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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傳統|今天為什麼我們還要讀《三字經》

原標題:|人文傳統|今天為什麼我們還要讀《三字經》



核心提示

雖然我們有錢了,但我們內心並不寧靜,富裕起來的國家到底是不是一個強國?


我們跟全世界講仁義禮智信,沒一個人知道應該怎麼翻譯,只能用漢語拼音,我們的文化價值,難以得到世界認可。我們建設硬實力,忘了文化軟實力,應當警醒。


現在的人讀《論語》,很玄乎,因為現在的人對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常識已經沒有了。


家教不在於母親有多高的教育程度,而是處世態度、性格以及教養的影響。

今天,在離《三字經》誕生七八百年後,我們身上除了頭髮、皮膚、眼睛、語言以及體內的基因以外,很難再找到傳統文化的痕迹時,為什麼還要讀《三字經》?我們在自己身上還能否找到一件中國傳統的東西?能找到的只有法師,法師身上穿的袈裟是中國式傳統的袈裟,不是印度的。我們現在戴的眼鏡,穿的西裝、夾克、襯衣,腳上的襪子、鞋,手上拎的包沒有一樣是屬於中國傳統式的。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在告訴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現狀,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我們為什麼要讀《三字經》?


雖然有了錢但我們內心並不寧靜


在2009年講《三字經》是很重要的,在中國歷史上,逢9就是一個大年。今年要慶祝很多大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0華誕——花甲之年,實際上按照中國的傳統,60年比50年甚至100年的慶典都要盛大,另外要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更重要的是,今年還是五四運動90周年。所以今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提出「我們為什麼要讀《三字經》」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們歷經苦難的國家在經過三十年的飛速發展之後,我們到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歷史階段。因為經過這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在人類歷史上確確實實創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奇蹟,我們能夠感受到我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轎車、空調、冰箱、彩電在三十年之前誰也沒想到會進入普通家庭。當年鄧小平提出翻兩番,但2007年中國大陸GDP總值是改革開放前一年的67倍,30年——67倍,這樣一個增長,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30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1978年,動用外匯5000美金就需要國務院總理來批,現在很多居民家裡都拿得出5000美金;在這30年里,我們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第三大貿易體,這還不算港澳台地區;1978年一個人辛辛苦苦勞動一年所得僅相當於2003年一個人勞動11天,相當於2008年的4天;這30年,人口增長了5億多人,按照國際貧困人口標準,1978年中國貧困人口2.5億,一個國家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貧困人口,到2007年,人口增加了5億,但貧困人口只有1480萬人。整整一代人沒有經歷過戰爭,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這30年又經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在這30年,我國從一個半封閉的社會到現在的改革開放,以前不敢說孔夫子,只說孔老二,說資本主義剝削人民,說台灣人窮得只能吃香蕉,以前出國到目的地要轉很多站。現在覺得我們站起來了,很富有了,但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內心並不寧靜,我們不知道我們這個突然發展起來的國家究竟是不是一個強國?


有這樣一個問題:印度、埃及、蘇丹都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也在發展,但是誰會認為他們是強國?瑞士、瑞典、比利時、義大利這些國家的一大半國土沒有江蘇省大,人口還比不過南京市,但誰會覺得他們是弱國呢?把一個國家建設成強國,僅靠GDP、存款數字、家裡的轎車、冰箱、彩電是不夠的,需要的不僅是軍事、高樓大廈,更需要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要求。平等、法制、公平,但這些概念都是西方的,需要的是中國的禮、仁、義——我們的文化軟實力。


我們熱衷於外國名牌,但這些名牌卻都是「Made in China」,大家花錢卻很自豪,你可能覺得你買的是它的品牌,實際上你買的是它的文化,因為你覺得法國的LV包很時尚、很高雅,你背上之後好像你就擁有法國人的浪漫,你穿上義大利的皮鞋好像你就擁有義大利的華麗,外國人現在靠什麼在掙錢,靠他們的文化。日本的境內還有幾家工廠,美國還有幾家製造業,除了牽涉國民經濟命脈的軍工業,現在全是借用文化在賺錢。過去南京可是國貨重地,砸洋貨的事件都在南京,現在已經沒法砸了,到處都是,我們已經認同了西方文化。我們這個文化如此悠久的國家突然發現自己竟然全盤接受它國的文化了,而我們的文化到哪了?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到哪了?

