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起文字獄案由皇帝炮製，要對付的卻在文字之外

作者 | 馮翊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二月，廣西巡撫衛哲治接乾隆帝密諭：將內閣大學士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並一切惡跡嚴行察出速奏」。皇帝還聲稱，若稍有姑息，事「關汝身家性命」。

這一諭旨毫無預兆，皇帝告誡，調查須「慎之密之」，另一邊，陝甘總督劉統勛接通知，前往甘肅巡撫鄂昌署中搜查「與胡中藻往來應酬之詩文、書信」。

很快，乾隆帝看到了二人的詩文，特別關注了胡中藻的《堅磨生詩鈔》，他從中摘出悖逆文字，逐句批判。其聯想之豐富，讓天下臣工折服。最終，胡中藻斬立決，鄂昌作為從犯，賜自盡。

不過，依處理結果來看，這一由皇帝主動發起、精確打擊的「文字獄」，有更複雜的動因，語言文字之罪，或許只是徒有其表的外衣。

|「濁」清之罪

乾隆帝給胡中藻所加的「悖逆」之罪，全從其詩文集《堅磨生詩鈔》中解讀而來，皇帝以己意逐句批判，寫成一篇兩千多字的諭旨。

皇帝覺得本朝治理遠超過漢、唐、宋、明，而胡中藻卻說，「一世無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即暗諷大清波折不斷，「尚有人心乎？」更明顯的「悖逆」是「一把心腸論濁清」，「濁」字加於國號之上，「尚有肺腑？」

胡中藻兩句「天非開清泰」「斯文欲被蠻」詩，踩中了「種族」的敏感詞。乾隆帝認為，「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稱滿洲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這是在挑撥滿漢族群，一句「與一世爭在醜夷」更是觸發了滿人敏感的自卑。

皇帝又指胡中藻刻意區分南北，暗諷朝廷出現朋黨。證據是，「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指南北之間的黨人水火不容，又如「三才生後生今日」，將「今日」置於「天地人三才」之後，「指斥之意」昭然若揭。用詞不當的，還有「亦天之子亦萊衣」，「亦」字「悖慢已極」。

更惱怒的是，皇帝判斷胡中藻暗中誹謗他本人，譬如「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

又如「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兒彼因時邁」，諷皇帝如周王一樣「南征而不復」卻「不覺」，還有「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則在指責乾隆帝災害反應太慢，「朕一聞災歉立加賑恤，何乃謂如佛燈之難覯耶？」

而在其所出試題內，皇帝還捉出「干三爻不像龍說」，認為，龍與「隆」同音，干不像隆，「詆毀之意可見。」不唯如此，皇帝還發現了指責已故孝賢皇后干政的詩句，即「並花已覺單無蒂，」皇帝辯稱：「孝賢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朕亦何嘗令有干與朝政、驕縱外家之事？」

也許讓胡中藻抓狂的是，皇帝還對詩歌中的「君」、「父」順序吹毛求疵。看到詩句「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為，」皇帝說，「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之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提到帝、後，胡中藻直接以「夫」「妻」相稱，「喪心病狂，一至於此」。

「一世璞誰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皇帝從中看出胡中藻對仕途相當不滿，又有詩句「瑣沙偷射蜮，讒舌狠張箕」，「青蠅投昊肯容辭，」皇帝認為是暗指其身邊有小人進讒，「讒舌青蠅」特指重臣張廷玉。

細數諸多違礙之例，乾隆帝似乎意識到輿論或後人對興文字獄會有異議，便自我辯解「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理由是，詩文措辭、用意「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而是「謗及朝廷」，譬如「一把心腸論濁清」、「又降一世夏秋冬」，是明顯的「叛逆」，純屬政治罪。

至於鄂昌，皇帝從滿洲漢化的角度批判。乾隆帝稱，鄂昌的《塞上吟》寫得很差，「背謬之甚者」，竟稱蒙古為「胡兒」，蒙古歸附大清已久，還是滿洲人的堅定盟友，「乃目以胡兒」，身為滿洲人的鄂昌，豈不是自我詆毀？進而上綱上線，認為滿洲人「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誇相尚」，不知敦本務實，染上了借詩文詆毀諷刺惡習。

