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雄風：統一多民族國家地形成及其走向世界的步伐

原標題：秦漢雄風：統一多民族國家地形成及其走向世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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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教育部考試中心高考命題處研究員-----劉芃和北師大歷史系教授、新課標組長-----朱漢國主編而成。本書集專家之智慧，將歷史學科的內容梳理鉤要，以使學習者能夠精到地掌握和科學地運用歷史知識。

小編節選其中的《秦漢雄風：統一多民族國家地形成及其走向世界的步伐》呈現給大家作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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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在今日已是社會常識，然而，追溯這一格局的形成時期，答案卻頗有不同。以西周為其開端者有之，以夏代為其肇造者有之，甚至有人恨不得把它遠推到撲朔迷離的「黃帝時代」。理性地思考我國國家形態演進的全過程，必須承認先秦的國家體制與秦漢相比，有其原始性。為了表示這種區別，有人依時代先後列出「方國——王國——帝國」的發展序列，也有人以「酋邦——早期國家」的模式，重新解讀先秦時期國家的本質屬性。這些各具特色的有益探索，會導向一個結論：嚴格意義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於秦漢時期。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理解和論證：

1．奠定了此後不同時期「中國」版圖的基本格局

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7年)統治時間僅有l5年，是我國歷史上最短命的統一王朝，但卻有著特別重要的歷史地位。這首先是因為它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長達幾百年的割據、混戰局面，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大一統王朝。

公元前221年，在累世經營的基礎之上，秦國最終兼并六國，統一天下，建立規模空前的一統帝國。此後帝國的版圖繼續擴展：在北方，連年用兵匈奴，不僅收復了河套地區，還跨過黃河，在陰山以南地區建立了郡縣統治體系；在南方，對「百越」人(散居於今福建、廣東、廣西、浙江、江西等省區)居住地發起了統一之戰，終於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等「嶺南三郡」，使中央政府的直接轄屬地擴展到東南沿海，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開鑿的位於今廣西興安的「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在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秦的統一，無論是從版圖的幅員廣大、還是從統治的嚴密有效來看，都是此前所謂的「三代盛世」所難以企及的，它真正奠定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根基。

此後，漢武帝的拓地四境，東漢明帝——和帝時期對西域以及烏桓、羌人居住地的苦心經營，對於開發邊疆、推動民族融合，都有其歷史意義。

2．秦漢時期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對後世統一國家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自古就有「漢承秦制」之說，在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法律、職官等領域內考察，這是非常準確的概括。

秦所創設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號、最顯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權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標誌著君主專制制度的確立。它通過朝議和文書、輿服、後宮、陵寢等相關規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倫理制度化，樹立了絕對皇權的統治秩序。故自漢及清，為歷代王朝所沿用不替。

自上而下的專制官僚體制，取代了此前的貴族等級制。中央有以丞相為首的政治中樞機構。丞相是協助皇帝處理13常政務的行政首腦。太尉一職，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為武官之長，地位與丞相對等；而據學者多年來的研究，太尉不見於秦國與秦朝的歷史記載，或是當時根本沒有這一職官，或是虛而不設。御史大夫一職，在秦及西漢的地位十分顯赫。既掌握監察百官的實權，又負責為皇帝起草和傳達詔書；既是丞相的輔貳和遞補者，又對丞相有監視和牽制之實——由此可見是為皇帝的耳目親信之臣。另有習慣上所稱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體政務。

秦王朝全面推行郡縣制，意義同樣重大。前221年，圍繞著如何有效地統治廣土眾民，在秦廷之上爆發過一場不同觀點的討論。秦始皇採納了廷尉李斯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廣郡縣制。郡縣作為中央政府轄屬的地方行政機構，各級長官的任免、考核、獎懲之權，悉操於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與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較，郡縣制把中央集權制的特點給以充分展示。