傳統文化究竟流失到什麼程度


中華名族有一部現代史——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歷史,也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部歷史,在人類歷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民族走過一條這樣的現代化之路。我們在進行現代化的時候是以大舉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是以藐視、貶低、踐踏、毀棄自己的傳統文化為前提和代價的,90年前的五四運動、93年前1916年的新文化運動,包括魯迅,都在講中國人不應該讀線裝書,當年毀棄的線裝書在今天的拍賣會上賣出天價。五四運動時錢玄同就講:新的都是好的,舊的都是壞的;年輕人都是進步的,老的都是落後的,40歲以上的人可以拖出去槍斃了。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的一股浪潮,當時的教育一下子全改成西方的模式,人們都想出國留學,都想到美國、歐洲、日本去拿博士學位,民國政府的國母——宋慶齡女士,英語比中文好,文官武將都說英語。哪裡有一個民族,全民動員,在政府的號召和動員下爭先恐後地毀壞自己的文化,就連俄國也沒有這樣子,斯大林動員俄國人反抗,就以他們的文化名人為理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我們有泱泱文化史,但從傳統角度講,我們已經成了孤魂野鬼,與自己的文化傳統相隔千里。舉個例子,中央電視台著名節目主持人在採訪毛主席唯一孫子——毛新宇時,由於當時毛岸青剛去世,主持人就向毛新宇表示哀悼,他說:「家父去世,我深表哀悼。」這句話通過中央電視台傳遍全世界,家父是自己的爸爸,別人的爸爸稱令尊,如果一個民族連親屬稱謂都亂了,就不用說認不得繁體字了,更不用說讀四書五經了。


還好,我們已經意識到我們要建設文化軟實力,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倉里是有糧的,庫里是有錢的,昨晚我看到一條新聞:中國的黃金儲備超過一千噸;而中國黃金儲備占外匯的儲備量居然才2%,換句話說,中國有太多的外國錢幣,而德國是50%至60%。我們國家非常富裕,因此我們要去建設和發現自己的核心文化,而真正的中國核心文化只有到傳統文化當中去找,所以現在國學很熱,傳統文化很熱。


現在全世界都有這麼一個現象,任何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有這麼一個現象: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不重視,但是當這個社會到達人均GDP接近2000美金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傳統熱。因為2000美金可以讓一個民族過上基本體面的生活,比如韓國、菲律賓及我國台灣、香港以及華人佔據很大地位的馬來西亞、泰國等都是這樣,在人均2000美金之前都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水平認同不高,都認為要向西方學習。


日本當年的口號是「脫亞入歐」,提出這個口號的是明治維新的巨匠,現在日本錢幣上印的就是他。這又引出另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錢幣上不印文化人,這在其他國家也是比較少見的。日本的和服是貴於西服的,日本本國的瓷器貴於西方瓷器,日本本國的藝術品,除了極少像梵高等大師作品外,都基本貴於西方,日本工藝品價格基本與西方持平。而韓國現在對本國傳統文化痴迷到什麼程度?它不僅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還把傳承到他們國家的傳統文化也拿回去當自己的傳統文化,譬如我們現在過端午節,按照聯合國的登記,我們過的是韓國的端午節了。我們現在過的春節說不定過幾年也成韓國的了,因為韓國現在有人在說春節是他們的,它向聯合國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現在去看中醫、吃中藥,沒準哪天就成韓葯了,因為韓國現在認為中醫也是它們韓國的;我們現在說周易、生辰八字,韓國現在正式向聯合國提出申請,周易是韓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韓國人現在認為李白是韓國人;韓國人現在提出漢字是他們發明的……這其中有一點值得我們學習,對傳統文化的重視,當然這種重視有點變味。

而所謂國學熱是在長三角、珠三角、渤海地區,換句話說是在中國現在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中國現在很多欠發達地區沒有國學熱,因此不能樂觀,這是一種虛熱,我們現在的國學熱是一種大躍進式的。我們埋頭苦幹、流血流汗大幹幾年就能把傳統文化復興了?這是天大的笑話!文化建設難道和經濟建設、市政建設是一樣的嗎?現在造一座立交橋,十年之後覺得立交橋老了,當年的設計不合理,我們可以把它推了,再造一座新的,我們可以說新的比舊的好,但如果現在把玄武湖填了,在上面再造一個風景點,誰能說新造的比舊的好?這就是文化的因素,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市政建設都叫建設,但完全不是一碼事。


