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根柢全在道教？

原標題：中國根柢全在道教？

應當如何理解魯迅先生「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之說

——與卿希泰教授商榷

一段時間以來，魯迅先生頗含貶義的所謂「名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被某些學者誤讀為是對「道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是「糾正了長期以來在國內外都流行著的一種學術偏見」。特別是著名道教史家四川大學教授卿希泰先生，同一篇文章同時或先後發表在至少三家雜誌上[1]，以強調上述主張。這種做法不但給我們的學術研究帶來一定混亂，而且還以訛傳訛，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影響。筆者拜讀之後，深感有必要對此問題加以澄清。

（一）

魯迅該句「名言」出自《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中的一段文字：

「《狂人日記》實為拙作，又有白話詩署『唐俟』者，亦仆所為。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後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見，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2]

看了這段文字，我們從中能夠找出魯迅先生對道教的「肯定」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據有關記載，1918年5月15日，魯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首次使用筆名「魯迅」與「唐俟」，分別發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與三首新詩。魯迅好友許壽裳後來回憶道：「我那時在南昌，讀到《狂人日記》就非常感動，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署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於是寫信去問他，果然回信來說確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冊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詩也是他做的。」[3]《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就是魯迅的回信，其中不僅回答了署名問題，而且還介紹了《狂人日記》的創作思路。《狂人日記》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向「吃人」舊文化宣戰的檄文，雖然魯迅在回信及《狂人日記》之中，並沒有直接說道教「吃人」，但「以此讀史」，即以「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的觀點讀史，「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問題說得明明白白！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如此明白的文字，竟然被卿希泰教授說成是魯迅先生「用極其簡潔的語言，肯定了道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科學的論斷」。並且又不無自相矛盾地說：「這句至理名言，除了講明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科學地闡明了道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外，它本身並不包含對道教的褒或貶。」

認真拜讀卿教授大作，才發現他是將魯迅這段內容上前後具有統一性的完整文字割裂引用，以致出現了不應有的誤讀。

卿教授先是引證「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接著就是一大段（五百餘字）魯迅先生的「論斷」如何「科學」，如何「英明」的讚揚之辭。然後在下一自然段中，卿教授才說：「在這段話之後，接著又有一段話說：『後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是指《狂人日記》，引者注）。此種發現，關係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那麼，既然這個所謂的『食人民族』是從『偶閱《通鑒》』中『悟』出來的」，且《通鑒》的「作者不是道教徒而是鼎鼎大名的儒者司馬光」，「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目的，是作為封建統治者的借鑒之用，故他所宣揚的乃是儒家的封建禮教，不會是道教的道義。因此，魯迅先生的『食人民族』的這一論斷，它所揭露的，主要應當是指儒家所宣揚的封建禮教的本質，而不是道教的本質。」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卿教授引用的魯迅原文與筆者所引有所差異。除了個別文字小有出入之外，最大的差異就是，卿教授沒有引用該段文字開頭的那句「《狂人日記》實為拙作，又有白話詩署『唐俟』者，亦仆所為」，且將整段文字分為兩個部分分別引證。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未完整閱讀魯迅原文的人產生錯覺，似乎「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與「後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說的是兩回事，「以此讀史」的「此」與「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悟」，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前面「肯定」道教，後面「揭露」儒教。卿教授如此方式引證，怎能得出正確結論！

其實，即便沒有引證「《狂人日記》實為拙作……」句，就該段文字的內在邏輯，魯迅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後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所「以」（依據）的不就是「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之說嗎？這其中怎麼能「並不包含對道教的褒或貶」呢？

（二）

卿教授為證明「所謂『食人民族』，當系指責儒家的封建禮教，而不是指責道教」，還列舉了魯迅先生對儒教的強烈批判。但實際上，魯迅對道教的批判決不亞於對儒教的批判，正如卿教授也不得不承認的：「當然，由於魯迅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所以，他對於包括道教在內的傳統的舊文化是持批判的態度，這是事實。如他在《熱風》里，就曾經將道士、仙人與儒生、戲子等同看待，認為他們都是屬於『昏亂的人』，道士所講的『陰陽五行』，仙人的『靜坐煉丹』，與儒生所講的『道學』（又稱理學，引者注），戲子的『打臉打把子』，都是一種『昏亂病』，應當『從現代起，立意改變』，予以『掃除』。」

豈止「昏亂」！我們知道，魯迅先生還說過：「在中國，從道士聽論道，從批評家聽談文，都令人毛孔痙攣，汗不敢出。然而這也許倒是中國的『永久不變的人性』罷。」[4]「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與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夢與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莊子曰：『七日而混沌死。』」[5]這「令人毛孔痙攣，汗不敢出」與「永久不變的人性」，這「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庄生的私淑弟子」，不正是對「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一說最形象的註解？