國家政體在西漢經歷了由「郡國並行」體制向「郡縣制」復歸的演變過程。漢初的統治體制是「郡國並行」制，即「郡縣制」與「封國制」並存。景帝時期突然爆發的「吳楚七國叛亂」，把「郡國並行」體制的潛在危機，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示出來。在平定了叛亂之後，景帝挾戰勝之威，繼續推行削藩政策，剝奪了諸侯王親理國事的權力。朝廷對封國的控制努力，已經大大強化。

漢武帝即位之後，注意設防立制，繼續厲行中央集權。其中，特別是採納了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效果最為明顯。朝廷在允許各王國「推私恩，分子弟邑」(《漢書·王子侯表上》)的名義下，實際是把王國的領地割裂成許多侯國，達到了不事聲張而削藩的目的。此外，漢武帝還以「左官律」、「阿黨法」等立法手段，打破封王與官僚士大夫之間的聯繫，從對人才資源的控制上，堵塞了諸侯王國勢力坐大的通道。

經過景帝、武帝兩代經營，漢初諸侯王國的威勢和地位不復存在，「郡國並行」之制名存實亡，國家政體復歸為典型的郡縣制。

此外，這一時期所設立和完善的法律制度、軍事制度、戶籍與土地管理制度，以及重農抑商政策、思想統制政策，都對此後的歷史產生過巨大的社會影響。

3．統一的政治倫理和價值觀念的建立，使不同民族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特徵

「大一統」的政治理論，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學價值觀念，衝破了學派、地域、民族的藩籬，在廣袤的領土上傳播開來，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民族之間的矛盾甚至衝突，不可能消除，但仰慕中原禮儀文化、增進國家統一意識，也逐漸成為境內其他少數民族常見的精神狀態。漢族及其文化成為國家的主體，已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統一國家的發展，固然與武力征伐有關，但少數民族的親附意識對於國家凝聚力的形成顯然更為重要。漢宣帝時期的龜茲王絳賓，把漢家的禮樂文化照搬到本國，是西域各國中全盤接受漢文化的代表人物(《漢書·西域傳下》)。曾與西漢政權長期兵戎相見的匈奴，也出現了貴族首領人物親附中央政權的動向。漢宣帝——元帝時，呼韓邪決策附漢，並迎立王昭君為閼氏，對此後的漢匈關係影響深遠。東漢時期，內附於漢王朝的南匈奴，主動維持著對漢的藩屬關係，單于上書章帝，自稱：「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報效之地。」(《後漢書·南匈奴傳》)對漢廷的依賴之心和感戴之情溢於言表。東漢時期的西南夷和西域諸國，對漢政權與漢文化的認同感更為典型。西南夷的「慕化歸義」之舉時有所見，特別是明帝時白狼等百餘國舉種歸化，更是一時盛事。東漢朝廷一度決策放棄西域，班超奉旨內還時，一批西域首領人物，抱持馬腿阻止，哀泣請求「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後漢書·班超傳》)。班超父子經營西域的成功，與善於調動西域的親漢情結直接相關。

境內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不斷深入，出現了相互交融、共同創造新文化的局面。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交融，構成了秦漢歷史上富於生命活力的輝煌篇章。讓我們從最具直感性的樂舞來加以體悟：漢武帝時，樂舞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範圍更為廣泛。其它部族的大量樂器如橫笛、琵琶、箜篌、笳等融人華夏古樂之中，大大豐富了樂舞的表現手段。源出於北方匈奴之地的鼓吹曲，在吸納了漢族民歌之後，很快成為軍樂並被廣泛演奏於郊祀、儀仗、宴饗、喪葬等不同場合。來自西域地區的橫吹曲，保持了以鼓角、橫笛為主要樂器的特色，有強健悲壯的樂感，故一直被作為軍樂而使用。東漢桓、靈二帝之時，政治上陷入黑暗，但在吸納異域樂舞方面，卻表現出令人稱異的開放性，胡服、胡物伴隨著胡樂、胡舞盛行於漢家腹地。極具影響的《胡笳十八拍》，不論是否出自蔡琰之手，都只能是胡漢樂舞長期交流之後的結晶。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經過秦漢統一帝國的熔煉而凝結為一，它與政治的統一是相輔相成的。秦漢之後，統一多民族國家成為我國歷史發展的主導模式，也表現為一種人心所向的必然歸宿。即便是在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之下，「華夏必定走向統一」也是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意識。誰擁護統一，為統一貢獻力量，就會得到民眾的擁戴而青史流芳；反之，誰阻礙統一，延續割據，就會被民眾所唾棄而遺臭萬年。這種格局的確定，是秦漢歷史時期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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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代，中國開始了走向世界的進程

