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一場殺死幾千萬人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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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西閃

還記得老電影《上帝也瘋狂》里的主角嗎？他的扮演者歷蘇（N!xau）是一個布須曼人（Bushmen），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通過遺傳學的方法，現在我們知道，這些依靠狩獵採集過活的布須曼人很可能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大體而言，人類的早期生活與布須曼人無異。那大概屬於所謂的舊石器時代，捕獵、採摘、遷徙，環境危險而艱辛，每個人的生命都相當短促，短促到幾乎來不及生病。在居所不定的小社群里，微生物無法在蓄積的穢物或水源處繁殖，也找不到足夠數量的感染對象，更難以造成大規模的流行，因此天花、麻疹、流感等疾病與人無緣。然而一旦人們定居下來，馴養家畜、培育穀物、耕作土地，社群規模不斷擴大，人與動物、植物以及穢物的接觸越來越頻繁且固定，病魔就把人纏上了。牛帶來了天花、結核，豬帶來了流感，狗帶來了麻疹，雞鴨老鼠蟑螂則帶來了傷寒、霍亂、百日咳。而在人們勞作的田地里，或是儲存糧食的穀倉中，還有血吸蟲或致病的真菌在蠢動。

自那以後，人類邁入了一個迄今不見終點的病痛時代。不少地方，尤其是那些文明發達的地區，往往疾病肆虐。在《舊約》里，埃及就曾是瘟疫的集散中心；公元前430年，從埃及傳播到波斯的莫名怪病旋即蹂躪了雅典；兩百多年後，安東尼瘟疫重創羅馬；過了二十餘年，黃河流域疫病流行，魏公子曹植寫道：「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建安七子中，除二人早歿，其餘五人都死於這場瘟疫。在1346年至1350年的5年間，黑死病（鼠疫）剝奪了2000萬人的性命，占歐洲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這還不是最厲害的，第一世界大戰結束後橫掃全球的西班牙流感更加驚悚，不到兩年它殺死的人類就達4000萬。一些流行病學家估計，這個數字有些偏低，實際死亡人數很可能高達5000萬，乃至1億。

在《大流感》里，作者約翰·M·巴里（John M.Barry）把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描繪成自然與科學之間的第一次大衝突、大對決，這不無道理，因為正是在那個時期，即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化學、生物學、生理學、病理學、病原學、免疫學、藥學以及實驗方法和技術的發展，終於把醫學帶到了科學的大門前。但是巴里把瘟疫看作是「自然強加給人類社會的災難」，這樣的觀點我不能接受。正如我前面講的那樣，不能把疾病簡單地等同於天災，很大程度上，它們乃是社會的產物。看看今日瀰漫整個國度的霧霾，以及它造成的疾病與死亡，我們就會明白，從社會產物的這個角度看，無論現代醫學如何進步，它都不可能成為一門徹徹底底的客觀科學。

一般來說，科學家需要回答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我能知道什麼？」（What can I know?），二是「我如何得知？」（How can I know it?）。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將科學與宗教區分開來，但是在第二個問題上，醫學並不能像其他自然科學那樣回答得理直氣壯。著名的醫學史家羅伊·波特（Roy Borter）說，現代醫學的絕活兒就是讓個體活下去，活得不覺痛苦，活得健康，但它對整個人類的健康有何貢獻，「仍然甚費思量」。實際上，現代醫學的進步既沒有填補貧富階層巨大的健康鴻溝，也沒有拉近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健康水平。相反，在那些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往往得益於生活環境的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提升，而這需要的是社會體制、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等的推動，而不僅是複雜先進的醫療手段。

當然這不妨礙《大流感》講述一段精彩的大流行病醫學史，尤其是現代醫學在美國的發展經歷，本書著墨甚多。

美國的醫學研究和教育一度落後歐洲數十年。直到1900年，只要交錢，幾乎任何想上醫學院的男子都可以如願。只有兩成的醫學院對生源有特別的要求——高中畢業，幾年後混上一張醫學文憑一點兒不難。美國社會對醫生也缺乏尊重。正所謂「葯醫不死病」，相較於治療，人們更相信宿命。一位哈佛教授在演講里宣稱，只要具備正常的判斷力，任何人都會得出類似的結論：「如果任由所有的疾病自由發展，死亡和災禍都將減少。」