更有甚者，魯迅筆下的道士竟是一群毫無操守之徒：「佛教東來時有幾個佛徒譯經傳道，則道士們一面亂偷了佛經造道經，而這道經就來罵佛經，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鬧得烏煙瘴氣，亂七八遭。」[6]「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7]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自己同時代的道教尤為反感：「滬上一班昏蟲又大搗鬼，至於為徐班侯之靈魂照相，其狀乃如鼻煙壺。人事不修，群趨鬼道，所謂國將亡聽命於神者哉！」[8]「其實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何嘗真有科學。現在儒道諸公，卻徑把歷史上一味搗鬼不治人事的惡果，都移到科學身上，也不問什麼叫道德，怎樣是科學，只是信口開河，造謠生事；使國人格外惑亂，社會上罩滿了妖氣。」「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那種『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症的，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9]……

毋庸贅言，在魯迅的心目中，不僅儒教，道教更屬負面--「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作為「中國根柢」的道教，又是怎樣的性質？對國民「壞根性」[10]的形成，起過怎樣的作用？當負怎樣的責任？其結論可想而知！

（三）

卿教授大作最後斷言：「魯迅先生之所以能夠作出『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個英明論斷，絕非偶然」，「在當時的中國人中，除魯迅先生以外，別人是不具備作出這一科學論斷的學識的，因此，不能以魯迅先生並非以道教史家聞名於世而貶低其意義」。

其實，「在當時的中國人中」，持此「科學論斷」者，才「絕非偶然」，而且還是諸多先進知識分子的共識，用魯迅原話，就是「此說近頗廣行」。

比如，錢玄同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發表的《隨感錄·八》，將道教稱為「最野蠻的道教」，認為：「二千年來民智日衰，道德日壞，雖由於民賊之利用儒學以愚民；而大多數之心理舉不出道教之範圍，實為一大原因。」[11]

又比如，陳獨秀1918年7月15日在《新青年》上發表《隨感錄·陰陽家》說：「吾人不滿於儒家者，以其分別男女尊卑過甚，不合於現代社會之生活也。然其說尚平實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從，倘系施者自動的行為，在今世雖非善制，亦非惡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說最為害於中國者，非儒家乃陰陽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陰陽家之假託也）；一變而為海上方士，再變而為東漢、北魏之道士，今之風水，算命，卜卦，畫符，念咒，扶乩，煉丹，運氣，望氣，求雨，祈晴，迎神，說鬼，種種邪僻之事，橫行國中，實學不興，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學說之為害也。去邪說正人心，必自此始。」[12]

還有，周作人1920年7月撰文《鄉村與道教思想》說：「改良鄉村的最大阻力，便在鄉下人們自身的舊思想，這舊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平常講中國宗教的人，總說有儒釋道三教，其實儒教的綱常早已崩壞，佛教也只剩了輪迴因果幾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還流行民間，支配國民思想的已經完全是道教的勢力了。我們不滿意於『儒教』，說他貽害中國，這話雖非全無理由，但照事實看來，中國人的確都是道教徒了。幾個『業儒』的士類還是子曰詩云的亂說，他的守護神實在已非孔孟，卻是梓潼帝君伏魔大帝這些東西了。在沒有士類來支撐門面的鄉村，這個情形自然更為顯著。」[13]

錢玄同、陳獨秀與周作人觀點可以歸結三點：其一，「儒釋道三教」之中，「支配國民思想的已經完全是道教的勢力了」，「中國人的確都是道教徒」，「大多數之心理舉不出道教之範圍」；其二，道教思想是「舊思想的主力」，是「民智日衰，道德日壞」、「最為害於中國者」，是改良中國尤其是「改良鄉村的最大阻力」，中國「實學不興，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學說之為害也」；其三，如欲「去邪說正人心，必自此始」！

錢文、陳文和周文的撰寫，與《狂人日記》及致許壽裳信，屬於同一歷史時期甚至就在同一期刊物上，加上當時錢、陳、周三人與魯迅的親密關係，以及四人皆為新文化運動主力人物這一因素，錢、陳、周的見解完全可以看做是對「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的標準詮釋；或者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是對錢、陳、周論述的高度概括。

