代言人。休謨等人也重視史料的可靠和史實的準確。他們的著作中，剔除了迷信、非理性的成分。同時，使用注釋說明史料來源、鑒定史料價值，已經慢慢成為學者的共識。在18世紀走向終結時，近代史學在觀念、內容、方法和形式等方面，已經基本成型。（完）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摘自《北京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原文約2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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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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