在這種尷尬的氛圍中，創辦於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學扭轉了整個美國的態勢。1893年，他們的醫學院才剛剛創立，沒隔多久，美國的醫學水平就在他們的引領下迅速上升，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達到乃至超過歐洲的水平——證據就是在西班牙大流感事件中美國人的表現，而霍普金斯醫學院又在其中舉足輕重。20世紀30年代，最早獲得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的四個美國人，霍普金斯培養了其中的三個。

很快，洛克菲勒研究所、哈佛大學以及密歇根、賓夕法尼亞等地的一流醫學院也跟上了步伐。伴隨著他們的革新，全美150多所醫學院，將近一百所落後的學校被淘汰，要麼關閉要麼合并，那些糟糕的畢業生再也拿不到行醫執照，醫學生的數量也從1904年的28000人降至1920年的不足14000人，其質量卻有大幅地上升。1918年10月1日，霍普金斯大學的衛生與公共健康學院成立，標誌著應對大規模流行疾病的醫療體制在美國成型。

現在我們知道，自從德國於1882年在慕尼黑創建世界上第一所公共衛生學院（巴伐利亞衛生部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一直是挽救人類生命數量最多的公共事業，一門透過社會資源的組織，為公眾提供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的管理學。它的核心思維是預防——了解一種疾病的流行病學：模式、範圍、趨勢，並找出其中的薄弱環節，破壞疾病產生的條件，或打斷疾病的傳播鏈條。

也就在1918年10月1日衛生與公共健康學院宣告成立的開幕式，美國這場醫學進步的核心人物、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院長以及這所新學院的首任院長韋爾奇（William H.Welch）病倒了，癥狀與西班牙流感一模一樣。

切勿望文生義，西班牙流感並不源於西班牙，只因那裡的疫情最為嚴重而得名。流行病學的證據表明，第一波流感始於1918年春天的美國堪薩斯州哈斯克爾縣。新型的流感病毒向東蔓延至該州的一個大型的軍事基地，然後跟著一戰的進程擴散至歐洲，繼而席捲北美、南美和亞非，最後連與世隔絕的太平洋小島也難以倖免，幾乎全球淪陷。

病毒是非常特別的微生物，用巴里的話講，它是「一個存在於生命邊緣的謎」。它沒有細胞結構，沒有性別，不進行任何新陳代謝，不產生任何副產物，甚至不會獨立繁殖，它只有一個功能：複製自己。即便是這麼一個單一的功能，病毒也不靠自身完成。因為當它侵入一個有能量的細胞時，細胞內部就會像一個受到操縱的工廠那樣，為其組裝出成千上萬個複製品，直到這個工廠徹底耗完能量倒閉為止。

流感病毒又是特別中的特別。它的結構很奇怪，可以不用像別的許多病毒那樣，在入侵的過程中在細胞膜上花費太多的時間，而是迅速進入細胞內部，逃脫免疫系統的法眼。一旦進入細胞內部，它會立刻釋放自己的基因，插入細胞核的基因組，下達複製病毒的生產命令。一個流感病毒從侵入細胞到該細胞釋出新病毒，往往不會超過10小時的時間，甚至更短。隨後，會有100000至1000000個新流感病毒從破裂的細胞中一窩蜂地鑽出來。

複製的數量巨大，複製出錯的概率也就越大，因此流感病毒很容易發生變異。一般來說，一個細胞釋出的100000至1000000個新病毒中，99%的病毒由於變異導致的缺陷過大而失去了感染能力，但還有1000至10000個病毒仍然具有感染性。致命的危險就隱含其間，當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無法識別那些變異的卻仍具感染性的病毒，大規模的流行就很難避免了。

歷史可鑒，瘟疫與戰爭往往是孿生兒。在戰爭中，死於疾病的人數總是多於刀劍和槍炮。而軍人不僅是戰場上的殺手，也是很多傳染病的源頭或傳播者。無論是傷寒霍亂，還是水痘腮腺炎，常常讓從未接觸過這些疾病的青壯年死於非命。為了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參加一戰的美國人不僅把大量的醫生護士送入軍營，還把不少醫療機構和研究單位整合到軍隊里。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軍人死於麻疹和並發的肺炎。