相比之下，鄂昌之罪輕，似能在滿洲內部消化，不幸的是，他與胡中藻是好朋友，胡是其叔鄂爾泰的門生，自詡「西林第一門生」，以鄂黨自居，這就問題大了。皇帝指責鄂昌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詩歌悖逆之處，竟然不自行指出，不知憤恨，還「與之往複唱和，實為喪心之尤」；看到違逆而不舉報，可視與違逆同罪，是從犯。

| 激情辦案

胡中藻案是皇帝主動提出並交辦的，與類似案子一樣，皇帝不忘告誡劉統勛和衛哲治，查辦時務必「慎之密之」，「不可預露風聲」，以免打草驚蛇。

尚不清楚皇帝從何處得來胡中藻詩文涉悖逆的消息，鄂、胡二人遭遇精確打擊，定是皇帝預謀已久且有足夠信心拿到想要的結果。衛哲治提交的胡中藻所出試題、唱和詩36首以及任陝西學政時的詩文一本，為皇帝三月十三日的長篇大論提供了充足的彈藥，加上先入為主之成見，皇帝的「解讀」自然得心應手。

「證據」到手後，諭旨發出，辦案不用藏著掖著了，重點隨之轉移——不是獲取更多證據，而是防止「謬種流傳」。為此，皇帝還特意換掉江西巡撫，命胡寶瑔走馬上任，查抄胡中藻的江西老家，「倘查辦不理，胡中藻或有供出藏匿銷毀情形，必於胡寶瑔是問」，這一相當強硬的措辭，在胡寶瑔與胡中藻之間暗設競爭機制，意味著胡寶瑔必須趕在胡中藻及其家人銷毀、藏匿字跡之前，把需要的東西找出來。

乾隆帝南巡圖。

胡寶瑔花了10天時間將查辦情形上奏，計查出中四件硃批奏摺、部分詩文稿、字稿，可以說，文字上的收穫並不大，但重要的是，胡寶瑔已完全控制了胡中藻的親友，控制了傳播源。

這些人是80歲的老母、十四歲的女兒、三歲的孫兒，俱是胡中藻最親之人，但已不構成威脅，雖然其弟胡中藩在胡寶瑔眼裡不是什麼好鳥，諸如「狡詐、毫無學問、懷挾幸獲」等道德牽連，並未給他帶來更好的運氣，經查，胡中藩家中並無悖逆字跡。

胡中藻雖官居一品，老家的友人僅僅是兩名知縣：江西石城知縣李蘊芳，以及試用知縣申發祥，二人被疑理由與鄂昌一致，即「互相標榜，黨惡無恥」，胡寶瑔迅速將其看管。

乾隆帝對此相當滿意，讚賞「所辦甚是」，胡寶瑔剛剛上任即拿到如此獎賞，很不容易，再次上折時，請求將胡中藻「親戚、門生、舉監向與親密者」都抓住，「務在從重」，不料碰了釘子，皇帝批示「亦不可過當」，不同意株連太多，僅要求對有貪贓前科的李蘊芳從重處罰，並查清乾隆十七年之後三年，胡中藻詩文何以沒有隻言片語。

儘管皇帝懷疑尚有「藏匿、搜查未到、以及銷毀滅跡」的詩文，但仍不願意將事態擴大，而是將其維持在文字議題本身。然而胡寶瑔辦案熱情似火，特別積極，不光監禁家屬、奏請胡中藻家財罰沒入官，順便參了江西按察使范廷楷一本，指其辦事不力。胡寶瑔說，上任前，范廷楷曾查抄過一遍，但對胡中藻家人看護不嚴，「致有燒毀字跡、透漏銀錢首飾之事」，胡寶瑔疑二者是進士同年，范氏有意庇護胡中藻。

告范廷楷一狀，更可視作胡寶瑔推卸責任之舉。面對皇帝何以胡中藻三年內無一詩文的詢問，胡寶瑔沒辦法交代，因為胡中藻家中沒有找到相應檔案，把球踢給范廷楷，似在告訴皇帝，范氏查抄時，縱容家人燒了，也有可能是胡中藻藏得太深，他請求京官審問胡中藻時能問出下落，「其毀滅藏匿之處一一指出」，以便查辦，意在避開皇帝對於「疏漏之罪」的責問。