中國有整整幾代人,是以一種全民的狂熱去毀壞自己的文化的,我們今天要把它恢復難道不需要再花幾代人的時間嗎?何況現在的全民投入程度怎麼可能有當年的全民投入的狀態呢?文化大革命當中號召大家去除「四舊」,誰敢不去,哪個不是爭先恐後?今天哪個單位號召大家一起去學國學,哪個單位能保證大家全去?所以現在投入國學,復興它的精力要比毀壞它的精力要更大。


從《三字經》開始,打好傳統文化的基礎


現在讀經,「四書」里的《論語》是最基礎的經,但現在不是每個人都能讀得懂的,現在每個學者對《論語》同一句話的解釋最起碼有30多種,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對《論語》已經達不成一個共識了。例如,文化大革命時講:孔子壞——專制,儒家講愚民政策。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怎麼會講愚民政策呢?當時講《論語》里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可以讓老百姓幹活,但不能讓他知道道理。這當然是愚民政策了,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和孔子的形象是衝突的,這和儒家的基本精神也是衝突的。今天讀《論語》,很多人還是這麼解釋的,實際上這是我們讀錯了,我們把標點符號點錯了,應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老百姓如果認可,就讓他去做;老百姓如果不認可,就讓他了解。這有什麼地方是在愚民?過去批評儒家,說儒家反動、儒家拍統治者的馬屁、儒家瞧不起老百姓、儒家是有等級觀念,但是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有人又講《論語》里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實際上這句話是:刑不能優待大夫,禮節不能忽略老百姓。

現在有人講,孔子教學「收束脩」,即要交學費,交幾塊臘肉。孔子愛吃臘肉?孔子吃肉,要是肉割的位置不對,孔子都不吃的,一塊肉放三天孔子就不吃了,所以孔子怎麼可能愛吃臘肉。誰說束脩是臘肉?束脩是指束頭髮洗澡,換句話說孔子收學生只收生活能自理的,能自己梳頭髮、換衣服洗澡的人。這種理解當年是清楚的,經過幾十年的混亂變得莫名其妙。現在的人讀《論語》,很玄乎,因為現在的人對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常識已經沒有了。


我認識一位非常值得我尊敬的女學者,她是堅定的女權主義,她不同意「男女平等」,認為是「女男平等」;她不認可「Chairman」,她說:「不是只有『Man』能當『Chairman』,『Woman』也可以。」她又認為孔夫子也有女權主義,而我不認為。她說論語里有:「飲食男女之大欲。」一般解釋為:吃、喝是男女的根本慾望。她讀成:「飲食、男,女之大欲。」她認為:女人的大事就是吃喝,找個好丈夫。但古漢語沒有這麼讀的,古漢語是單音節詞。這樣的例子我能舉很多,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已到這種地步,我們要去復興它,我們難道不該扎紮實實從基礎讀起?《論語》那麼簡單我們都讀不了,退退退,退到牆角,發現《三字經》,這是最簡單的,是過去四五歲的孩子讀的,中國傳統文化讀本中沒有比《三字經》還簡單的了,百家姓、千字文都比他複雜。


我曾在我的朋友當中做過調查,我的朋友符合這麼幾個條件:一、全國一流大學畢業;二、世界二流大學以上博士學位獲得者;三、全國一流大學教授;四、基本都是研究人文學科的;五、年紀和我都差不多。當我說我要去講《三字經》,二十多人不屑地說,《三字經》有什麼好講的,人人都知道。但讓他們背,卻只能「人之初、性本善」,在這二十多個人當中,沒有一個能夠背到二十句的。換句話說,中國現在連人文學科的學術精英、專業教育者都背不到20句,不到10%,《三字經》一共三百多句。想想一門學科,只考了十分,這難道還不讓我們感到驚訝嗎,傳統中國連四五歲的孩子都背得滾瓜爛熟的《三字經》,到了現在連大學教授都只能如此,我們還能說對《三字經》很熟悉嗎?