（四）

為了說明卿教授理解有誤，我們還有必要舉出魯迅研究專家的看法，以為佐證。

金宏達先生專著《魯迅文化思想探索》指出：魯迅「與當時的前驅人物同一歩調，從封建家庭內部關係中，猛攻昏亂而殘暴的倫理道德，揭露其虛偽、荒謬、醜惡和反人道的性質。然而，同時他又提出『中國根柢全在道教』，對道教思想影響也進行了猛烈批判」。「在魯迅看來，不但道家思想的內容及影響構成了一個系統，而且儒與道也相互滲透，容受和互相補充，構成了一個更大的系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文化思想的主要部分」。「魯迅說中國思想根柢在道教，從說此話時的思想背景來看，還有一層很重要的意義。那就是那時他正在著力抨擊國粹主義、復古主義思想，國內思想界充斥著因循守舊、消極無為的陳腐貨色，這些東西嚴重障礙著中國的覺醒和進步，而這一切又與道教的祖師爺老莊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14]

陳方競先生論文《「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魯迅對浙東民間文化的理性批判》認為：「魯迅的『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的提出，確是抓住了『落後民族的國民性必然帶有濃厚的農民色彩』這一基本國情，推動了思想啟蒙運動在一個更為廣泛的現實基礎上深入展開。」「魯迅承續如上思考，進一步提出一個當時『知者尚寥寥』而『關係亦甚大』的『發現』——『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人們聯繫《狂人日記》中的那一段情節，推斷這是指儒教（『仁義道德』）『吃人』。這種理解，顯然與魯迅的思考有別。在我看來，從魯迅的『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出發，應該理解為，所謂『吃人』本質，仍屬道教，不過，這是經過歷史衍變即儒對道的滲透，而形成的完全封建倫理化的道教。這顯然是魯迅的一個十分獨特又極其重要的『發現』，但至今尚沒有得到人們的足夠認識。」[15]

李允經先生編寫的《走進魯迅世界——魯迅著作解讀文庫·書信卷》也認為：「舊思想之主力是道教思想的認識，在五四運動前後，已頗廣行；而構成中國社會基礎的眾多國民，尤其是農民，所信奉的主要是道教。誠然，儒學和儒教，向為中國歷代統治者所推崇，並成為人們登科入仕的必修之學；但儒教的影響一直是局囿在中國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階層之中。」「儒、道二教的相互滲透，相互結合也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應當看到儒教的倫理綱常（即《狂人日記》中寫的『仁義道德』）對廣大農民道教思想的滲透，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鉗制國民思想的企圖。因而，封建倫理道德對農民精神的奴役，正是通過農民自身的道教鬼神迷信思想來實現的。這樣，『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的發現，就不僅是指儒教（『仁義道德』）『吃人』；同時，或者更重要的則是道教『吃人』。這確實是魯迅的一個獨特的思考和發現，可惜，至今尚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16]

當然，研究魯迅的論文專著汗牛充棟，我們不能說一定沒有與卿希泰教授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但在筆者為撰寫本文查閱過的數十篇（部）論著中，凡涉及到這一問題者，不但沒有哪位學者認為魯迅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是在「肯定」道教，反而都認為是貶義。因為無論從新文化運動以來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道教的一貫態度，還是從致許壽裳信的具體內容來看，都不可能得出其他結論。

（五）

筆者還注意到，一些嚴肅的道教學著作比如李養正先生的《道教概說》[17]，就沒有引證魯迅「名言」來證明道教的重要，當然更沒有說魯迅「肯定」道教。

就在拙文基本完成之際，又在網上搜索到華東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劉仲宇先生的有關批評文章《「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是肯定道教嗎？》。其文寫道：

「所謂中國根柢全在道教，與夫認為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都是那一段時期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其在小說中的表現便是《狂人日記》。」《狂人日記》的「吃人」，「是魯迅對當時封建禮教的憤怒揭露，也用它來概括中國的全部歷史，便是從《（資治）通鑒》里見到的『食人民族』。因此，所謂中國的根柢，實指其『吃人』的本質。由是可見，魯迅當時對於道教，是視作為批判的對象，甚至於將其看做中國文化劣根性的重要原因。他對道教的評價，完全是否定的。」

「我們不妨查一下自1918年至1927年這十年中，魯迅談到道教或與道教有關的事物時的態度，從不同的角度來印證，來尋訪其關於道教的基本的評價。也許令人失望，查這十年中魯迅涉及道教的話，沒有半句是肯定道教的，批評、斥責的話倒有那麼好幾句。」「在當時的魯迅筆下，道士的講陰陽五行，與仙人的煉丹實驗，都屬於昏亂之列，必須加以清除，儒家與道家的書自然更是其本源所在，乃是助成昏亂的物事。一派道教與道教中的思想，全無是處，決應掃蕩，大約便是他此時的心態。這一段話正寫於《狂人日記》發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號）之後不久，兩者是同一時期的作品，當然展示了同一種觀點和態度。這段時期魯迅對道教的否定之辭，還有一些，不再贅述。而在過了將近十年之後，魯迅偶爾提及道教中的人和事，基本態度仍然差不多。」