乾隆帝並未有過激反應，僅以「知道了」敷衍，相比之下，他更感興趣的是李蘊芳。胡中藻自比韓愈，而這名石城縣知縣自稱「韓門」弟子，在皇帝批判之前，他似已得到其「師」或將出事的消息，便囑咐其子將二人往來的信札、詩文全數焚毀。後審訊得知，這些文字不過普通的喪事問候，偶有官司勾兌。皇帝對此相當難以容忍，「此人實可惡，」「非范廷楷之比尚可寬也」。

參了兩名官員之後，三月二十八日之前，未有更多字跡出現，胡寶瑔兩星期的查辦之旅暫告一段落。而那邊廂，劉統勛僅上了四道摺子就將鄂昌查了個乾淨，還查出了其他涉腐貓膩。

兩相比較，胡寶瑔的壓力很大。

| 「似過嚴矣」

與胡中藻不同的是，鄂昌在語言文字之罪外，還有受賄行為。時任殿試讀卷官的史貽直曾寫信請求時任甘肅巡撫的鄂昌為其次子奕昂謀一官半職，不妨於「甘藩之任」，「鼎力玉成」，鄂昌為此還收了點小錢，並與時任吏部尚書的黃廷桂「舞弊市恩」。劉統勛稱這事兒「非尋常貪鄙者」，意指鄂昌、黃廷桂以及史貽直結黨。

但史貽直堅不承認向鄂昌請託之事，倒是鄂昌供認不諱。有此口供，皇帝認為鄂昌「所犯之罪甚重」，再聯想兩人向來關係不錯，鄂昌沒必要誣賴好朋友，便坐實了貪賄之罪。

這一「言」外之罪，足以讓皇帝狠狠地辦了他，但皇帝仍強調他與胡中藻唱和往來，特別是看到大逆不道之詞，「不但不知憤恨，而且引為同調」一事，實屬「喪心已極」。

劉統勛提供了兩條定罪依據，辦事得力。皇帝不無傲嬌地告訴劉統勛「汝如此不瞻顧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

《天下糧倉》中王慶祥飾演的劉統勛

主查胡中藻案的新任江西巡撫胡寶瑔，其執行力並不在劉統勛之下，但皇帝卻並不甚滿意。若依鄂昌案的標準，胡寶瑔在胡中藻的悖逆之文之外，查出李蘊芳與胡中藻「勾結」，已屬有功，亦足了結此案。然而他似乎「積極」過頭，挖出了更多黑歷史，譬如胡中藻魚肉鄉里，「鄉黨受其荼毒，莫不怨恨」，其父出殯時，一處民房因擋道被拆，時任按察使的范廷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而懲辦了受害者。又發現其擬的父母壽聯，雲「兩儀自然偕老」「十千歲永偕堂上我乾坤」，實「狂縱肆逆至於如此」，但並未說清楚悖逆何在。

這些「用心」之處，沒有招來皇帝的任何錶態，僅以「已有旨了」「覽」敷衍回復，但胡寶瑔仍鍥而不捨，劉統勛上奏鄂昌貪賄行徑的第二天，胡寶瑔請求京官審完胡中藻，若有新線索，不妨交給他去辦，然立即招來皇帝一盆冷水：「令汝留心者乃謂此案之後，非指目今而言，似過嚴矣，不必。」

皇帝意在防止擴大化，不料，胡寶瑔還是會錯了意。也許他認為查出李蘊芳與胡中藻勾結案招來嘉獎，便再參奏試用知縣申發祥「平時推尊逆犯胡中藻，互相標榜，黨惡無恥」，皇帝仍不領情：「皆不必究矣。」再轉向李蘊芳案時，皇帝給了胡寶瑔最後的旨意：「李蘊芳從重定擬，其餘一概從寬，不必究矣。」

三次「不必究」，意味著皇帝已完全控制住事態，得到了想要的東西。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胡中藻案結。照例，皇帝要求合議針對某一人的懲罰擬旨時，各部門揣摩聖意，一般會輕罪加重，重罪更重，以博嘉獎。這一「潛規則」的好處是，若輕罪由重判變輕，皇帝會獲得仁慈美名，若重罪從重，各部門亦會收穫皇帝的嘉獎。這次，也不例外。一個月前，奉旨調查的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擬了一出重懲意見：