先秦時期的歷史無論如何波瀾壯闊，其活動舞台卻是局限在有限的地理單元之內。除了周穆王遠遊見西王母的神話傳說、《山海經》對海外風情撲朔迷離的記載、「大九州」關於地理劃分的天才臆說之外，沒有可信的記載表明華夏古國對異域世界有真正的了解。這說明它與東西方國家、地區的交流，如果有的話，也是極為有限的。到了秦代，秦始皇一方面「為自己統一了中國人所知的全部文明世界而深感喜悅」，另一方面受燕齊方士的影響，深信在大海之中存在著有「不死之葯」的仙島，這是他派遣徐市(福)等人「前往海上尋找蓬萊、方丈和瀛州幾座虛構的島嶼原因所在」(《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l992年版，406頁)。這反映出在秦始皇時代，「海外地理」正經歷著由方士傳說到探險尋求的轉變。

到漢代，特別是漢武帝時期，出現了全新的局面。國家版圖的擴展、對外交流規模的擴大、世界性文化中心地位的確立，都與漢代的進取、探險精神以及開放的意識直接相關。漢武帝為了解除來自匈奴的軍事威脅，做了多方努力。張騫是以大一統王朝使臣的身份開闢域外交通路線的第一人，他的探險直接產生了「絲綢之路」而造福當時，澤及後人。「鑿空西域」的史家讚歎，準確地道出了他奉使出行的歷史貢獻。

張騫首次出使肩負的政治使命是，聯絡與匈奴有宿怨的大月氏回師東進，與漢家夾擊匈奴。大月氏因為遷居之地物產豐富，無意為復仇而與匈奴開戰，決定了張騫之行無法如願。但他十餘年的出使，耳聞目睹了西域各國的情況，當他向漢武帝報告之後，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視。此前為中原王朝所知甚少的域外風情，堅定了漢武帝繼續經營西域的決心。「開西南夷」是開發雲貴Jil高原的果敢之舉，實際是為了尋求通西域的民間通道。張騫的第二次出使，以聯絡烏孫國為主要目的。使團的規模和攜帶的物品更為可觀、成果更為巨大。烏孫、大宛、康居等西域諸國，先後與漢王朝通使、通商，使節往來和民間貿易持續不斷，實現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大範圍交流，鑄造了絲綢之路的輝煌。漢王朝的聲威，遠揚異域；漢文化的傳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漢代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國度，而是世界交通網路中的東方中心，都城是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鎮；「絲綢之路」成為連接東西方兩大文明中心的通道，大量的探險家和商人，沿著使臣開闢的路線，絡繹不絕地奔波往返，各地的物質產品與精神成果，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它給世界歷史的進程，打上了明顯的烙印。 以東南沿海港口為出發地的「海上絲綢之路」在漢代也已形成。近年間，有學者依據考古材料得出結論，它不僅聯繫著日本、朝鮮等亞洲國家，還與更為遙遠的西方世界建立了直接的聯繫，甚至推測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路線，可能不是傳統上認為的西北陸路，而應該是沿「海上絲綢之路」而來。其影響之深遠，自然不言而喻。

漢代的中國，是以全方位開放的姿態和胸襟，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吸納色彩各異的文化元素，走上了直接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的道路。

讓歷史走入人心，用教育啟迪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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