當然現在也有小孩子能熟背《三字經》,甚至有能倒背的。這說明我們已經開始重視《三字經》,但這些孩子的父母往往不能背,也許他們還是認為《三字經》也只是小兒科,給孩子們玩的,他們不用讀,他們的孩子讀就可以了,《三字經》很好讀嗎?我原先在講《三字經》之前,我也這樣認為,我能倒背,因為文革當中,我的奶奶一直就教我,我想講《三字經》對我算是手到擒來。但是準備講稿,第一句話就難倒了,首先我得告訴大家,「人之初,性本善」出自哪裡?「性相近,習相遠」是孔子講的?這一句是《三字經》的作者講的,孔子不講這些。孟子講,人性有向善的可能性,荀子講的是人性基本為惡,拿一個人的人生經歷來講,誰敢說,人性是善的?孩子生下來要吃奶,有哪個孩子管媽媽累不累?既然「人之初,性本善」,怎麼會「性相近」,應該是「性相同」。這第一句話就難倒我,不知怎麼講。既然人性本善,大家都是好人,則以教育為主,讓座、禮貌等一切應該是水到渠成,不該有監督、不該權力分散,應找一個人,將所有權力交與他,辦事快、效率高,我們要什麼法制?好人需要什麼監督?今天我們仍在找好制度。西方認為每個人都有毛病,認為需要契約規定,要權力分散、制度規定。東西方呈現兩種方式,這對一個民族進程有很大影響。《三字經》的翻譯應為:每個人出生時應該都是善良的吧?應該表達的是一種希望、一種期盼、一種嚮往,表達的不是一種事實吧,而不該翻譯成肯定的。所以說,《三字經》不好懂。


再講「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大家都覺得很簡單吧,可是中國本是父權社會,現在家裡戶口本上,戶主也都是父親吧,為什麼講教育把孟母放在前面,中國歷史上父親把孩子教育成功的例子有一堆,為什麼將孟母教育孩子放在裡面?我的解釋:一、就孟子而言,孟子的父親早亡;二、中國教育的傳統。現在我們知道現代教育有問題,出在哪?就是對這句話的不理解。孟母不識字,但孟母教育孩子。中國古代,教養重於教育、道德重於學問。換句話說,先教你做人,還要有教養,教養主要是母親給的。


中國傳統教育先教孩子做人,然後才教孩子各種技能。我們今天不是這樣,現在重技能教育,各種各樣的培訓班:鋼琴、嗩吶、體操等等。現在的孩子缺「禮」,在復旦的自主招生中,這些孩子都是優秀生,進門知道說「老師好」,很有禮貌,出去都是「砰」一聲,關門聲音很大。為什麼?來考試,學校老師教好的,要給主考老師留好印象,進門要喊老師好。男同學一大半坐在那抖腿,開始以為是緊張,後來知道是習慣,他不知道對尊長不能這樣。一個初中畢業,但非常有教養,一個博士畢業,邋裡邋遢、隨地吐痰,你願意和誰交往?


現在教育問題很大,孩子只要成績好就行。《三字經》里「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講的是要把孩子培養成有教養的人,現在獨生子女的孩子都很大了,小孩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輪流慣著,當爺爺有了孫子後,基本上爺爺變成了孫子,孫子變成了爺爺。現在對孩子重視程度很高,剛懷孕就小心翼翼地胎教。我們一方面很重視孩子教育,但是我們懂得怎麼才算是真正的重視嗎?


孟母的故事告訴我們,家教不在於母親有多高教育程度,而是處世態度、性格和教養的影響。大學者的回憶錄里都是講媽媽對自己的教育,而不是回憶媽媽給自己吃什麼等等。到現在,沒有一本比《三字經》更基礎的讀物適合我們的,我們今天應該踏踏實實、冷冷靜靜地讀讀《三字經》,今天不從《三字經》開始,怎樣打好傳統文化的基礎?


【壇主小傳 】


錢文忠,一九六六年出生,籍貫江蘇無錫。一九八四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梵文巴利文專業,師從季羨林先生。現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電影學院客座教授,季羨林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儒藏》精華編編纂委員會委員。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門立雪》、《天竺與佛陀》、《國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遊記》、《巴利文講稿》等。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開講座,受到觀眾熱烈歡迎。



作者:錢文忠


內容根據錢文忠於2009年4月26日在南京圖書館的講座整理


責任編輯:勤而行之傳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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