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張泰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資出版、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斬立決。

簡言之，胡中藻滅族，刻書、作序者得死。量刑比照雍正年間的查嗣庭文字獄案，該案中，當事人家族俱受牽連，無一倖免，事後，還有人報請參照此案停止江西鄉試。可以說，懲罰將導致很壞的結果，由一人牽連整個家族，趕盡殺絕，再由家族牽連一地方的士子前途，招來萬人唾罵。

意外的是，乾隆帝駁回了建議，僅處斬胡中藻，知縣李蘊芳，亦「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其他人俱「從寬免其緣坐」。至於鄂昌，「從寬賜令自盡」，留個全屍。至於請託索官的史貽直，以原官品級打發回老家退休。

兩案雖然始於「語言文字之罪」，處理結果卻畫風突變。

| 弦外之音

胡中藻案，若以雍正時期的文字獄標準衡量，皇帝只殺胡中藻一人，對其家人盡皆放過，抄家時，還指示胡寶瑔留一些資產給予其八十歲的老母，其他家人亦從寬免罪，這些料理，可謂仁慈之至。

最惹人注目的，卻是案中受牽連的官員，鄂昌也好、李蘊芳也罷，乃至刻書、作序的同僚張泰開，亦分別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外圍官員中，胡中藻親家張紹渠的弟弟張紹衡也被卷進來，胡中藻說，張紹衡曾在京得知《堅磨生詩鈔》已被呈上御覽。皇帝懷疑，胡中藻回老家後之所以詩作甚少，肯定是張紹衡通風報信，一定有人泄密。張紹衡供稱，消息得自戶部侍郎、殿試讀卷官裘曰修，而後者矢口否認，張紹衡一口咬定信源屬實。二人最終革職。

至於鄂昌案，受牽連的則儘是其叔鄂爾泰家族中人，且皆身居要職。鄂爾泰之子鄂容安因為明知鄂昌與胡中藻來往甚密，竟不告發，「不知憤恨，反與唱酬，實屬喪心之極」，被發配邊疆。胡中藻懷有悖逆之心，而已故大學士鄂爾泰竟舉薦他，不配享有賢良祠供奉，令撤出。當事人鄂昌被賜自盡，家人罰作奴婢。

基於上述情形，學界一般將此案看成皇帝打擊鄂爾泰黨人的由頭。畢竟該案中遭重罰的官員多與鄂爾泰有重要關係，如鄂爾泰家族成員、第一門生胡中藻，乃至同年進士史貽直（鄂昌甚至喚其為伯父），均遭整頓，這與當事人親友遭大規模株連的一般情形大不相同。

鄂爾泰

借文字獄案打擊朋黨，並非乾隆帝首創，乃父雍正帝就玩得純熟，即如查嗣庭案，雍正帝借查嗣庭所出題目「維民所止」割掉「雍正」二字的頭為由，殺掉了這名隆科多的舊人。胡中藻案亦不過是該情形的復刻。

然而皇帝不可能明說真實用意，諸多要案遂穿著文字獄的外衣，戴著「悖逆」的政治罪面具出現，極大地震懾了高官。胡中藻案結不久，在籍終養的吏部尚書、浙江高官梁詩正「與人交接言談時自必隨時檢點」，他告訴浙江按察使富勒渾：「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向在內廷之時，唯與劉統勛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用乾隆帝自己的話說，梁詩正已經「知懼」。效果立見。

可以說，文字獄是皇帝駕馭、控制、威懾官僚的工具。官員詩文有無悖逆，全靠皇帝的一張嘴、一顆良心，並無明確的標準，由於解讀一出即是定論，官員根本沒法反駁，即便知道弦外之音，官員更不可能指出來，譬如詩人沈德潛因「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獲罪，真實原因是乾隆帝十分不爽其將為皇帝的代筆詩作收入個人文集，他若知真實原因，亦是有口難辯。正是基於這種特性，皇帝用起來從未失手，雖然一度整肅了慵懶的官僚機器，但負面效果非常明顯。這裡就沒法多說了。

|參考文獻：

《清代文字獄檔》P34-P69，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出版；《清高宗實錄》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寅、六月癸亥條；賴惠敏：《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唐弢：《論胡中藻詩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