1918年的流感一開始相對溫和，造成的死亡遠少於麻疹和肺炎。當年4月，疫情在美國全面蔓延。同時在歐洲，第一波流感也勢頭猛烈，爆發區域恰好就是美軍的登陸地點。4月底，流感侵襲巴黎。差不多同一時間，義大利也受到波及。儘管軍隊的戰鬥力遭到削弱，但絕大多數士兵都康復了，與英美法交戰的德國情形也一樣。

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西班牙起初沒受流感影響，可是進入5月情況發生了變化，連他們的國王也患上了嚴重的流感。可能正是因為和平，西班牙的輿論沒有像參戰國那樣受到嚴格的控制，疫情造成的災難在報紙上得以連篇累牘地報道，這場流感才被冠以西班牙的名號。5月底，流感登陸上海，旋即大半個中國都被侵擾。當時西方有報紙宣稱：「半個重慶都病倒了。」

進入初夏，一些統計數字逐漸揭示了此次疫情的異常之處。來自肯塔基州的數據表明，40%的死者年齡在20—35歲之間；法國一個千餘人的新兵站，688人病重入院，短短數周有49人死亡，佔總患病數的5%。可是正當所有的醫生和學者把目光投向這一異常時，流感似乎又全面撤退了。6月到8月，200萬駐法的英國士兵中有120萬人生病，可是過了8月，疫情就不再蔓延了，似乎就像軍醫們觀察到的那樣，傳染病正「溫和地走向盡頭」。

所有人的猜測都錯了。在另一些地方，第二波流感極其兇猛，以至於一位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在一份絕密電報上寫道：「現在流行在瑞士的疾病其實是黑死病，只是對外宣稱西班牙流感。」在波士頓的一處軍營里，45000名軍人，從8月下旬到9月底，平均每天死亡100人，不少醫生護士也因病去世。

由於並發肺炎，患者的皮膚因缺氧而青紫，他們劇烈咳嗽，血痰四溢，很多人的耳鼻都在冒血。一個加長的營房被改造成了停屍間，但仍滿足不了需要，一捆捆屍體像木材一樣堆放在走廊上，以至於前來考察的醫學家們不得不小心地在屍體間穿行，才能進入解剖室。

考察的領軍人物，正是霍普金斯大學的韋爾奇。他按照當時公共衛生的原則，果斷地部署了應對可怕災情的全國性的預防措施。可是病毒的傳播更加迅猛，9月費城、波士頓、紐約、華盛頓等大城市的居民以及更多的兵營都淪陷了。接下來是大西洋、墨西哥灣、太平洋靠海的地區，再下來病毒沿著鐵路公路，深入各大洲的心臟地帶。查爾斯·劉易斯（Charles Lewis）寫到，他剛登上南非開普敦的一輛公車，就目睹售票員癱倒在地突然死亡，接下來的5公里車程，車廂內共有6人死亡，包括司機。最終他只好下車，步行回家。

和美國同行一樣，世界各地的實驗室都把研究重心轉向流感。但絕大多數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包括尋找「流感桿菌」的期望。科學家精心製作的疫苗毫無作用，順勢療法、拔火罐和放血療法捲土重來，也就成了聊勝於無的安慰。然而正是這些失敗的努力，促進了現代醫學的進一步發展。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青黴素的發現：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正是在開發一種更好培養流感桿菌的培養基時，無心地發現了這一神奇的東西。韋爾奇後來也猜到，西班牙流感很可能是由一種未知的病毒所引起，只是他的猜測要到電子顯微及發明後才能證實。發現DNA結構的克里克和沃森，也是從研究流感桿菌的醫學家那裡理解到了DNA的重大意義。還有一些人在類似的研究中找到了肺炎、肺結核乃至某些精神疾患的機理。所有這些成就，沒有經歷失敗的努力不可能取得。

巴里將《大流感》的副標題命名為「最致命瘟疫的史詩」，我的感受是，這部史詩的基調不是宏大，也不是壯闊，而是悲劇性的。要理解它，就像理解一場幾乎焚毀一切的山火——希望餘燼下總有生命在萌動。

【作者簡介】

西閃|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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