「從上文可以看到，魯迅所謂『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意在批評，雖然從字面上看，這是一個肯定判斷，然而，他對中國的『根柢』，卻是完全否定的，由此表達出的正是對道教的全盤否定。」[18]

那麼，我們在學術研究特別是道教研究中能否引證魯迅的這句「名言」呢？筆者的意見是，說道教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重要」是一回事，而說道教的「地位和作用」被「肯定」，則是另一回事，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僅就道教重要與否，說魯迅這句名言「講明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雖然不無商榷之處[19]，尚不失為一家之言；但決不應當由此而任意引伸，說魯迅是在「肯定」道教。如果我們今天的現實中，確有卿教授批評的那種「認為道教文化可有可無、毫無價值，甚至主張予以徹底消滅」的「學術偏見」，可以與之爭鳴，卻無論如何不可以將對道教持強烈批判態度的魯迅先生請來，為自己的觀點作證。這樣做非但不能糾正「偏見」，弘揚傳統文化，反而適得其反，不論對學術研究還是道教本身，都只能起到負面作用！[20]

注 釋：

[1]《魯迅「中國根柢全在道教」論斷新探》，載《船山學刊》（季刊）2001年第4期；《重溫魯迅先生「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學論斷》，載《中國道教》（雙月刊）2001年第6期與《社會科學研究》（雙月刊）2002年第1期。另據網上消息，2002年5月13日，「以國際知名學者、著名哲學宗教學家和教育家」、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創始人、首任所長、博士生導師卿希泰教授之名命名」的「卿氏學術基金會」，舉行「2002年度優秀博士生、碩士生頒獎典禮」。「頒獎儀式後，卿氏學術論壇學術報告會開講。卿希泰教授作了『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的首場學術報告」（http://202.115.32.34/news/scunc/scunc4.4/news29/p29-18.htm）。

[2]《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收入《書信》），載《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頁。

[3]《魯迅的生活》，載許壽裳著，馬會芹編：《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2次印刷，第88頁。

[4]《文學和出汗》（收入《而已集》），載《魯迅全集》第3卷，第558頁。

[5]《「論語一年」》（收入《南腔北調集》），載《魯迅全集》第4卷，第570頁。

[6]《關於〈小說世界〉》（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載《魯迅全集》第8卷，第111頁。

[7]《吃教》（收入《准風月談》），載《魯迅全集》第5卷，第310頁。

[8]《1918年3月10日致許壽裳》（收入《書信》），載《魯迅全集》第11卷，第348頁。

[9]《隨感錄三十三》（收入《熱風》），載《魯迅全集》第1卷，第301—302頁。

[10] 1925年3月31日，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收入《兩地書》，載《魯迅全集》第11卷，第31頁）

[11]《錢玄同文集》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1、10頁。

[12]《隨感錄·陰陽家》，載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389—390頁。

[13]《鄉村與道教思想》，載《新生活》第39期；轉自周作人著：《談虎集》，北新書局1936年6月5版，上海書店1987年9月影印，第343—344頁。

[14]《魯迅文化思想探索》，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87—288、284—285頁。

[15]《「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魯迅對浙東民間文化的理性批判》，載《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7期。

[16]《走進魯迅世界——魯迅著作解讀文庫·書信卷》，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87頁。

[17]《道教概說》，中華書局1989年2月版，1990年12月第2次印刷。

[18]《「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是肯定道教嗎？》，載《香港道訊》第17期，http://www.daoist.org/hktc/book/hktc_book_taonews_017_1.htm。

[19] 比如，魯迅研究專家林非就認為：「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種見解肯定是過於誇大了，道教在中國思想文化史和民間風俗習慣中確實有較大的影響，不過它對於整個民族所引起的思想禁錮和箝制的作用，事實上是遠遜於儒家學說的。」（《魯迅和中國文化》，學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3—44頁）

[20] 可參見劉仲宇的意見：「當著我們滿腔熱情地肯定著道教的歷史作用，卻引這位大人物對道教的否定評價為權威論據，實在是說不過去。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怪事發生，一是我們對於要想徵引的文字，少了點細讀與甄別的功夫，二是太想依傍名人。而其結果，是既誤讀了魯迅，也無助於對道教的正確評價。」「其實，名人的話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增加些分量，但必須要確是真知才是。魯迅並非道教史家，也不是歷史學家，我們不必強求他對此講出什麼精彩的說話。他作為中國近代有影響的文學家，肩負著抨擊封建主義的重任，意在喚起國民的覺醒，因此贏得了廣泛的尊敬。但其書其言不必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先生對於道教的批評，在經過八十餘年之後，尤其是經過近二十年來海內外學人對道教具體而實事求是的研究之後，便很有商榷的餘地。」

作者：邢東田

責任編輯：勤而行之傳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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